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爆發，這場試圖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很快地擴散到全中國，最終促成隔年宣統皇帝退位。辛亥革命終止了清朝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的中華民國，也可說正式開啟了民主與共和的新紀元。
38年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對著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詩人胡風也寫下著名的〈時間開始了〉一詩：「時間開始了／祖國新生了／人民站起來了／⋯⋯」共產革命至此大獲全勝，新中國的時間正式開始，舊中國也從此敗退。
不過，身為舊中國代表的中華民國並未就此消失，而是從 1949 年至今，持續地在臺灣落腳。那麼，中華民國作為現實國體的意義為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之間又構築起何種關係？其作為理念，是否還有規範性的意義，足以讓我們理解過去，面向未來？
楊儒賓教授在《思考中華民國》一書中，邀請讀者，一同探問這些問題。
中華蘊含民國，民國需要中華？
在本書中，中華民國意味著「立基於中華文化風土上的立憲民主政體」。這篇文章爬梳了本書的兩大脈絡，並在此引介給讀者：「中華蘊含民國」，以及「民國需要中華」。
在「中華蘊含民國」的主張中，楊教授試圖從現實的歷史資料出發，指出此「中華民國」在歷史中的出現。他認為，民主共和制度和中華儒家文化之間，並沒有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強調的，從傳統（陳舊）至現代（新潮）的斷裂對立，也無須全盤放棄傳統，才能走向民主制度。反之，在中華文化近代的發展中，其實便蘊含了民主共和的理論資源。
換句話說，楊教授指出，從晚清的儒家學者到港臺的新儒家學者中，皆可見到立憲民主共和的「民國想像」。故引進民主制度，不一定要全盤引進其背後的思潮，從此論證，本書試圖給予「民主制度」一種「中華文化的」理論基礎。故可說「中華」蘊含著「民國」。
本書第二個重要脈絡，也就是「民國需要中華」的主張中，楊教授則著重在1949 年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發展，並試圖為此一現實所彰顯的「中華民國」理念辯護，主張臺灣仍應該強調中華文化與民主共和的「民國」理念，並以此去批判、與對岸「中國」理論基礎對話（或對抗）。
楊教授認為，「主權在民」、「民主」（民國）的種種涉及制度的思考，必須落實在具體的情境、時空社會條件下進行定位，而從 17 世紀以來，「臺灣」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與各種族群與文明──原住民、漢族、荷蘭人、滿人、日本人、新住民等──連結交融後所出現的民族意識，是臺灣特有的情境、時空條件。
但楊教授指出，在這些時空情境中，「兩岸性」還是臺灣根本的歷史現實。例如鄭成功與滿清的對抗、清朝統治、日本統治，乃至於現今的中華民國統治，種種形塑臺灣意識的重要事件，皆可見到兩岸關係的衝突或對抗。楊教授因此主張，臺灣意識的形塑，其實與「中華」息息相關，且將中華文明的儒家價值體系與現代的民主政治融合，對臺灣有益而無害。故從歷史意識的角度來看，「民國」的未來，仍需要與「中華」商榷。
本文試圖捕捉《思考中華民國》的兩大脈絡，使讀者可窺見本書的部分內容──之所以說部分，是因為本書涉及近現代中國、臺灣歷史、風土、地緣理論，議題十分廣博，自不能以短短一文概括，僅能留待讀者自行探索。以下則聚焦在第二條脈絡「民國需要中華」，嘗試與本書有所對話。
憲政體制下的民國與臺灣
楊教授在本書中提出，「兩岸性」是臺灣意識的重要內涵，故「民國需要中華」。更進一步地，楊教授認為臺灣的歷史意識、政治發展中，並不能排斥對岸的存在：「就臺灣的歷史意識構造而論，兩岸的關係性使得臺灣不得不涉入中國的演變，納中國於臺灣。反過來說，也須納臺灣於中國」（本書頁 502）。
但從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憲政體制發展史來看，「兩岸性是臺灣本質」，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主張。
例如，借用若林正丈教授提出的「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概念，我們便可以將 1949 年後的政治發展，視為「中華大陸」的想像共同體逐漸解體、現實化於臺灣的歷程。在 1990 年的民主改革浪潮中，大法官釋字第 261 號解釋[AL1] 終結了萬年國會（中國的民意代表無從在臺灣選出、以致無法改選）的問題。換言之，臺灣的民主憲政體制確實意識到、並試圖處理民意代表與權力行使範圍不一的問題。
葉俊榮教授亦在《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一書中指出，1990 年至 1997 年的四次修憲，將民意代表改由中華民國實際統治的領土領民（臺澎金馬）選出，從而恢復國會的正當性[1]。這些對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正，可以說促成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重要一環：將民主正當性奠基於「臺灣」，而非不再有統治權的「大陸」。
由此來看，楊教授所主張的「兩岸性作為臺灣本質」，似乎與臺灣憲政體制的歷史有所出入。蓋因整個憲政體制的改革，更注重中華民國的理想（一個主權在民、民主法治、保障基本權利的國家）如何在臺灣落實。換句話說，臺灣對於主權在民、民主法治的堅持，目前的確以「中華民國」的形式存在，但真正重要的，依然是其治理下的臺灣人民。而當「中華」（兩岸關係）與「民國」（民主法治）發生齟齬時，民主並不必然要做出妥協。
「民國」需要多少「中華」？
前文從實然面向，對本書提出不同想法。於此，本文進一步提出反對意見：假使承認在臺灣歷史中，「兩岸性是臺灣意識重要本質」確實成立，我們也無從導出楊教授的另一主張：「臺灣不得不涉入中國的演變，納中國於臺灣。反過來說，也須納臺灣於中國」。
這裡的邏輯問題在於，儘管「從歷史來看，臺灣的重要政治事件，皆與對岸有關聯」，但這並不意味著「因此，現今臺灣的政治選擇、民主體制（可說是「民國」），皆需要將對岸納入考量」。前者是實然的描述，後者卻是一應然的、規範性的主張。
也就是說，為何指出「臺灣」和「中國」在歷史發展的相關性，就代表臺灣在民主制度、甚至是國家發展、生活方式的選擇上，應該納入中國作為考量？例如獨立戰爭前的北美殖民地，儘管和英國共享了歷史（殖民）經驗、且所有政治事件、社會事件都圍繞著英國發生，但當美國正式獨立時，英國的軍事鎮壓行動，並不會因為「美國並未考量與英國關係性」而具正當性。
事實上，本書的種種論述中，似乎都過度偏重「中國」彼岸的反應，或者是從「可能引起對岸軍事行動」的擔憂，作為「臺灣意識需要納入中國」的支持（因族繁不及備載，暫列於文末尾註供參）[2]，但這些主張都不意味著「『民國』的後續發展要在兩岸脈絡中決定」。畢竟，難道只有當對岸不置喙、「欣然樂見臺灣（民國）的民主發展」，自由民主的民國才有存立的正當性嗎？
楊教授提出兩岸性主張，是為了反對將「中華」完全排除於「民國臺灣」的極端主張，但若推至另一極端──彼岸無法接受民國的民主、法治制度，並以此作為軍事回應的底線──那自由民主是否就要為此犧牲？民國（臺灣）也許的確需要中華，但需要多少的中華？需要怎樣的中華？恐怕有待更多商榷。
結語
於《思考中華民國》的後記中，楊儒賓寫道：「本書認為中華民國還是目前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比較可以接受的符號，我們有理由從積極面肯定它的存在意義。它既是中華文明現代化轉型的結晶，而且很可能具有無用之大用的文化風土之潛力。」（本書頁 504）
本文之所以嘗試從不同角度提出反思，並不是要全面反對本書的論證，而是希望能加入楊教授的行列，一同思考中華民國：作為中華文明及文化、民主自由國家的存在。本文亦相信，中華民國亦蘊含對臺灣民主憲政體制、文化風土的潛在力量──正如楊教授所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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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華民國》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立論，主張中華民國是中西現代化模式的整合，往上回應了王陽明、黃宗羲、王船山等儒者的呼喚，並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整合了滾滾西潮帶來的民主體制設想，形成國史上第一個民主體制。本書並從「風土的地緣政治學」、「內在的兩岸性」的觀點著眼，詮釋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內在發展關係，不僅繼承當代新儒家宣言的精神，更反映立足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公民之觀點。
「如果因為歷史的不幸，無法以和談協商解決問題，我們當然也只能承擔起歷史的懲罰」（本書頁 502）；
「如果戰爭的因素牽涉到雙方的核心價值，如果雙方關心的核心價值無法取得共識的話，戰爭的誘因不可能消除。」（本書頁 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