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遊牧民的視角，認識七至九世紀的歐亞史──《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

誰寫的世界史？為誰寫的世界史？

近年來高中歷史課綱內容成為各方注目焦點，尤其對於臺灣史、中國史究竟要占多少比重、要怎麼寫爭論不休。相較之下，世界史似乎被冷落一旁，或是說，世界史的內容「被視為理所當然」，所以沒有引起如同臺灣史、中國史一般激烈的迴響。然而，對照以往的課綱以及「著重臺灣與世界互動」的新版 108 課綱，便會發現所謂的「世界」在歷史課本中始終如一的傾向歐美，與臺灣有邦交關係的中南美洲、非洲以及新南向政策目標的東南亞幾近缺席。當學生翻開這樣的課本時，難道不會想問：為什麼我們要學世界史？

一般人的歷史知識幾乎奠基於──甚至可能止於──高中歷史教育。因此，教科書編、作者如何理解「世界」、誰的視角的「世界史」這兩個問題非常關鍵，將會影響下一代如何決定臺灣走向、如何判斷與因應國際變局。

在世界史書寫的工作上，日本學者已經先行做出不少嘗試，如今讀者眼前這套講談社推出的《興亡的世界史》便是成果之一。出版社邀集 21 位日本知名學者執筆各自領域的普及讀物，觀點、切入角度容有不同，但整體上這套系列確實企圖呈現從日本出發去理解的世界史觀。

秉持如此想法，本書作者森安孝夫強調他的寫作立場：第一是打破虛構的「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擺脫日本人自明治時期以來崇歐心態，重新認識日本在世界史的定位；第二是揚棄以漢族為主的「大中華中心主義」史觀，因為這種史觀無視於古代歐亞大陸東部是多人種、多語言、多文化的世界，以及以單一民族（如中華民族）形成一國家的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是近代產物的事實。他主張，前近代歐亞史的主角是遊牧民，因此，本書談的不只是中國史，而是從遊牧民活躍的「中央歐亞」的角度重述七至九世紀的世界史。以此為出發點，作者將唐朝放在歐亞史中定位，並置於遊牧民、絲路關係中考察。

遊牧民才是前近代中央歐亞史的主角！

作者森安孝夫是日本中亞史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專攻伊斯蘭化前的中亞史。在一次訪談中，他提到他立志研究中亞史是源自中學時期讀了英國人斯坦因的探險記、井上靖《敦煌》等小說，以及一部關於江戶初期漂流至大清國的日本商人親身經歷《韃靼漂流記》。巧的是，日本商人當年出發地點正是森安的故鄉──福井縣坂井市。因此機緣，1969 年他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就讀，1975 年進入博士班，師從榎一雄、護雅夫等中亞史學者。博士班期間，他獲得法國政府公費留學的資助，前往巴黎留學兩年，在法國國立圖書館鑽研伯希和從敦煌帶回的文書。[1]回國後，他於 1981 年完成東京大學東洋史學專業博士課程，先後在金沢大學、大阪大學任教。1992 年以〈回鶻摩尼教史之研究〉一文取得大阪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2012 年退休。

研究之外，作者也致力於絲路研究的普及推廣，如本書主要訴求對象是日本正在高中任教的世界史、日本史、現代社會科教師，但也同時面向大眾，因此，作者以深入淺出的語言介紹自己多年來的研究心得，以及以日本學界為主的最新研究成果。儘管如此，書中運用了豐富的原始資料，如漢文史籍、敦煌吐魯番文獻、粟特語回鶻語文書、墓誌、突厥第二帝國與回鶻帝國碑銘、石刻屏風等出土文物，所以，本書也相當適合作為有志七至九世紀中央歐亞世界史研究的入門讀物。

本書除〈序章〉、〈終章〉之外，正文共分八章，另附有〈後記〉以及 2016 年講談社推出該書學術文庫版時作者新寫的〈學術文庫版後記〉。在第一章〈絲路與世界史〉中，作者首先簡介中央歐亞大陸的自然環境，強調其重要性在於只有此處出現騎馬遊牧民族，且遊牧民機動力來源的馬匹也產於中央歐亞，此處因而成為備有槍砲火藥大型遠洋船隻出現前世界史的主要舞臺。

作者也主張書名中的「絲路」不僅指「綠洲之路」，還包含了貫穿中央歐亞的「草原之路」；而且絲路不是一條東西向的線，而是許多東西南北向支線構成的密密麻麻的網絡。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話，作者認為中亞史要「以各個地區或民族『與東西南北的交通與對立』作為立足點，從內側來建構那個地區以及民族本身的歷史」，藉此他反對以間野英二為首的部分日本學者所提出的「脫絲路史觀」──後者強烈批判日本中亞史研究長期偏重東西交通史，忽略地域主體性，因而提出中亞史要從東西交通史獨立出來，著重絲路當地北方遊牧民與南方綠洲農耕民的關係。[3]

第二章至第八章則以活躍於此時期絲路上的粟特人、誕生於蒙古高原的突厥、回鶻遊牧民國家與唐帝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為主。第二章〈粟特人的登場〉介紹粟特人的故鄉、人種（屬高加索人種）、文字、語言（粟特語屬東伊朗語一支）、商業活動、社會階層與東漢至唐代的粟特網絡等。由於其故鄉索格底亞那（Sogdiana，位於現今烏茲別克與塔吉克）位處歐亞大陸正中央，四通八達，有利粟特人成為國際性的絲路商人，而粟特語也是當時中央歐亞的共通語言。然而，粟特人不僅作為商人而活躍，也有武人的一面。他們因安全所需，配備一定的兵力，有些甚至率領自身的鄉兵集團協助自己認為有前途的對象，如涼州安修仁、太原虞弘等粟特人家族協助唐朝建國、發展。

第三章〈唐朝的建立與突厥的興亡〉聚焦於唐朝及北方突厥之間的關係。突厥崛起於六世紀中葉的蒙古高原西部，七世紀初已壯大到讓隋末逐鹿中原的南方群雄紛紛稱臣，作者認為其中可能包含甫建立的唐朝在內。由於突厥強大軍事力量的威脅，加上當時的可汗有意扶植隋朝流亡王室成員，想要穩固根基的唐朝勢必要打倒突厥。然而，對於如何對付突厥這個問題，唐朝朝廷上下出現雜音，主張分化突厥削弱其勢力的李世民遭到父兄的排擠，以致於他發動後世熟知的「玄武門之變」。

四年後，唐太宗李世民終於擊垮宿敵突厥，草原遊牧地帶各族君長因而向太宗獻上「天可汗」的稱號。過去的認知是這些遊牧民臣服於身為農耕中國天子的太宗。但作者主張唐朝並非狹義的漢族王朝，而是由北魏武川鎮鮮卑系集團與關中士族組成的「拓拔國家」，所以，草原各族首領是尊稱「拓拔國家的可汗」為「天可汗」。

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嗜好〉討論西域文化對唐代社會風俗的影響，諸如食物、服飾、音樂與舞蹈等。作者指出唐詩中常見的胡姬、胡旋舞舞者不僅是粟特人，還可能是私人奴隸。延續這個觀點，作者在第五章〈解讀奴隸買賣文書〉特別檢視 1969 年出土於吐魯番盆地阿斯塔納古墓的一張粟特文女奴買賣契約，並對比兩份來自同地區的漢文買婢券，指出唐代存在著透過絲路進行的大規模奴隸貿易。著眼於奴隸的高額利潤，粟特商人購買、培育奴隸，再將他們賣至唐帝國或突厥、回鶻人的土地，儘管奴隸中有不少是粟特人。

自唐太宗消滅突厥後的五十年間，遷至唐帝國境內的突厥遺民不斷嘗試復國。第六章〈突厥的復興〉首先就利用暾欲谷碑銘、毗伽可汗碑、闕特勤碑等遊牧民自身書寫的史料，呈現突厥人如何看待那段飽受壓迫的年代。作者接著探討 682 年重建的突厥第二帝國與唐帝國、大周之間時戰時和的關係，並指出雖然缺乏直接證據證明有大量粟特人活躍於突厥第二帝國，但間接證據如著名書法家顏真卿撰寫的〈康阿義屈達干神道碑〉暗示突厥境內有不少身為武將或商人的粟特人。

取代突厥第二帝國稱霸漠北的是回鶻帝國。第七章〈回鶻的登場與安史之亂〉即討論回鶻在安史之亂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作者比較回鶻語、粟特語與漢文刻寫的〈九姓回鶻可汗碑〉及漢文傳世史籍中關於安史之亂的記載，發現雙方史料取捨有別。更重要的是，作者重新評價安史之亂的歷史地位，他認為安史之亂得以興起並維持的原因在於安祿山有效結合粟特人的經濟力與遊牧民的軍事力，充分具備成為征服王朝的條件，只不過安、史一方最終失去回鶻的支持，導致這股中央歐亞勢力曇花一現，在漢文史籍裡被貶為終結大唐盛世的「叛亂」。實際上，「安史之亂連帶影響了在十世紀前後發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走向」，是遼帝國、五代沙陀系王朝、西夏王國等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先驅。

第八章〈粟特網絡的變質〉的重點在於作者如何解讀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和藏語文書 1283 號。這份寫於八世紀中葉的文書原出土於敦煌，作者推斷可能是位於今日甘肅武威的某粟特聚落「Hor 國」首領為了長途貿易所需，派遣五位使者親自走訪除唐帝國之外的絲路東部地區，分析各地情勢，所留下來的記載。搭配地圖一起觀看的話，對粟特人東起朝鮮半島西至裏海的遼闊情報網更能一目瞭然。作者認為唐政府不僅默認粟特人這類情蒐活動，並加以利用。同樣為了粟特人的情報力，回鶻牟羽可汗於安史之亂後改宗摩尼教，九世紀時回鶻更進一步尊摩尼教為國教。在回鶻施壓下，唐帝國境內幾個大都市設立摩尼教寺院，與回鶻合作的粟特商人就將這些寺院作為旅店、倉庫、銀行來使用。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的延伸閱讀

本書日文初版完成於 2007 年，在那之後學界對於七至九世紀中央歐亞史研究有更多的進展，如森部豊於 2010 年出版《粟特人東方活動與東部歐亞大陸世界史的展開》（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利用石刻史料重建晚唐宋出河北地區粟特人聚落情況、婚姻網絡與政治活動；荒川正晴同年出版《歐亞交通、貿易與唐帝國》（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檢視唐帝國統治下中亞地區驛傳、通行證等制度；Jonathan Skaff 於 2012 年出版《隋唐中國與其突厥──蒙古語系鄰居》（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著眼於隋唐帝國與草原遊牧帝國共享的文化觀念。中國學者的著述也相當豐盛，如畢波的《中古中國的粟特胡人》（2011)）探索唐長安粟特人的聚居地與社會網絡、榮新江的《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2014) 考查粟特人的宗教信仰與物質文化。這些著作切入點、立場各有不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

（本文作者為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歷史與古典研究系博士）

[1]以上內容參考自作者於 2015 年 4 月 29 日接受《讀賣新聞》的訪談。

[2]該論文發表於 1991 年 8 月出版的《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 /32合併號，共 248 頁。2004 年，此文譯成德文正式出版。

[3]關於日本學者「絲路史觀論爭」，相關討論可以參考蔡長廷，《日本對北亞史的研究歷程》（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頁 14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