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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機緣開始製作臺灣故事相關內容？
大約在六年前，我們開啟了「臺灣記憶 IP 計畫」，同時間「少了一個之後」與「國際橋牌社」也同步進行。當初要做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覺得再不做、再不保存這些故事，老人家們也都漸漸要走了。
但是必須要說，當時開啟計畫的環境不太對，那時還是馬政府兩岸一家親的時代，但我們要做的議題，就是會觸碰到這樣的敏感神經。除了資源不好找、沒有地方願意播出，最大的困難點在於：「臺灣人的自我審查到底是不是結束了？」，外界可能會有人批評我們是在消費歷史，受訪者也很多不願意回想那樣不堪的記憶。
我們「臺灣記憶 IP 計畫」有句口號：「民族或國家若沒有記憶，就沒有血性與根性」，如果你不知道你過去是誰，你就沒有典範，不是只有臺灣，各國都是如此。我們的影視作品、紀錄片，最終的目標受重，是那些「沒有這段記憶」的人，我們希望即使沒有經歷過那些時代的年輕人，也能在觀賞我們的作品時，產生共感。不過，光是紀錄片，還是很難做到這些。
為什麼選擇做歷史實境劇？
一直以來，做口訪記憶的人不少，但是看得人很少，有感的又更少了。我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讓年輕人產生共感，如果能用情緒傳遞，那當然是最直接的，於是我們決定開始製作歷史實境。
歷史實境劇和紀錄片最大的差別在於，它不是「重演」，而是在現代人「無預警」的防備下，直接活生生地發生在他們眼前的「意外」，當下的情緒絕對是最真實的。
我們第一次做，是 2018 年做的「八堵車站無差別殺人事件」，當時面對了很多困難，包括申請場地、法律風險、觀眾反應等等，這些都很難預測，我們當初也是挫折絕望滿滿，心想：「我就爛命一條」，但，當絕望到谷底時，卻又成功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幫忙。
第三次申請八堵車站時，不知道為什麼就通過了，演出當天也非常順利，每個環節都超乎想像的好，就這樣完成了第一次的歷史實境劇。這個新創的嘗試，讓我們確立我們團隊講歷史故事的方法，而且很開心的是，我們成功引起社會大眾的討論，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聊聊《國際橋牌社》的製作故事？
《國際橋牌社》這個計畫，其實六年前就開始了，但如前面所述，一開始真的遇到很多困難，我們也時常懷疑自己：「真的做得出來嗎？」。
一直以來，臺灣以政治為題材的作品很少，如果有，也大多是很隱晦的，《國際橋牌社》可以說是第一個這麼直球的政治劇。史料通常都非常豐富，但是以此為主題的小說卻非常少，再加上因為臺灣的近代史取材有一定困難，又因為時代接近難以去針砭，總之，真的是困難重重，要自己寫原創劇本，也要想辦法搞到經費。
不過，很高興最後還是成功了，而且也得到不少回響，我們目前已經準備開拍第二季，也準備做一整個「國際橋牌社宇宙」，並持續往周邊發展，像是手遊、漫畫等等。
對影視產業前景的看法？
不管是八堵車站、還是湯德章的歷史實境劇，我們都得到很大的迴響，畢竟這個模式是一個最有渲染力的方式，並且可以帶動其他作品的發展，我們也樂見很多藝術工作者，因此有了新的想像跟啟發。
不過，我們的最終目的，不只是製作「作品」，而是要把成功的模式「複製」，為整個產業開發可行的商業模式，這樣才能走得長久。
以《國際橋牌社》來說，我們除了有影視作品，也搭配了紀錄片，甚至有桌遊、書籍、衣服等周邊產品，我們讓整個產業鏈都能賺錢，這樣就能一直持續下去。
受訪者
汪怡昕，1970 年出生，世新三專部電影科技術組，現為馬克吐溫影像公司負責人，創作範圍包括文字、攝影、編劇等，從事紀錄片、廣告、電視節目執導工作。作品有《少了一個之後—孤軍》、《少了一個之後—微光》、《哲人—總統李登輝紀錄片》、《國際橋牌社》等等，希望可以透過影像讓這片土地上的歷史與技藝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