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21世紀版：我讀《史記的讀法》與《錢復回憶錄》

《史記》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巨著，寫於兩千多年之前，記述中國上古至西漢武帝的歷史。司馬遷賦予史家的最高期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對於這三句期許，《史記的讀法》作者楊照詮釋得很好：他說，讀歷史，不是要了解 what，而是要掌握 how、why。要釐清這個 how 與 why 的問題，就必須要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功夫。有此功夫，則能順遂回答 how 與 why 的問題，自然能夠「成一家之言」；沒有這等功夫，那就滯塞不通，講不出個所以然。

在這裡，我想要用《錢復回憶錄》中關於中華民國一小段外交史的記述，來對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現代的意義轉變。簡單地說，以往許多的「定局」，到了 21 世紀都成為「變局」；這是討論國家政策最需要掌握的概念。且讓我慢慢道來。

今日世界，與司馬遷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最近兩百年，科技發展有驚人的突破，幾乎是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變化，世界局勢當然也相應劇變。

首先，「#究天人之際」。近兩百年來的科技進程，幫助人們更理解「天人之際」，古代視為異兆、需要占卜、諸多忌諱的天象、慧星、地震、瘟疫、颶風等，現在除了少數「武漢肺炎」等詭異現象之外，都已經除魅、解除神秘了，「天人之際」的幽微難明因素，應該大幅減少。當然，人事還是有不確定性，廣義而言還是有「天」的因素，但是那𥚃恐怕也「究」不出什麼名堂。

簡言之，現代人對「未知世界」的理解完整了許多，以往難以掌握的「天人之際」，相對而言角色重要性就減少了。

其次，「#通古今之變」。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生產分工越來越細，生產鍊的切割分散廣闊，完全打破了以往的經濟運作邏輯。在帝國主義的強勢主導下，兩百年來分工切割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又使經濟運作更為複雜，十萬八千里之外的蝴蝶效應，居然成為可能。此外，分工細密也使得群聚圏擴大（如此才能形成完整的生活支援環境），而群聚擴大當然就衍生管理問題、交通問題、物流問題、能源問題、紛爭解決問題等，這些面向都是政治議題、法律議題、社會議題。

什麼叫做政治、法律、社會問題呢？大致說，他們都是「一群人糾合在一起所產生的總體/個體互動；個體糾合形成總體現象，總體邏輯又反饋影響個體行為」。

在史記的年代，「古今之變」的背景即使複雜，但畢竟只有工人沒有工會、只有鹽鐵專賣沒有 OPEC 跨國聯盟、只有五銖錢沒有結構債、只有貨殖列傳沒有 WTO、只有驍勇兵騎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只有六藝沒有數理資優班、只有漕運沒有高鐡、只有皇權沒有人權、只有少數欽寵酷吏沒有一拖拉庫的恐龍法官、只有傳染疾病沒有 WHO、只有後宮佳麗三千沒有民間色情網站、只有御史彈諫沒有酸民名嘴 ……。研究者將這些個體行為/總體邏輯之間的關係予以爬梳分析，就產生了法律、政治、社會、經濟等學問。

以上我只想提醒讀者：前述諸多事例中「沒有」二字後面所銜接的工會、OPEC、結構債、WTO、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都是最近兩百年在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等面向，所呈現出來的總體現象或制度。

如果司馬遷如果活在現代，宮刑當然可免，但是欠缺複雜的社會知識架構，他的工作恐怕要辛苦十倍。

任何一個人要了解古今之變，單看「人文」面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社會」觀。

舉例來說，1929 年經濟大恐慌，大家都公認它間接促成了二次世界大戰。對於1939 年這個重要的「古今之變」，當年，有幾個人敢稱了解經濟大恐慌的成因？這個議題即使到了今天，經濟學界還在爭辯，誰也沒能說服對方。在總體/個體互動複雜的現代，通古今之變，豈是簡單之事？

再以 2008 年金融海嘯為例，大家都知道「結構債」闖了大禍。但是究竟什麼是結構債？政府要怎麼樣管理它才不會闖禍？當華爾街富豪遊說美國國會議員而嚴重影響經濟安定、貧富不均的時候，民主政治有什麼有效的制衡機制？這些問題都涉及超大號的「古今之變」，但是人文知識恐怕不足以了解其中癥結，遑論其「通」。

總之，近兩百年除了是世界變化極大的時代，也是「社會學科」逐漸成形的時代。社會學科，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傳播等，大概是司馬遷時代所沒有的面向（或是即使有，複雜度遠也不及現代）。如果司馬遷如果活在現代，宮刑當然可免，但是欠缺複雜的社會知識架構，他的工作恐怕要辛苦十倍。

除此之外，近數百年「科學」方法興起之後，任何人想要全面而完整地掌握「古今之變」，在學科訓練上也越來越困難。通識教育大師、前芝加哥大學校長 Robert Hutchins 曾經舉過一例。某位芝大老教授跟 Hutchins 說，20 世紀初 Hutchins 還在當學生的時候，如果哪一位歷史系教授請長假 (例如生產)，系𥚃很容找到代課老師。但是等到 Hutchins 當校長的時候，歷史系教授的「專業」瑣碎已極，系主任找人代課得到的答案往往像是：「喔不行不行，甲老師是做美國南北戰爭史的，而我是研究法國路易十四的，我沒有辦法代課」。

連歷史專業教授都這樣「知識切割餖飣化」，美國與法國鷄犬不相聞，他們怎麼可能通古今之變？

看看台灣外交處境的「古今之變」

空談乏益，我想由以上的討論做一些引申，進而用錢復先生的第三卷回憶錄為例，尤其是其中關於我國外交的章篇，做一番對照、評論。

錢先生在 1990 至1996 年之間任外交部長，差不多整整六年。六年之間，台灣失去了沙烏地阿拉伯、韓國等大國的邦交，但是也在非洲、東歐、南美洲偶有斬獲。這段期間南非邦交不穩，到 1998 終於正式斷交。

錢先生對於這六年的外交處境有相當多的描述，但是我想要從我所熟悉的社會科學的角度，做一些關於「古今之變」的觀察與討論。

首先，我們都了解「國力」與「外交」之間的密切關聯。如果只看中國與台灣，在 1990 (錢復接外長) 、1992 (九二共識年)、1996 (錢復卸任年)，台灣/中國 GDP 的比例分別是 30/70、31/69、25/75。中國在九O年代經濟成長動輒 10%，所以兩岸之間的國力差距在快速拉開。到了2019，這個比值成為 4/96。

這是何等巨大的變動？如果國力影響外交，那麼這個數字明顯告訴我們：當年錢復能夠做的、能夠完成的外交，現在恐怕有很多是做不到、完成不了的。換個角度來看，兩岸之間國力如此消長，這表示我們的外交戰略，與 1990 年相較，也必須要有所調整，不可能因循以往。

其次，2019 年台灣 GDP 與老共比只有 4/96，許多人因此感到悲觀？如果過去 30 年對岸的成長率始終是 8-10%，而台灣只有 3-5%，我們必須要預判：這個趨勢會持續下去嗎？要究天人之際，就必須要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趨勢」有所理解。

我的分析是這樣的：30 年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有許多部門沒有效率、政治上仍吹左傾風、資本設備很差、農村人口投入工業生產的很少。打個比方，這就像「小孩成績不好，是因為唸書時間少、唸書方法不對」，這時候，若能增加孩子讀書時間、改變他們的讀書方法，孩子的成績就可以進步神速，可是一旦放學後讀書時間一天已達六小時、讀書方法也已經有效調整，若再要成績進步，就只能靠補腦丸、鷄精了，效果絕對有限。

所有國家都是經濟發展初期成長快、後期成長慢；從低效率移往高效率可以很快，但是到了效率頂峰再往前走，就得靠創新突破，速度一定會慢下來。歐美如此、亞洲四小龍如此，歷史上無一例外，所以中國經濟當然也不可能永遠這樣成長。

台灣人民在意的，不只是區域安全，也包括民主的生活方式。

再來看看外在環境。錢先生在回憶錄 141 頁中提到，他認為「大陸政策的位階應該高於外交政策」，「大陸政策就是國家統一政策，只要我們堅持這項政策，台澎金馬地區的安全應該是能保持的」。

這是錢先生當年的判斷，但是這兩年香港的形勢，恐怕讓許多台灣人民修正其判斷。台灣人民在意的，不只是區域安全，也包括民主的生活方式。如果香港的「引渡協定」與中國片面通過的「國安法」是台灣將來要面對的命運，那麼有多少台灣人會同意錢先生所說的「國家統一政策」，令人存疑。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其外交政策必須要反映多數人民的期待；如果環境改變而造成民意改變，外交戰略當然也要調整。

美/中爭霸戰，台灣更需要拼外交

前述老共的 GDP 數字超英趕美蓋台，變成世界強權，台灣的外交還有搞頭嗎？這又需要「通古今之變」的知識判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這個字雖然源自希臘，但在《史記》𥚃也有類似的場景：吳王夫差大到一定程度就想挑戰楚國、越王勾踐打了幾場勝仗就想當霸主 ⋯。這種「爭霸」心理與事例，古今中外所在多有。

人無信不立，做人、交朋友，就是一個「信」字。但是若說做生意、搞政治也只是個信字，我想許多人都會有不同看法。

對台灣而言，一旦中國與美國進入 Thucydides 爭霸模式，台灣所面對的局勢就截然不同了。我們當兵的時候背誦的鬥爭守則是「拉關係、套交情、搞派系、弄糾紛、摻沙子、挖牆角」，是不是也是外交場域的參考的呢？

這就牽涉到「外交」的定義了。錢先生在書中說，外交，就是個「信」字；這與我的體認頗為不同。如果說，做人、交朋友，就是一個「信」字，人無信不立，我完全同意。但是若說做生意、搞政治也只是個信字，我想許多人都會有不同看法。

尤其，台灣目前的處境極為特殊，有一個惡鄰居永遠把「血洗台灣」掛在嘴邊。他們口口聲聲說「一國兩制」，但是香港的例子讓台灣人民對惡鄰的保證全無信心。隨著經濟實力增強，他們對台灣的打壓益發強化，幾乎是無時無刻不在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在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操作下，中國人民似乎普遍活在兩百年前鴉片戰爭的羞辱陰影之中，他們一心一意想著民族主義的雪恥重建，卻對於台灣人民的民主制度與文化，完全沒有一點點理解與尊重。我們的總統過境加州，去探望台灣人開的 85 度 C，就遭到對岸鋪天蓋地打壓；台灣商人有什麼地方不守信嗎？台灣外交官再「信」，又能怎樣避免打壓？

錢復先生駐外的時候，台灣在國際社會還能偶有斬獲，但是最近十幾年，對岸經濟實力大了，在國際社會處處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我們，當下的客觀環境，台灣的外交處境，恐怕「信」字是因應不了的。

外交戰場上，更需要通古今之變的「識」

我在《牧羊人讀書筆記》𥚃強調，外交官最重要的，就是「涵養」。當今台灣的經濟實力與中國有一大段距離，所幸最近三十年世局劇變，經濟實力不再是唯一的競爭面向。就拿美/中衝突來說吧，其鬥爭面向涉及關稅、政府補貼的透明、5G、6G、人工智能、量子運算、南海海權、低軌衛星、晶片代工、盟友態度……等。對這每一個議題，台灣有什麼切入點？要如何發展才能對台灣有利？外交人員要如何才能促成對我們有利的形勢，這些都需要「涵養」做為判斷的基礎。

涵養是什麼？就是庶幾近乎「通古今之變」的知識底藴。

外交人員在外拚外交，固然要執行參謀本部的戰略指導，但是外在形勢時有變化，外交官必須要準確掌握議題本質，才能在「參謀本部指揮」與「因應局勢變化」之間取得平衡。傳統公務員太著重「執行上級交辦任務」，這樣的被動心態對於低階外交官也許難以避免，但是越是中高階的外交官，我認為涵養的角色就越重。涵養夠，中高階外交官才能掌握議題精髓，進而在執行時回饋戰場意見，給參謀本部做修正調整的參考。

以上這些討論顯示，外交絕對不只是態度問題、執行問題、誠信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略軸線的選擇。在21世紀資通訊、高科技時代，涉外戰略議題益發多元，不同的議題有不同的目標與操作。這些，都不是一個「信」字所能涵蓋。

外交絕對不只是態度問題、執行問題、誠信問題，更重要的是戰略軸線的選擇

 

兼談李登輝訪美的外交「戰略」與「戰術」

最後，我想討論一下錢復先生任外交部長六年最「不爽」的一件事：李登輝訪美。

我對於錢先生的評論，有同意，也有不同意。

在回憶錄中，錢復先生一再提到，李總統訪美並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他深不以為然。錢復說，這個訪問「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而劉泰英請卡西迪公司遊說，繞過美國國務院與國安單位，也讓這些美國外交機關對台灣甚為不滿，以後也就常給台灣穿小鞋。

我用白話文說，在錢先生來看，李登輝訪美是「戰術成功戰略失敗」、「贏了小戰鬥輸了大戰局」。

我同意，所有作戰都切忌「戰術成功戰略失敗」。如果李登輝訪美只是完成一個個人成就，是「一次性消費」，那麼為此付出「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深惡痛絕」的代價，就頗為不值得。但是李登輝訪美究竟有沒有戰略意義呢？我認為此事可以討論，未必如錢先生斬釘截鐵所言那樣「只有象徵意義」。

自 1949 年以來，老共就不斷在國際場域給台灣劃紅線。這些紅線有些是清楚明白的，有些則依老共高興，隨時調整挪移。例如，中華民國什麼層級的官員可以或不可以到美國做什麼形式的訪問，頂多只是一個未形諸文字的「了解」，並不是一個剛性的緊箍咒。一旦柔性的了解慢慢形成剛性束縛，好像台灣總統就只能過境、不能「去 85 度 C 買咖啡」，甚至形成美國或台灣的「自我檢查」項目，那台灣就有必要思考：我們要不要突破一下。

這個突破，我們不能說它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我認為，它的實質意義就是：中華民國做為主權獨立國家，可以選擇不接受你老共劃的紅線。我不但要突破，甚至還要光天化日之下突破。釋放這個 signal，絕對是戰略面的。

當然，我們不必「故意跨線」刺激北京，但是我們也絕不能接受「北京說是紅線就是紅線，然後我們每天自我檢查」。如果台灣這麼懦弱，不論台灣民意接受與否，我們在兩岸鬥爭中就已經輸了八成。台灣偶爾不理會老共畫的紅線，固然要仔細評估，在戰略戰術面做考量，不能為了戰術而犧牲戰略。但是，錢復先生將「國家元首訪美」視為只有象徵意義，我希望能有更嚴謹的推理，而不只是個人主觀判斷。

至於李總自洽卡西迪公司，繞過外交體系自行運作，我相信在國際上並非首例。差不多同時，沈君山也多次與江澤民會談，依沈君山《浮生三記》所載，也沒有經過陸委會，但最後都直接向李登輝報告。

當總統對部長保留一些秘密的時候，這位部長的進退依止，就是一個個人的判斷。即使心生忿怨，錢復先生在卸任外交部長後，他又擔任李登輝總統提名的國民大會議長與監察院長，那也是他的判斷。這些判斷能不能呈現「通古今之變」的一致智慧，那就要由別人來評價了。《錢復回憶錄》一書能不能「成一家之言」，我認為就繫於這些評價。

「成一家之言」的上中下三等

說了那麼多「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我想說一說現代社會的「#成一家之言」。如前所述，在科學分工的影響下，知識有「瑣碎餖飣」化的傾向。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做的研究題目都小之又小，這在偏數理、偏計量的領域尤其嚴重。發表餖飣論文算不算「成一家之言」呢？也許算吧！但是一家之言又怎麼樣呢？

我曾經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研究分為三類：

上焉者，在看似荒垠的原野上開闢一條嶄新的研究道路，讓許多後進者跟隨探索。中焉者，雖然不能新闢道路，卻能在別人開的道路旁闢建一個非常漂亮的花園，讓以後經過此路的人都能慨歎：哇！這花園好漂亮喔。下焉者，既不能開路也不能闢花園；他們只是在某條路上的某個花園，補種上一花一草。當下近看這些小花小草，也是美的。但是只要稍微退後一點，或是隔一個星期再看，就根本看不出差別。這些種小花小草的算是成一家之言嗎？You tell me! 

中華民國的外交，正面臨一個嶄新的局面。如果還是用 1990 年代的智識去理解，那就欠缺掌握變局的涵養，不足論矣。在別人闢好的花園裡易植一二花草，是完全改變不了地景地貌的。

我對楊照《史記的讀法》只有一點小意見：書名托大了點。《史記的讀法》這個書名，有自己封的權威性，就像總體經濟學泰斗凱因斯（ John M. Keynes ）把他的書取名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凱因斯的書名不是 "A Theory" 而是 "The General Theory"，以定冠詞 The 始，General 為形容詞，讀起來也頗有托大之感。但是，要如何命名書是作者的「內政」；我曾任外交官，就不干涉內政囉。

最後幾句話做結論：在科學時代，「究天人之際」的重要性降低了。在網路時代，「成一家之言」變簡單了。在社會複雜之後，「通古今之變」越來越困難。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檢視錢復外交視野的角度，也慢慢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