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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說書098】作家張戎:講具體故事,用細節說話,準確明白,達意而已

我選擇傳主,是基於對他們的強烈興趣,有探索他們真相的強烈願望。而我的寫作原則是:講具體故事,用細節說話,準確明白,達意而已。

作家張戎這樣說道。

自張戎的第一本書《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於 1991 年問世後,至今已過三十個年頭。對她來說,這不只是她撰寫的第一本書,而是讓她走上作者之路的一本書。

張戎寫這本相當厚的書只花了兩年多時間,早在潛意識中就積累多年的醞釀,經母親故事的啟發,滔滔湧出,很自然,沒有刻意構架雕琢。這本書把個人與歷史、兒女情與家國事揉合在一起,形成了張戎的風格。

《鴻》的成功,給張戎帶來了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自由」。她不必考慮生計,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寫作,無論需要花多少年寫一本書都沒問題。

《毛澤東》作者張戎(前排右一)一歲時坐在奶媽腿上與家人合影。後排右一即為在閱讀上影響她至深的父親。收錄於《鴻》一書當中。照片由麥田提供

《鴻》出版後,張戎的下一個計劃,便是要寫毛澤東的傳記故事,這是她在撰寫《鴻》時便萌生的想法。也因為《鴻》的成功所帶來的名氣,讓她有機會得以採訪國際政要以及其他幾乎所有她們希望採訪的人。

於是,自 1991 年開始,張戎和她的丈夫喬.哈利戴便開啟這條撰寫《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漫長的路。

為了深入了解毛澤東,張戎和喬採訪了近百位人士,有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有毛澤東身邊的親信,全都在《毛澤東》一書最後的「採訪名單總覽」,可以見得此工程之浩大。

對張戎來說,每一次的採訪都是難忘的故事,像是 1993 年她們親自前往馬尼拉,採訪當時菲律賓的第一夫人—伊美黛.馬可仕。她與丈夫在 1986 年因為「人民力量革命」爆發而流亡,她說:「我們也曾有過天安門(事件),只是我們沒有開槍。」

後來,伊美黛同丈夫於 1974 年訪華,在文革那個反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時代氛圍下,初次見到她的毛澤東,竟然捧起伊美黛手吻著,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個稀鬆平常的打招呼方式,但在當時的中國,簡直不可能呀!因此,毛的攝影師遲遲不敢拍照,不過新聞紀錄片的攝影機沒有停,記錄下了這個場面,也收錄在《毛澤東》一書中,展現他「真實」的一面。

張戎文中所述,1974 年毛澤東親吻伊美黛手背的罕見照片,收錄於《毛澤東》一書當中。照片由麥田提供

除了採訪數百人,為了撰寫這本書,張戎和喬也閱讀了大量的史料與檔案,其中不乏極其罕見及難以取得的資料。

前蘇聯可以說是毛澤東的史料寶庫。在莫斯科指揮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時候,這些黨的所有文件,都要呈送莫斯科。北京專門收藏中共歷史文件的「中央檔案館」,許多史料還是當年蘇共領導赫魯雪夫送給中共的。

張戎與喬在研究毛的時候,正值葉爾欽總統執政,他打開了俄羅斯檔案館的大門使得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歷史都要重寫,而懂得俄文的喬年復一年,在史料寶藏中耕耘。

除了俄羅斯檔案館,保加利亞檔案館是較少人知道的,喬在那裡找到一張毛在收到莫斯科三十萬美金援助後親筆簽的收條,可說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相比俄羅斯、保加利亞,由於中國的關鍵檔案館不開放,要取得史料當然有重重障礙,但不是不可逾越。

八十年代胡耀邦執政時,各檔案館,包括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了以現代史上各個重要事件為題的文獻史料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都有以史料為基礎的詳細年譜。還有很多基於史料的人物傳記、回憶錄等等。

除了上述這些,還有一些較為罕見的史料,像是毛的妻子楊開慧八篇詩、文、信手稿,記錄了1927年毛離開、遺棄她的故事。從這些手稿中可以感受到她對毛的愛情,感覺被毛拋棄的痛苦,和對毛忍心丟下三個兒子的傷怨。

楊開慧把它們用蠟紙包好,藏在老屋牆壁的泥磚縫裡和屋簷下,直到1982、1990年兩度修繕老屋時發現。其中五篇一直秘而不宣,有一篇,《六歲到二十八歲》,是她感覺自己可能被捕、反思一生的陳述,以表達她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徹底失望而結束。所有手稿,張戎都有幸得到。

回首那些「上窮碧落下黃泉」地追尋史料的日子,讓張戎遺憾的,是無法感謝那些幫助她的人。書出版後,因為怕連累他們,張戎沒有跟他們聯繫致謝,「謝辭」中也沒有他們的名字。但張戎知道他們理解她,而他們對她也沒有要求,只希望通過她讓真相問世。

在追尋這段「真相」的過程,對張戎來說,最困難的莫過於撰寫「大躍進」的這一段,要搞明白在1958-61之間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到底是怎麼回事,是為什麼。

在經過多年研究她終於得出結論:毛有一個「夢」,在他有生之年把中國建設成軍事超級大國,讓世界上的人聽他的話。為此他從蘇聯、東歐進口整套軍工技術、設備。但他對經濟無知,又極度自私,只顧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夠享受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一心貪多圖快,用極其浪費(如全民大煉鋼鐵)的方式來搞建設,這就是「大躍進」。購買整套軍工技術、設備,毛的付款方式是出口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糧食和其他食品到蘇聯、東歐。他在大饑荒之前早就明白,這樣一來,數千萬中國人會餓死,但他毫不在乎。

張戎說,得出這結論不容易,是因為她面對一個遠遠超出想像的邪惡。事實上,寫這部書的過程,就是一步步更深地了解邪惡的過程。

大躍進宣傳海報(source: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最終於 2005 年出版,可想而知,這本書因為政治原因受到封殺、攻擊,這是張戎完全無法掌控的,只能「隨它去吧!」

然而,對學術上批評與質疑,出版前張戎曾一度抱有熱情的期望,想像著基於對史料的不同解讀進行的辯論,感覺還挺愉快。結果讓張戎很吃驚的是,海外中共問題學者的批評質疑,竟然是指責她們把毛說得太壞了。批評者出了一本集子,標題是:《毛澤東真的邪惡嗎?》。

對這些執意為毛辯護的人,張戎感到無語。已經有那麼多他們也並不否認的、血寫的事實公諸於世了,再去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辯論,就好像是爭論希特勒、史達林、波爾布特是好人還是壞人。她決定不要浪費時間,集中精力寫下一本書,研究慈禧太后去了。

對張戎來說,她的書是講具體故事,用細節說話,準確明白,達意而已。

《毛澤東》作者張戎照,攝影:喬哈利戴。照片由麥田提供

如果說寫作是張戎的一生,那麼閱讀便是滋養她的養分,然而,也許是因為經歷過文革,讓張戎更加體會到「書」的難能可貴。

「閱讀是我的從小的愛好,這跟父親的培養有關。書就像他的生命,他把所有餘錢都用來買書,書房裡的書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小時候進他的書房看書就像恭敬地進入聖殿,要先洗手才能翻書,怎樣翻有許多考究,比如要輕輕地提起朝外的書頁一角,而不能在靠近裝訂的地方翻,以防書頁不小心撕破。」

然而在張戎 14歲的那年,文革開始了,所有的書都成了「毒草」,全國上下掀起燒書狂潮。父親的藏書被燒的經過,父親不可遏止的的極度痛苦,以致最後精神失常,都是張戎親眼目睹,揮之不去的畫面。

1973 年,大學在關閉多年重新部分開門,張戎進了四川大學學英語,開始用英文看了一些名著,例如:奧爾科特的《小婦人》、珍 · 奧斯丁的巨作等等。

有趣的是,雖然圖書館在文革中也被查抄,但損失的主要是中文書,英文書反而被保留了下來,不過還是被翻了個底朝天,圖書管理員每每都得從一堆堆亂書裡找出張戎要的書,但他們非常樂意幫助她,畢竟愛書的人之間,都有一條無形的紐帶。

閱讀與寫作就這樣陪伴了張戎的大半輩子,而這一、兩年因為疫情而隔離在家的她,也開始讀之前讀得少的作品,像是從馬塞爾 · 普魯士到約瑟夫 · 康拉德,從亨利 · 詹姆士到喬治 · 艾略特,真是讀了一個痛快。張戎說,隔離中有這些大師們作伴,沒有感到多少痛苦。

《毛澤東》作者張戎照,攝影:張小鴻。照片由麥田提供

受訪者

張戎,1952年出生於四川宜賓,文革中做過農民、翻砂工和電工。1973年就讀四川大學外文系。1978年留學英國,1979年入約克大學專攻語言學,1982年獲博士學位,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位獲英國博士學位的中國大陸人。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為該院榮譽院士。目前作品有:《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