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人權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 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

兩個死者、數十刀痕、二十年青春

時間回到民國 80 年 3 月 24 日的凌晨 2 點左右，當時位於臺北縣汐止鎮的吳銘漢夫婦家中，被歹徒闖入，歹徒搜索財物時，驚醒了當時在熟睡的吳銘漢夫婦。驚慌失措的歹徒用手上的刀，砍死了吳銘漢夫婦。警方後來在死者吳銘漢的屍體上發現三十幾處刀痕，而吳銘漢的太太葉盈蘭屍體上也被發現了四十幾處刀痕，這件強盜砍殺屋主致死的命案，因行兇手法十分慘忍，經過媒體報導，頓時成為全國矚目的案件。

在事發五個多月後，民國 80 年 8 月 13 日，警方透過在案發現場的一枚指紋，找尋到了曾有竊盜前科、當時還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王文孝。王文孝被警方逮捕後，承認了他就是殺死吳銘漢夫婦的兇手。曲折的是，在王文孝被捕後，原本承認是他自己一個人犯案，但在警察局待了數小時後，卻改口向警方說出，當晚還有其他四人與其共同犯案。於是，警方便依循王文孝提供的線索，再逮捕了王文孝的弟弟王文忠，另外同時被警方逮捕其他三人，也就是本書的主角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

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被逮捕後，一開始在警方做筆錄時都承認犯罪，承認是他們四人（王文孝、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在當晚進入吳銘漢夫婦家中，犯下了罪刑。事情至此，警方的偵辦案件的進度，看起來十分順利。但事實並沒有這麼單純，事後蘇建和等三人不斷主張，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在被警方逮捕後，在警局曾遭到警方的虐待與毆打，也就是說，蘇建和等三人第一時間承認犯罪的筆錄，是屈打成招。事後蘇建和等三人不斷向檢察官、法官主張，他們第一時間所做出的自白，並不是他們當下想說的話，而是被警方強迫的。

而這件案件的主要人物王文孝，因為當時具有軍人身分，依據當時的軍法和軍事審判程序，很快就確認了王文孝的罪刑與執行。王文孝在民國 81 年 1 月 11 日被槍決，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從王文孝的口中問出，當時他所說出的四名共犯，是真有其事，還是被迫說謊。而蘇建和三人也隨著王文孝的口供，掉入了無盡的審判深淵之中。

二十年生死兩茫茫？

民國 81 年 2 月間一審法院判決蘇建和等三人死刑、民國 82 年 1 月間二審法院判決三人死刑、民國 83 年 3 月間更一審法院判決三人死刑、民國 83 年 10 月間更二審法院判決三人死刑、民國 84 年 2 月間三審法院判決三人死刑確定，蘇建和等三人當時幾乎已經確定要被槍決。如果說有奇蹟出現，也許就是在這之後發生的事情。在蘇建和三人死刑判決確定後，蘇建和三人的律師們、監察院、民間團體以及各方人士，開始一連串的聲援活動，希望司法體系能垂憐這三位很有可能是誤判的被告。就這樣歷經幾個寒暑，在各方努力下，民國 89 年 5 月，高等法院最終裁定蘇建和案開啟再審程序。

又是幾經波折，蘇建和三人在再審程序中，被判過無罪，也被判過死刑，在生死間來回擺盪，最終在民國 101 年 8 月 31 日這天，臺灣高等法院宣判蘇建和三人無罪。依據新修的刑事妥速審判法規定，檢方不得上訴，全案因此確定。這天距離蘇建和三人於民國 80 年 8 月間被逮捕的日子，已經過了 20 幾年，而蘇建和案在這一天終於畫下句點。蘇建和案是臺灣過去約 20 年來司法上最受矚目的冤案之一，蘇建和案之所以一再被許多人所提起，不僅是因為主角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的冤情重大，二十多年來在三人死刑與無罪判決間來回，命懸一線，十分驚險，更是透過蘇建和等三名被告的控訴，慢慢揭開臺灣司法、刑事訴訟法程序中許多觸目驚心的缺失。

一位平凡的百姓，從被逮捕成為被告，警察偵詢，檢察官偵訊，被告認罪，遭受羈押，法院審判，宣判死刑、三級三審、判決確定，這樣的過程從刑事訴訟法條文中看起來似乎是很嚴謹過程，一切都是依法辦事，表面上看起來並沒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最荒謬的就是，蘇建和等三人的救濟之路，恰恰證明了以上程序也能造就出最錯誤、天差地別的結論，看似嚴謹的程序實際上可能根本不堪檢驗。

是程序中的正義還是問題？

在蘇建和案件中，有許多值得檢驗的問題。在刑事案件判決過程中，如果法官要認定被告有殺人，那法官便要在判決書中寫清楚，為什麼會認定一個被告有殺人，就是所謂的判決理由。而在刑事案件中，最常見的理由便是證據與被告自己說的話，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稱之為自白。其次，常見的證據還包括其他人說的話、作案的工具，也就是證人及物證。

真正的問題才要慢慢浮現，我們可以假設幾個問題，假設被告在警察面前承認自己有犯罪，但事實上是被警察毆打或脅迫才說出來的呢？這會是真實的內容嗎？如果你的朋友，是這場犯罪的主要兇嫌，但他卻親口說出你有參與犯罪，那這些話可以被當成判你有罪的證據嗎？如果你想與你的朋友對質，想問他為什麼這樣說時，但制度上不允許，或是你朋友已經去世，這樣你朋友當初說的話，還能作為證據嗎？我們可以有各種情境的如果……

蘇建和案事實上牽涉許多刑事訴訟法上的重大問題，例如法院是否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被告有罪與否是否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被告的自白是否必須出於任意性（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被告自己的自白或是共犯對其他共犯不利的自白，是否能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2 項)？當然還有刑事妥速審判法所指引出的，發現真實是否可以不計代價？這些問題，困擾著蘇建和等三人二十多年，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讓他們離開監牢，也可能讓他們在監獄、刑場中喪失生命。

國家權力如此強大，很輕易便能掌控人民的命運，所以自應謹慎面對。刑事訴訟法的產生，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便是希望保障被告權利，避免因為程序上的不正當，而導致錯誤的結果，所以蘇建和等三人過去所面對的問題，非常值得每個對法律有興趣的人，進行反思，當然更多的問題，也期待讀者們能在閱讀的過程中發覺。

（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蔡崇隆導演，公共電視發行。）

從律師的角度觀察司法、被告，證據能力是甚麼？

這本《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精采的地方在於，這是伴隨著蘇建和三人走過多年的蘇友辰律師所口述的內容，透過蘇律師的眼睛，看以看見臺灣過去的法官、檢察官們如何處理爭議、可以看見多位名律師所組成的律師團如何想方設法，可以看見有許多民間團體也在默默努力，也可以看見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這些年來的變化。

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二十一年來的痛苦，終究化作文字，呈現在人們眼前，冤案的出現，說明司法力量之龐大，雖能維持社會上的秩序，但只要稍稍不甚，便會傷及無辜，甚至產生無法預料的後果。

本案最具有爭議的其中一部分，便是蘇建和等三人於偵查說的自白或證詞，就是在警察局時，說出自己與其他人有犯罪這件事，這樣的證詞或自白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甚麼是「證據能力」呢？先來看法院用文言文的描述方式：「所謂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2737 號刑事判決意旨）看完上面的定義之後，相信大家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簡單來說，「證據能力」就是「作為證據的資格」，在刑事訴訟的審理過程中，法律上會規定說，有些東西是不能當作證據的。這些規定就如同一個濾網，會篩掉無法當作證據的東西，也可以簡單理解為，如果取得作為證據過程不正當，那因此取得的東西便不應該作為證據。

最典型不具證據能力的情況之一，就是被告在自白的過程中，曾經被警方刑求，也就是本案中蘇建和等人主張的情況。如果被告在警察辦案的過程中，被警察打了，或是被警察威脅了，這樣被告說出口的話，很有可能不是真實的，所以被告在警察局說的這些話，在刑事法院審理的過程中，應該被當成不具有證據能力，而不能作為證明被告有犯罪的證據。

蘇建和等三人在刑事訴訟審理過程中，不斷主張他們在警察局的自白或證詞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是否被法院所採信，筆者在這裡先不劇透，等待大家自己去觀看。但筆者以目前執業的經驗來看，在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中，被告在法院審理的過程中，去爭執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是不具證據能力的情況，還是比較少見的。

這樣的想法是很好理解的，因為無論是法官或是一般大眾，時常將了解真相、追究責任作為刑事訴訟的最高原則，「如果你真的有犯罪，就算取得證據的方式不正當又如何。」筆者相信這是許多人內心的想法，法院也是會有這種想法的，所以在實務上，法院要去認定某些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而不去探討被告是否有犯罪，這樣的情形應該是少之又少。

當然，正因為證據能力在案件審理的開端，便有可能排除掉對被告不利的證據，所以實務認定上本就需要加倍謹慎，只是在程序正義與發現真實的價值衝突上，要如何權衡，就是個大哉問了！

蘇建和等人的痛苦後來促使了司法制度上的部分改變，也使得臺灣的司法制度有所進步，加深對被告權利的保障，如果想了解這些年來，蘇建和三人、律師們與民間團體等人如何經歷過這些煎熬，刑事訴訟法等制度又是如何需要改進，可以閱讀看看這本《蘇建和案 21 年生死簿》。

無論是生活在這世界上甚麼角落的人們，都有可能在無法預料的情況下面對刑事訴訟，面對國家機器對你的檢驗，而這些過程往往孤獨、漫長且痛苦，我們必須從過去令人感到遺憾的案件中學會檢討制度，期望臺灣的司法制度能越加改善，不要再讓無辜的人，落入深淵之中。

其他參考資料：

• 臺灣公共電視，《島國殺人紀事》
•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矚再更（三）字第 1 號刑事判決理由書
• 蘇友辰口述，黃怡整理，《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前衛出版，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