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牧羊人的讀書筆記》，印刻文學，2020。
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杜芙若（Esther Duflo）（以下簡稱 B&D）2019 年拿到諾貝爾經濟奬，其實背後有不少爭議。國內的評論者大都「與人為善」，或是與這兩人熟識，所以沒有提及這些爭議。這些爭議涉及研究倫理與通識判斷，值得關注。
B&D 二十年來專心做「實驗研究」，把開發中地區的政策執行對象區分為兩組，然後計算「對照組」相對於「控制組」的各項數據，例如工作表現、輟學率、孩子學業成績、嬰兒死亡率等。許多研究已經進行了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更長。
為什麼繼續實驗下去呢？原因或許是因為統計上、科學上結論還不顯著，或許是因為邊際效果還不夠強，或是「這樣的論文還發表不了」，還要再累積一些證據。經年累月，這兩人已經成為著作等身的發展經濟學大尾了。
《窮人的經濟學》的暗黑面
在他們撰寫的書《窮人的經濟學》中，兩人描述了若干實例。例如，控制組給予真正的鐵質養分，對照組給予「安慰劑」，然後計算兩組服用者的工作表現，得到「鐵質對工作的邊際貢獻」。
這樣實驗研究的爭議是：鐵對於身體健康、營養體力的貢獻，食品科學的文獻應該一籮筐，還有必要再這樣實驗一下嗎？我們提供窮人鐵質，目的當然是要改善他們的健康，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健康改善之後邊際產量能夠增加多少，有那麼重要嗎？這研究有那麼偉大嗎？
再如，他們為了驗證印度的「菁英偏見」，將老師隨機分派到「前段班」與「後段班」，然後再訪問、調查老師的反應。他們的目的，是要證明印度的確存在「菁英偏見」。但是這樣的驗證，有意義嗎？把老師隨機分派到不同的班級，合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嗎？學生的權利，有納入考量嗎？那些對照組的學生家長，有權利拒絕實驗嗎？印度「種姓」制度嚴重，幾乎是普通常識，難道這個社會會「菁英觀念淡薄」嗎？
幾十年來，我都關心台灣的教育。我無法同意任何違反「因材施教、適性教學」的教育，當然也反對為了某個「實驗」研究，而把學生當白老鼠。學生的童年只有一回，怎麼可以為了某個學者的研究而糟蹋？
微型創業只看利潤嗎？
又如，兩人研究結果認為，尤努斯（Muhammad Yunus）微型貸款的成效普普，主因是申請貸款的「只有」人口的 27%，而做小生意的「只有」21% 申請貸款。B&D 卻沒有說明，為什麼 27%、21% 是「低」比例，所以不算成功？一個計畫要 50% 以上的人加入，才算成功？
兩位教授在許多地方都指出，微貸創業「成功」的定義，至少其經濟利潤要是正的。這種以經濟利潤作為「成功」的唯一定義，令人難以苟同。我的親戚開個網路接單的甜點工作室，月收入也許只有 4 萬，而她去做其他工作可以賺 5 萬，所以機會成本是 5 萬。依照經濟學家的算法，她的利潤是負 1 萬，是「失敗」的創業。
但兩位經濟學家顯然不了解在開發中地區被壓抑年輕人的苦悶。他們的創業，有自我實踐的喜悅、有時間調配的自由、有不受上司臉色的解脫。B&D 為什麼只看經濟利潤的正或負呢？微型創業的未來，一定要往大型企業擴張、賺大錢，才算成功嗎？日本「握壽司」的鼻祖一天堅持只招待十幾位客人，規模小到迷你級，他算是失敗還是成功？
天啊！鬥殺地主是「土地重分配」
此外，兩位經濟學家對於經濟發展的大視角，也令人不敢苟同。他們在書中提到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有些國營事業悄悄地把土地、廠房、設備「移轉」給員工，於是「員工有樂觀的想法，……他們之中最有天分的人最後能夠創立夠大的企業，並反過來聘用其他的員工。」
他們以上的論述完全忽略：中國與前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私有化最大的爭議，就是那些「移轉」，十之八九是共產黨高官與太子黨的掏空、舞弊，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送給少數高官裙帶。這樣的經濟發展，是完全沒有正義理念的扭曲發展，但它居然是兩人心目中的樣版，昭昭形諸文字，令人瞠目結舌。
B&D 兩位學者也提到中國 1950 至 60 年代的「土地重分配」，說它可能使「中間階層的農民得益」。他們是我認識的唯二經濟學者，把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地主清算、殺人無算，以「土地重分配」這麼美化的名詞去描述的。他們是不食人間煙火嗎？
70 年前的中國土地確實分配有問題，但依據毛澤東自己的估計，1950 至 1960 年間的清算地主，至少殺了兩百萬人，其他被虐待、入獄、遊街、毆打、被迫自殺的，更是不計其數。對 B&D 而言，兩百萬人被虐被殺不算什麼，因為那叫做「土地重分配」？分析血淋淋的階級鬥爭，怎麼可以用「土地重分配」這麼荒謬的立論？這種說法，與中共中宣部的小科員，真是若合符節，但這兩人卻是諾貝爾獎得主。
政策研究的倫理前提
經濟發展課題最基本的核心，是人文關懷，而不是計算「某種試驗的邊際效果」。但是有些經濟發展的教授，往往只是要發表文章，不管其他。計算邊際效果如果沒有一點通識教育的視野、沒有公平正義的理念，那就是「不見樹木，只見輿薪」。計算邊際效果如果侵犯基本人權，更是根本不該進行。
生命科學與心理學都常有實驗，例如用小鼠、腺蟲、果蠅實驗。但是許多人都了解，一旦用大鼠做實驗，真的有點不忍心，遑論是猴子實驗、貓狗實驗。也因為如此，生命科學研究都有倫理檢驗，不通過的根本不准做。
但是政策研究，往往只要說服鎮長、區長就做了，居民莫名其妙地就被歸類為控制組或對照組，領到「真的鐵質」或「假的鐵質」、孩子被分到「適任老師」或「隨機派任老師」，也糟蹋了他們的學習興趣。這樣的研究，能通過倫理檢視嗎？
兩位教授的基金會網頁，把研究倫理說得四平八穩。但觀其所著所述，我實在覺得差距超大。當然，經濟政策「有沒有效」非常重要。兩位 MIT 經濟學家發明的方法，創造真正的隨機抽樣，計算出來的「邊際效果」的確最精準。他們批評發展經濟學的前輩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有若干政策建議是錯的、糟蹋錢的，有時的確如此。
但薩克斯若干「錯誤」的建議，也許背後有一些惻隱之心吧！政策建議錯誤當然不好，但是把清算虐殺地主 200 萬人詮釋為「土地重分配」，這種詮釋錯誤，更是令人髮指。
政策實驗該是冷酷的嗎？
正港的科學，絕對是冷酷的。但是經濟學是「正港」的科學嗎？我並不反對實驗經濟學。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實驗，有些卻讓人覺得是為研究而研究，不是為解決經濟發展、脫離貧困而研究。像鐵質有益健康、有助體力，食品科學的證據鋼鐵般堅強，哪裡還需要多此一舉的研究？他們只是硬把人分兩組，以便計算「邊際效果」，寫成論文發表，這樣做，令人難以認同。
另一類對兩位經濟學獎得主的批評是研究方法。絕大多數的研究都要經費。社會科學中的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尤其要花錢。但是花錢事小，有時候花錢都未必能做田野、做訪調、做實驗。
大約 30 年前，美國某大學心理學系的博士班學生要做「年幼學習珠算是否會影響五年、十年後的學業表現」，就到台灣做實驗。關說大員之後，台灣教育當局全力配合，將轄內所有小學生隨機區分為兩組：有的學珠算、有的沒學珠算。然後，用教育當局的戶籍資料追蹤學生，看控制組與對照組學生五年後的表現，依美國大學研究團隊的需求，記錄之、整理之、寄送之。
誰有「權力」做實驗？
這個計畫需要的經費不多，台灣政府的配合才是關鍵。然而誰能促成教育局的配合？也許是美國在台協會，也許是 Fulbright 基金會。但是無論如何，台灣教育當局用公權力完全的配合實驗，其資料只會提供給美國研究團隊，也只可能是這一個團隊的研究成果。這樣有什麼不對勁呢？我說不上來。但是，這是一種「特權」研究。
看 B&D 兩位學者的研究，特權感覺就更強烈。基本上，他們不是在一地一區做「政策實驗」，而是在全球各地做實驗，把一拖拉庫的開發中國家的一拖拉庫鄕鎮，都依照他們的研究需求，區分為控制組、對照組。這背後有多少特權？又有幾個人做得到？
特權研究的問題是：別人沒有辦法重複，或是很難複製，以驗證或是反駁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兩位學者也許沒有壟斷資料，但別人真的很難有機會駁斥其結論。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說，科學就是提出「可被檢證或棄卻的假說」（verifiable or refutable hypothesis）。B&D 這樣的研究，是否能符合科學的要求呢？
大制度不改，小實驗能有效嗎？
有人說，他不佩服馬雲、任正非，因為他們的產業在中國都是特許行業，都不准外國業者進場比拚，都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市場競爭；他們的成功是共產黨保護的結果。
類似的推理結論是：能夠在全球十幾個國家到處做「政策實驗」的，真的是令人欣羨的超級大咖。他們的研究頗有可觀，但是就像馬雲、任正非的財富，令人羨慕，卻不那麼佩服。
兩位學者的 MIT 同僚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其知名著作是《國家為何失敗》，結論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在「制度」，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極難改變，所以經濟發展問題極難解決。
B&D 兩位將上述結論描述為「悲觀論」，而他們自己則是樂觀論，認為制度即使改不了，小政策還是有改善空間。這，也許就是作者隨機分組測驗的立論基礎。但是，林相、樹相完全改不了，只是重新排列輿薪的角度，這是為了經濟發展，還是為了經濟文章的發表？我是沒有確切答案的。
大家都是 RCT 的受害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9 年 10 月發布，同年 11 月 23 日，《經濟學人》也有一篇文章批評 B&D 的研究，內容與我的觀點若合符節。《經濟學人》指出，B&D 提倡的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ail, RCT），研究野心太小，無關大局。有些實驗在肯亞做是一種結論，在巴基斯坦做是另一種結論，完全無助於肯認政策效果。
該雜誌評論文章最後提到：「經濟學家根本解決不了貧窮問題；也正因為他們解不了貧窮問題，所以他們才有那麼多『貧窮研究』可以做！」最後這一段，駡得真凶！只是 B&D 招來一頓批評，不但自己挨批，還把整個經濟學界拖下水，我自己也覺得受到池魚之殃。
古人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照《經濟學人》的批評，反而是一人得獎，經濟學界卻被看扁了。我想 B&D 得獎的真正傷害，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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