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游擊文化，2018。
本書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雖然著作不多，但獨具一格，他的民族誌作品不只影響社會學界，也深受美國知識分子及一般大眾關注。這不僅是因為他繼承了二十世紀初期芝加哥學派「用實實在在的研究把你的褲子弄髒」之格言，中興了社會學界民族誌的傳統，讓原本在六〇至七〇年代因量化技術蓬勃發展而被邊緣化的民族誌方法，重新在九〇年代起復興，更在於他關注社會現象的視角，以及做學問的方法與個人人格特質，讓讀者能在他的作品裡看到他與田野中的人們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關係。他的筆鋒帶有機敏洞見，同時流露著真摯、溫暖、誠懇的情感，這在突顯結構宰制個體、用力批判體制的社會學界中並不常見。
杜尼爾強調，看似最無資源的受壓迫人群，在主流社會對他們狹隘想像及強加汙名之外，自有自我復原及適應環境的能動展現，這種樂觀正面的杜氏風格，可在《人行道》這本民族誌裡窺見一二。杜尼爾也對民族誌研究方法的執行方法及倫理反思甚深，他設計／調整出不少嶄新的做法，來回應外界對此方法的批評。以下將介紹杜尼爾的研究取向、關懷及貢獻，讀者可從中認識他如何在繼承社會學民族誌傳統的同時有所創新，最後再談到這種風格可能引發的問題及進一步的思考。
在多元紛雜的萬花筒世界裡認識他者
想認識這個社會世界，必須離開學者的象牙塔舒適圈，實際進入人們生活的場域觀察，這樣的認識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出現於社會學者當中。[1]在一九二〇年代美國社會學逐漸建制化的過程裡，芝加哥學派領導者之一的帕克（Robert Park）便提倡社會學家應深入城市的各角落做系統性的觀察。
曾赴德國在齊美爾（Georg Simmel）指導下學習的帕克，深知在現代的大都市中形成了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嶄新生活風格，同時放眼周遭這個在十九世紀快速擴張、由來自各方的遷移者形成聚落所共組的芝加哥市。雖然在大都市內迸現了多元碰撞下的活力，但城市中產居民及都市管理者卻也對組成這個城市的底層或有色族裔抱持質疑，認為他們及其居住的區域是都市之瘤或社會問題的根源。
然而，透過民族誌工作者帶著同理的長時間實地田調，我們可以看到原本看似怪異、違常、不道德的行為及心態，其實是特定團體發展出來的次文化，背後都有特定的歷史因素、社會條件或物質基礎，而原本被問題化乃至犯罪化想像的失序環境，其實自有一套道德秩序及互動規則在其中。
透過這些民族誌著作，可發現大眾媒體及菁英眼中或卑鄙或偏差或異常的「他者」，其實與我們一樣都是有情有義、理性思考、可以溝通的人，而他們過去之所以被視為「問題」，乃是因為官僚邏輯、商業牟利機制、種族主義或其他社會因素組合而成的機制，將他們「問題化」後進而邊緣化或排除了他們。
杜尼爾的《人行道》明顯繼承了這樣的關懷，它的內容聚焦在一群於紐約市中心的街道上生活、工作的黑人男性。他們被往來的住戶及行人視為佔據公共空間、缺乏公德心的人，一般大眾看到他們露宿街頭、貌似鬼祟地搭訕或糾纏路過的異性、隨地大小便而污染環境，他們也被懷疑偷拿附近書店的書來販售。
這些黑人男性被政府、商家及不少中產居民視為都市裡的「破窗」，暗示著人行道是無人管理的失序地帶，將導致更多的犯罪及混亂。然而，杜尼爾帶我們看到，看似失序的環境其實自有一套道德秩序運行其中，規範著過往生命不盡順遂的人們持續以正派的方式活下去，形成一個相互支持、指引生活的社群。
這些人之所以做出中產階級眼中不恰當的作為，並不只是個人品性及自主意志的選擇所致，還有其他的社會條件共同促成。這些讓用路人感到害怕、認為是異類的他者，其實在許多個體層次上與一般居民差異不大，至少沒有大到需要公權力以較不人道的方式，將他們從都市空間中排除與掃盡，而可以思考如何把他們視為都市多元存在裡的一部分，找出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杜尼爾在紐約人行道生活的發現，可以啟發身在臺灣的我們，當我們努力發展觀光或追求生活品質提升而想打造看起來更有序或美觀的環境，卻眼見周遭那些直覺上令人厭惡、想掩目不見為淨的存在時，是否能且如何能深入看穿混亂表象背後的真相，然後進一步找出兼具更多價值的共生出路。
發現社會結構框限下共享且有力的人性
相較於社會學界其他的民族誌工作者，杜尼爾對於被研究的對象總是抱持更多真摯的同理及善意，他在田野中展露敏銳的觀察及細膩的共感。他總能發現自己面對的人物，流露著十足的人性，富含恐懼、喜悅、憂傷等情緒，懷抱著未實現或破滅的希望繼續人生，對他人、家人、朋友有著愛恨糾葛。或許有人會問，這樣的發現真的是「發現」嗎？人，具有上述的想望、情感及意志，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常識嗎？需要大費周章地做長時間田野才能發現嗎？同樣為人，擁有我們預設的人性自然不令人意外。
然而，人類社會中或基於特定階層的利益，或基於統治上的考量，往往存在或創造出各種「去人化」的機制來為人群分類。總有某些人被認為比較不算「人」、沾染了更多的獸性、變態或其他非人的狀態；被烙印上「非人」的汙名，讓這些人所受的不公平對待、忽視、邊緣化得到了證成，也間接確認並再製了優勢階級的支配。
長期受制於汙名的弱勢群體，有時反而習得了無助及不抵抗，不再試圖發聲、反抗、爭取自身的權益。杜尼爾透過長時間的紮實民族誌工作，展現出可靠且豐富的經驗資料，完整呈顯出被去人化的群體的人性血肉，而不只是政治正確地做出「他們也是人」的抽象宣稱。
杜尼爾在一九九二年由博士論文改寫出版的《史林的桌》（Slim's Table），便為這樣的嘗試做出最佳示範。當時身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生的杜尼爾，在自己經常造訪的芝加哥黑人貧民區邊緣的咖啡廳，發現了一個屬於勞工階級的中年黑人男性小團體，在與他們相處數年後，以書寫呈現出以往社會學著作所忽略的主題：黑人男性的道德性。
當時，黑人男性在社會大眾眼中所呈現的形象，若不是被扭曲為失業、懶惰、犯罪的代名詞（保守派人士掛在嘴邊的說詞），就是遭簡化為被動承受白人主宰之種族主義體制壓迫的受害者（自由派人士每逢提及這群貧窮黑人的典型說法）。不論在何種形象下，這些黑人男性似乎沒有自身崇尚與追求的個人及社群價值及規範，只是依循著基本欲望在猥瑣生活著或無奈地被壓迫剝削罷了。
藉由問卷調查、訪談、文本分析的學術作品，似乎也只是不斷複製上述兩種黑人樣貌而已。然而，杜尼爾透過民族誌方法，在咖啡廳內日常的小互動及看似瑣碎的討論中，「看見」了做為真正的人而存在的黑人，他們在乎且極力證明自己是應當被尊重的，而在群體內隱然存在著一些用來判斷是非好壞、正派或可鄙的規範。
此外，書中也描寫了雖然在社會現實中種族主義處處可見，但這並不表示黑人與白人之間只能因歧視而劍拔弩張，或因害怕被指為歧視而漠然無視。常光臨咖啡廳的白人獨老與中年黑人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相互關懷、照顧的跨種族關係，而這樣的社會世界實況卻是甚少見於當時的學術著作或大眾傳媒中。
在《人行道》中，我們可以讀到這些社會上最缺乏資源、曾經歷吸毒與家庭破裂等各種劣勢的黑人無家者，同樣具有相互提攜、協助關懷他人的特質，也努力過著正派、體面的生活；這些曾經自我放棄、窮途末路的黑人無家者，在融入人行道社群的過程中，逐漸找回復原的能量，重拾更幸福的生活模式。
讀杜尼爾的書，我們似乎會對人性有更樂觀的期待，即使社會生活中有種種結構性的困境及人際互動裡的歧視存在，但人仍能透過社會交往而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進而從事各種共榮、利他的光明作為。同時，我們會更審慎地檢視那些未先了解在地群體生態而冒然介入的外力（不管是來自政府、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或一般企業），或許出發點是良善的，但最終介入很可能導致了未預期的反效果。
杜尼爾的上述關懷，透過他平易近人、富含故事性的筆觸傳達出來。儘管仔細閱讀他的書頗能得到理論上的啟發，但他並不刻意賣弄拗口艱澀的學術詞彙或討論複雜的學術取徑，而是把觀點及批判融合在流暢的敘述當中，這使其作品的影響力超越了學術界，成為關心種族、階級等議題的一般社會大眾之讀物。
方法及倫理上的反思：拉近與被研究者的距離
《人行道》這本書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作者杜尼爾極度重視被研究者（或報導人）在整個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及佔據的位置，這在篇幅可觀但值得細讀的〈附錄：研究方法說明〉中展露無遺。以往，在民族誌的研究、書寫及出版過程裡，雖然被研究者看似為民族誌的主角，屢屢現身、發聲於書頁當中，但他們與民族誌工作者之間，卻存在著高度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杜尼爾在《人行道》的研究、書寫及出版過程中，努力反思這樣的問題，並竭力拉近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距離。
首先，詮釋當地生活世界的權力往往握在研究者手中，雖然被描寫與呈現的是被研究者的生命及活動，但他們往往只被視為不具備專業學科知識的俗民，沒有能力詮釋自身世界，而只能仰賴學者來做判斷。有時，學者的詮釋或過於生澀冷僻或附會於特定理論，導致解釋的方式令被研究者感到莫名其妙、天馬行空，卻也無力修正，只能任憑學者壟斷對被研究者生活的詮釋權。
《人行道》最大的亮點之一，就是由街頭書販哈金所撰寫的〈後記〉。在此文裡，我們透過街頭黑人的眼光，反過來凝視身為外來者的社會學家如何進入田野並建立關係，反思具有各種社會優勢的學者「侵入」弱勢族群生活環境的這項舉動，並聽見被研究者的聲音，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生活。[2]《人行道》最終能以這種樣貌呈現，其實受惠於哈金對初稿的評論意見。杜尼爾也邀請田野報導人共同授課，肯定他們的生命經驗及個人反思對理解底層生活的重要性，並透過他們的眼光來重新檢視過往都市研究的經典。
其次，是研究回饋的問題，即研究雖常宣稱是為了社會公益或被研究者的長遠利益，但成果的產出往往直接幫助的是研究者，有時甚至傷害了被研究的群體。學者透過出版研究來累積聲望、影響力及學術成就，被研究者及其社群最終只是被遺留在原地，甚至因為研究者恣意進入並揭露其生活世界而受害。
杜尼爾認真面對研究回饋的問題，將《人行道》的版稅按比例分給書中的主要人物，肯認被研究者為這份學術生產所付出的勞動及貢獻，他在書面世後數年間，每年都撥空拿著出版社要給每個人的支票回到紐約。這種實質的金錢回饋是否為恰當的模式？是否會改變甚至扭曲研究關係？這確實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杜尼爾認真看待回饋田野報導人的誠意。
第三，是對於研究資料真確性的確認。很多時候，由於只有作者曾到過田野地，這種「去過那裡」（being there）的光環賦予民族誌工作者無上的權威，想呈現什麼資料及如何解讀資料，似乎都不會受到合理與否的檢視。有時資料本身的品質及準確性，好像無從查證、難以確認，讀者就只能單向聆聽作者說故事，而作者毋需展示其為求資訊準確所做出的努力。杜尼爾將錄音機引進田野之中，藉此確認報導人每句話的用字遣詞、語氣及其他細節，而憑印象記錄下來的對話絕不放入引號之內。書稿完成後，更耗費心力地聚攏主要報導人來確認書中的細節描寫是否有問題。
總之，杜尼爾在《人行道》的研究、書寫及出版過程中，採取的做法充分反映出他對田野及被研究者的尊重，以及真摯地試圖回應對方的努力。儘管這並非每位民族誌工作者都應或能採行的標準做法，但《人行道》絕對是討論研究方法及倫理的好範例。
另一種聲音：媚俗、濫情、拙於分析的杜尼爾
只是，杜尼爾的作品也引發了反面批判的聲浪，認為他這種強調高度同理田野報導人、旨在發掘對方被掩蓋或忽視的人性面向、平實近人的敘述風格，實則為討好一般社會大眾，而過度強調常民說法（folk theory）的優位，抱持著粗糙的經驗主義（raw empiricism），而未更深入思考表象背後真正的事實。
例如，與被研究者過於親近的杜尼爾，是否太理所當然地將這些黑人街販的說法接受為事實本身？那很可能是報導人為了形塑讓學者及大眾看見的良好形象所做出的展演，至於他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或許因為種種原因而被刻意不提或忽略（如吸毒、暴力事件），因此才讓杜尼爾得出了這群人是很在意尊嚴、道德、互助等社會主流價值，但研究者不應停留在這裡，而該使用探詢報導人說法以外的方法尋找其他資料，或以其他學者用不同方法取得的研究發現（如紐約市的毒品交易及幫派研究），來重新定位或脈絡化報導人的說法。也有人認為，杜尼爾做研究的方式，未先具備問題意識、設定對話的理論，所以才導致了這種複述常識的偽學術作品，而未能與（被體制、結構扭曲的）常識斷裂。
在批判者眼中，杜尼爾只書寫出報導人所講述或願意呈現的材料，不但可能讓分析流於浮面及膚淺，更可能導致社會學者不可欲的後果：重製了社會上流行的個人主義式歸因及道德主義式敘事。
《人行道》描寫的這些黑人街販不但勤奮工作、懂得互助、試圖過著符合中產階級價值的生活，不刻意違反社會規範，符應了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值得被幫助的窮人」（deserving poor）的範疇，頌揚了窮人就是要有道德才值得關注及協助，至於那些吸毒的、自暴自棄的、犯法的、有礙社會秩序的窮人，就交由執法單位來打擊與懲戒，如此擁抱了美國自由個人主義（American liberal individualism）的意識型態，把研究對象的（較）成功與失敗歸因於狹窄的個人意志及道德。然而，如此一來，這些人之所以如是存在的社會脈絡、歷史緣由、結構性因素就被忽略，政府也可除卻反思或調整現行政策走向、介入不平等再製機制的責任。
持平而論，杜尼爾的書寫確實可能產生上述批判者擔心的效果，但他本身並非全然無知地未意識到這種風險。因此，可看到他試圖採用「延伸地點研究法」，突破只侷限由田野地、報導人來認識眼前現象的謬誤，而讓自己研究的足跡遍至市議會、賓州車站、商業協會、警局等地，試圖將他在具體場景裡聽到及看到的微觀實相，連結到鉅觀結構的力量或變遷。
從《人行道》的討論也可看到，杜尼爾並不是完全採信報導人的說法，也不是無視於場域中發生的各種暗黑活動，很多時候會在考慮相關研究及政治經濟脈絡後做出適當的詮釋。道德、尊嚴、可尊敬性（respectability）能不能是分析關注的主題？是否一定要化約為政治經濟的因素，而把個人的意義賦予及行動選擇解釋掉（explain away）？文化性因素或個人能動性在社會過程進行中究竟有沒有可能及如何起作用？上述問題的答案或許不是簡單的對與錯，還是得回到作者的關懷、既有文獻的辯論及論證有無說服力，才能加以評估。
可以確定地說，杜尼爾的《人行道》是一本可讀性極高的民族誌，讀完之後，書中人物的臉孔、個性將活靈活現地浮現，書中幾個精采的相遇故事也會烙印在腦海中，重新賦予我們對於無家者、底層黑人或街販的想像，激發我們對在特定社經條件及空間脈絡中的人性展現有嶄新的認識，進而影響我們思考究竟要什麼樣的扶貧方案、都市空間管理及偏差行為規範。
此外，篇幅雖長但處處可見深刻反省的〈附錄〉，將是有助於質性方法工作者寫作的極佳反思文本。《人行道》還可為今日逐漸盛行於臺灣出版界的非虛構寫作立下一個對照範例，讓寫作者進一步思索自己與描寫對象之間的複雜關係，如何影響了最終作品的產出及其後蘊含的倫理問題。
在〈賣雜誌的小販〉一章的最後，杜尼爾描述了看到原本因吸毒及其他因素而使生命跌入谷底的隆恩，逐漸在人行道與人的互動中找回生活節奏，拼起自己活下去所需的尊嚴，進而能關懷需要幫助的姑姑，不禁發出感嘆：「還好，有這樣一條人行道。」
與此同時，他也誠懇表露了自己做研究過程中的情感波動，以及恪守科學設定之方法準則的難處。透過這些描述，我們看見了如隆恩這樣平時常在街道上遭到無視或驅趕的底層黑人，以如此有血有肉、有掙扎有決志的姿態在活著，也看到了研究者不是隱形於現場、用上帝視角冷眼旁觀眾生，而是帶著情感、欲望及（往往是錯誤的）預設走入田野，以身為度地與他人共同生活著。
這樣一本有洞見、有反思、有溫度的作品，希望能讓你讀畢後感到：「還好，有這樣一本《人行道》。」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 例如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一八九九年即出版了立基於問卷調查及自己對黑人問題長期觀察的鉅著《費城的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是美國社會學界最早的系統性實證研究作品之一。
[2] 當然，哈金之所以能發聲，是因為他本身在這個被研究的街頭黑人群體中是很特別的。哈金擁有團體中罕見的高教育水準及專業知能，沒有其他人像他一樣曾在以白人為主的白領公司裡任職，這樣的能力與經歷讓他被杜尼爾相中，成為共同思考研究進程並產出成果的夥伴。這些參與對其他街頭黑人而言都是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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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黑人如何先後來到第六大道並在此習得街頭維生技能？他們如何與來來往往的中產市民互動及建立關係？他們如何在市政府和商業促進特區高舉改造市容大旗下找尋生存的縫隙？
社會學家杜尼爾，用了六、七年的時間，逐步獲准走進他們的生命世界，，試圖透過筆下的這些人物來追蹤線索、解開謎團、拼湊出上述各種問題的可能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