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與她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

上帝在關注，時間在流逝。死亡在追逐，永恆在等待。──耶什科特萊的墓誌銘

今年以小說《航班》（Flight）甫獲英國曼布克獎的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是波蘭當代極受矚目的作者。她於 1996 年以長篇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Primeval and Other Times）獲波蘭權威文學獎「尼刻獎」，進而奠定她在波蘭文壇的地位。

擁有八十四則時間的太古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由八十四則名為「……的時間」的敘述觀點組成一部「太古」地區的線性時間發展史。這些時間分為四層結構：包含小說角色、物體、大自然萬物以及遊戲規則。《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是一部關於無窮與四重性的小說，它尤其強調這當中的循環時間變化與無窮複製特質，諸如春夏秋冬、東西南北、酸甜苦辣、《聖經》天使基路伯的四副面孔、四個先知、幾何圖形、時間四種形態等。這些四重性讓世界變得更清晰，卻也讓事物間的界線更加模糊。朵卡萩所要指出的，無非是在經歷各種戰禍災難之後千瘡百孔的世界，仍有一種所謂「宇宙秩序」的存在，這些是生命的繼承、時間的延續。

小說既是以太古為名，首先便是為太古立座標：「太古是個地方，它位於宇宙的中心。」一開始，小說便直接以空間定錨方式挑戰讀者對現實地理空間的想像。太古在哪？在宇宙中心。宇宙呢？身為宇宙一份子的地球讀者，霎時還真無從想像起宇宙究竟在哪裡。然而奧爾嘉的作品始終是基於對在地情感而生，因此接着她便仁慈地提供更多線索來建構這套虛擬卻有實際指涉的太古地理學：

太古北面的邊界是條從塔舒夫（Staszów）至凱爾采（Kielce）的公路；南面邊界的是小鎮耶什科特萊；西面邊界是沿河的濕草地、少許林地和一幢地主府邸；東面的邊界是白河，白河將太古的土地與塔舒夫分隔開來。這四個邊界分別由四位天使守護。

塔舒夫與凱爾采皆是波蘭東南部的城鎮，而奧爾嘉的出生地蘇萊胡夫（Sulechów）則在距離兩地車程各兩小時以內的地方。從現實地理知識中，讀者大概能揣測太古位於波蘭境內，並距離奧爾嘉的故鄉不遠，然而卻也僅止於如此。

奧爾嘉擅於使用《聖經》典故、斯拉夫神話、波蘭傳說作為作品中許多角色功能或者情節設計的根據，並予以變形或諷刺。奧爾嘉尤其着重刻劃女性自主與情慾的展現，以及對於異人、畸形、邊緣角色的關懷。可以說，是這些宗教與文化敘事造就了奧爾嘉的故事，然而，是奧爾嘉的批判性選擇把波蘭文學從長期的政治宣傳文學中解放出來，奪回在地意義，重新賦予價值，進而也為自己的文學找尋歷史定位。

事實上，波蘭在十五世紀之後，為當時歐洲最強大國家之一。然而在 1772 年起，波蘭三次受到俄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三國瓜分，成為他國領土，長達一百二十三年消失在歐洲地圖裡。《太古和其他的時間》便從這消失的一百二十三年寫起，因此，流經太古的兩條河：黑河與白河，在磨坊處匯聚時，便索性不再另外命名，只被稱為「河」。然而河來自於黑河與白河的灌溉，「黑河水深而幽暗，時常氾濫成災，白河水淺而歡快，在沙礫地沖刷出廣闊的河床。」黑與白的象徵也許取自《創世紀》：「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然而黑與白的設定更接近斯拉夫神話中的黑神與白神。黑神（Chernobog）代表黑暗與悲哀，與白神（Belobog）代表的光明與太陽相對立。

一戰爆發：太古成為戰場

1914 年一戰爆發，波蘭成為德奧與俄國的戰場。小說中其中一位男主角米哈烏便因此離開太古，代表俄國參戰，留下妻子格諾韋法與即將出世的女兒米霞。在戰爭持續的期間，太古與其鄰近的城鎮耶什科特萊風景乍變，戰爭成為日常話題，平民為躲避炮彈襲擊紛紛逃亡，「誰也不知究竟是俄國人更壞還是德國人更壞。」1918 年一戰結束後，波蘭於該年 11 月 7 日成立聯合政府，使滅亡了一百二十三年的波蘭重新獲得自由和獨立。

波蘭的獨立讓小說另一主角──失去信仰的地主波皮耶爾斯基重新振作起來。波皮耶爾斯基參與了開展社會的工作，他走遍全國，組織首次議會選舉，成為幾個協會、兩個政黨的創辦人。然而當 1919 年小憲法通過時，波皮耶爾斯基生了場重病，病癒後他的世界重回崩壞的景象，獨立與憲法再也幫不上忙。後來波皮耶爾斯基從一位猶太神父那得到一個名為「虛假希望」（Ignis fatuus）的環形迷宮棋類遊戲盒。遊戲將規則分為以八個迷宮環繞而成的世界，每個世界都有獨立的特徵。八個世界的特徵是根據《創世紀》故事加以改編、變形而成，若是細究這些設計，不難看出奧爾嘉對於基督教信仰既崇敬又心存懷疑。

1919 年，米哈烏自遠方的戰場返回太古。「他回到住屋，大着膽子衝格諾韋法瞥了一眼。她沒睡，望着他，說道：『米哈烏，沒有任何男人碰過我。』」事實上，在米哈烏離家的這幾年，格諾韋法愛上了在自家磨坊工作的猶太青年埃利，並在米哈烏返家不久後，誕下畸形男孩伊齊多爾。格諾韋法的回應既出自對合法丈夫的忠誠宣示，也來自對自己作為合乎規範妻子的重新肯認。這與格諾韋法愛上埃利的事實並不違背，在現實層面上，格諾韋法更需要米哈烏，因此，她只是沒讓米哈烏知道，「沒有任何男人碰過她，除了埃利」。奧爾嘉透過女性角色對貞潔的主動宣稱，反轉了父權社會對婚姻女性出軌後原有的批判與懲罰。

類似的反轉也可從小說另一位女主角麥穗兒的身上看見。麥穗兒是太古知名的「蕩婦」，她無業，她用身體與已婚男人交換日常所需。

麥穗兒從來不肯按一般男女的方式躺倒在地上。她說：『幹嗎我得躺在你的下面？我跟你是平等的。』她寧願靠在一棵樹上，或者靠在小酒店的木頭牆上，她把裙子往自己背上一撩。她的屁股在黑暗中發亮，像一輪滿月。

麥穗兒後來在生產時，甚至因神的降臨而成為治癒者的角色，她以身體習得知識，她用這種知識接受太古所有的痛苦與希望，她甚至成為太古唯一一個能看出滲透萬物力量的人。

1939 年秋天，德國希特勒突然向波蘭發起進攻，短短十數天之內德國法西斯便佔領波蘭，隨後便是近年人類悲劇的猶太大屠殺。小說中，德國軍官庫爾特在德國佔領波蘭後來到太古。太古的孩童見到庫爾特，「有時還抬起胖呼呼的小手，含混不清地說一聲：『哈咿希特拉！』」模仿德國士兵呼喊希特勒萬歲的發音作為招呼。庫爾特曾多次幫助黨衛軍部隊鎮壓耶什科特萊的猶太人，職責所在，庫爾特曾下令朝瘋癲的婦女開槍，只要他不被派遣到前線去。

有一次，庫爾特及其部隊正尋找猶太逃亡者時，格諾韋法親眼見到德軍拼命將猶太人往車上塞，不久，她看到埃利。埃利牽着自己的兒子逃散，德軍的自動步槍不停連射，「她的目光始終緊隨着那個男人，他的身影搖晃了一下，倒下了，還有別的許多人的身影也同樣倒下了。」隨後她又看到一個與女兒米霞同齡的女子手上抱着嬰兒企圖逃跑，德軍從容不迫蹲下開槍，女子晃了晃倒下，德軍走過去，用腳將女子身體翻過朝天，再朝懷中嬰兒補上一槍。德軍離去後，格諾韋法跪爬到埃利身邊，「許多年來第一次，格諾韋法再度從這麼近的距離看他。她坐了下去，挨着他，從此再也不能靠自己的雙腿站立起來。」奧爾嘉以一位見證者的身體健康變化，精準傳達創傷記憶在歷史上的負重有多深。

蘇聯軍到來：太古被解放了！

1944 年 7 月，波蘭人民軍與蘇聯軍隊相配合，波蘭部分城市獲得解放。太古除了德軍外，又從塔舒夫來了俄軍。雙方以太古為界，彼此開火、對峙。當俄軍來到米哈烏家時，米哈烏那好大喜功的女婿帕韋烏為了在俄軍面前求表現，便神氣地說：「這是我們的父親。他懂你們的語言。他在你們的軍隊裡打過仗。」然而

米哈烏覺得，所有這一切，這吊梢眼的軍官，這條路，這灰頭土臉的士兵行進隊伍，這一切曾幾何時都發生過，就連這句「您這是怎麼一回事」也曾經聽過，至今還依稀在耳！他覺得，時間在回轉。他心中充滿了恐懼。「我叫米哈烏・尤澤福維奇・涅別斯基」他嘴裡迸出這麼一句俄語，聲音在發抖。

曾經歷一戰的米哈烏，在俄軍中學會俄語，然而對他而言他寧願自己從來不懂俄語。如今俄軍的再次出現，讓他重新召回充滿傷疤的戰爭記憶。奧爾嘉是重視記憶的人，她用波蘭歷史組成太古史，她用一句米哈烏發抖的自我介紹，證實戰爭即便結束，戰爭卻也從未過去。

希特勒的侵略間接開啟二戰，1945 年夏末，太古一帶總算沒有戰爭，然而世界的冷戰正式開啟。此時波蘭開始走上一黨專政的道路，並推行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成為共產社會。「帕韋烏與友人一起做的生意垮了，因為所有森林都已收歸國有。」地主波皮耶爾斯基的財產被充公，且「曾被指控與占領者合作，理由是他曾跟德國人做過木材生意。」這時期的世界因經濟生產模式與政治意識型態的對立被區分為自由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

小說中的畸形人伊齊多爾，從小因外型與性格異於常人，無法順利進入正規的社會歷程。他深愛童年玩伴魯塔，但魯塔選擇與政府官員烏克萊雅結婚，使伊齊多爾遭遇大變。魯塔與烏克萊雅的婚姻並不順遂，魯塔最後選擇離開太古、離開波蘭，去到更遠的巴西生活。

魯塔的選擇給了伊齊多爾極大的刺激，伊齊多爾在尋求進入修道院未果後，意外在寄到家中的信件上找到集郵樂趣。伊齊多爾透過集郵，進一步學會寫信。他開始寫信給各種旅行社、汽車商已取得宣傳小冊，並再轉賣給他人。在一次郵件掛失後，伊齊多爾從補償金中得到賺錢的方法，他透過掛失郵件的補償在經濟上終於取得自立。隨後，伊齊多爾因與魯塔的關係而受特務審問，在審問中伊齊多爾得知「自由歐洲」的訊息。他開始寫空白信件寄向自由歐洲，這些信件從來出不了波蘭邊界，伊齊多爾因此有了一筆自己的積蓄。他想用這筆積蓄買機票去巴西找魯塔。然而伊齊多爾終究未能離開太古，他因為意識到太古有其隱形邊界，也給自己形成了無法跨越的疆界。

太古第三代最後的出走⋯⋯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最後結束在太古村人的第三代紛紛選擇離開太古的景象。這些後代選擇在更「進步」、「文明」的地方生活，太古對他們而言，隨着父母親的衰亡，僅剩下一個烙在雪地上的手印、一個母親用過的咖啡磨這類的象徵意義，太古已然是會隨時光流逝而被遺忘的地方。

這樣的故事結尾可以看出奧爾嘉對鄉村發展必然的無奈，然而她選擇用故事的形式為這樣一個地方留下身影，用各種波蘭特質的元素形塑太古，這是奧爾嘉以敘事重奪波蘭文學的在地價值舉動，是她對波蘭情感的盡情致意。即便她對於波蘭歷史充滿批判，並透過地主的遊戲盒中的規則指涉《神的遊戲場》（God’s Playground）這本描述波蘭在外國強權角力下被動命運的歷史著作，奧爾嘉仍透過小說中的墓誌銘強調「永恆在等待」，只要我們跟隨時間，像河一般「平靜地，心滿意足地繼續向前流去。」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