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換期第 11 冊以 1919 年為題，說明幾個國家如何在 1910 年代發生重要的轉變。主編木村靖二在書中說明 1919 的意義：1919 實可以視為「現代」的開端。
木村靖二認為，1910 年代的轉換給予人們極為真切的感受：原有的政治、社會體制與支撐其存在的組織和基礎急遽動搖、快速解體、同時釋放出新的創造力，以此為原動力，在短期內過渡到新時代。而本書即是探究，在近代的終結與「現代」的摸索彼此錯雜交織的狀況下，人們如何在探尋各自未來的同時向前邁進。
本書邀請幾位相關的學者，對於 1919 年以後俄、美、德、中等國的狀況進行分析。雖說是以國家為章節的主角，看似與本系列叢書提倡全球史的理念有所衝突，但也正如木村靖二所言：本叢書秉持「世界史的視野」，卻未必會使用「全球史」一詞，而是讓各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執筆，在選擇探討對象上也抱持著開放態度。就本書而言，其所提到每個國家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整體看來仍為全球史格局下的史普著作。
巴黎和會與未竟的歐洲秩序
本書第一章從巴黎和會的各種倡議談起。在此先提供讀者一些背景知識：隨著一戰的結束，美國所主張的「新外交」介入東亞，讓原有的舊秩序被打破。威爾遜總統眼見因為列強對殖民地權力的搶奪，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故希望能建立以世界經濟體系為基礎的集團安全制度。[1]本章對此亦有所申說。除此以外，本章也提到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理念（本書稱為居民自治） 。民族自決的概念雖淺顯易懂，但是民族主義的形態、內涵和目的皆極為複雜，不同國家、人民對於民族自決的理解亦有所不同，自然引起種種紛爭。
此時的總體戰體制亦對各個國家有著深刻影響。由於強調舉國動員，集中國民和資源從事作戰，因此在總體戰體制下，國民生活交由國家管理，國家深入干涉國民的生活細節，同時保障其維持生存與活動所需，這些措施都促成了福利國家的形成。也由於國民地位在大戰期間提升，不可能再回到戰前由少數統治階級獨占權力的制度，國家主權歸於全體人民，推動國民主權實現的俄國革命即是明確的例子。就此而言，戰後與戰前全球政治體制的斷絕，於此顯現的再清楚不過。
在此前提下，作者開始說明美、俄、德、中等國如何走向「現代」。作為率先摸索「現代」的國家，我們應可在其成果和失敗中，發掘出思索「現代」的重要線索。
此外，本書第一章也談到俄國的狀況。第一次大戰期間，俄國相繼爆發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後更於 1918～1921 年間發生內戰，蘇維埃政權和各種反布爾什維克勢力互相內鬥。
在巴黎和會前夕，美國制定了對於俄國各地區的方針：「必須給予」波蘭人加上其他民族「自由發展的機會」，並在和會上給予代表這些民族的各政府「事實的承認」；當和會為這些新國家劃定國界線之後，這些新國家須立即召集立憲會議，不容許維持與舊王朝的關係，須鼓勵新國家之間建立聯邦關係。從此安排可以看出：威爾遜希望世界獲得新秩序，並盡其可能地向世界保障公平與公正的勝利。
但是，隨著蘇維埃在俄國內戰中佔了上風，當巴黎和會準備要與德國簽署和約時，如何封鎖蘇俄遂成為重要課題。由於蘇俄在內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頑強的生命力，周圍的國家也不得不接受其代表俄國，愛沙尼亞等國也開始謀求與蘇俄進行和談。
1920 年，國際聯盟成立，協約國對俄國的封鎖亦宣告失敗。此後蘇俄開始與土耳其聯手進攻亞美尼亞，迫其政府接受蘇維埃化，放棄權力，而亞美尼亞的大半國土也遭到土耳其占領。1921 年，蘇俄與安卡拉政府締結《莫斯科條約》，確認雙方的友好關係，同時將舊亞美亞尼境內的大部分土地割讓給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以及俄國內戰的餘音，至今仍迴繞在世界各個角落裡。
美國抬頭與對歐洲的滲透
第二章所探討的主題為美國，作者透過刻劃美國所經歷的利害衝突與民族主義矛盾，來檢視巴黎和會後的 1920 年代，以美國為中心的跨大西洋範圍中，追求戰後和平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動態。
美國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在於其資本的絕對優勢。1924 年以後，美國的資本以直接和間接投資方式，滲透到西歐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實際擔任起推動世界經濟的角色，而這一「滲透」也反映在社會和文化方面：美國主導的國際結構，正逐漸改變歐洲國際關係的樣貌。舉例而言，凱因斯觀察到美國如果要求德國履行鉅額的賠償，對歐洲而言將會是自取滅亡。
總結來說，美國為維護西歐各國能在《羅加諾公約》下合作，其所展開的行動帶來了新的國際結構的抬頭。然而，1920 年代的美國社會、經濟、政治遭受巨大的變動，美國的領導者身處於漩渦之中，必須將注意力放在國內，根本沒有餘裕顧慮到對周遭國家造成的深遠影響。
當時，美國政府也面對著移民政策的重要課題。本書指出：移民們的社會參與，並非僅是單純與社會融合，更帶有促使美國社會朝多樣化發展的方向性。身為美國化運動激進派推動者的共和黨，也無法忽視情況的變化。
接著本章探討兩位具有影響力的美國人物：世界級企業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與曾任商務部長與總統的胡佛。福特出生在中西部的農場，從一名小小的農業機械學徒白手起家，他的「自由的勞動」與「服務」商業倫理，是 19 世紀以來美國北部社會的基本倫理思想。
倘若福特觸及傳統的美國公民形象的話，那麼胡佛就是試圖藉由全國性的廣泛「合作」的新政治思維，體現將大量生產的商業社會形象與行政國家擴張的結合。對他來說，任何國家都不能拒絕償還戰債，必須履行契約上的義務，這是資產階級秩序的根本。然而胡佛的跨大西洋合作協調論主軸，不管是清償戰債還是高關稅都擺脫不了頑固的美國主義，實際上隨時可能破壞國際合作的局勢。1930 年代後半，美國在經歷政治改革──意即透過推動《新政》擴大了社會政策基礎後，嘗試跟西歐建立新的支援關係，進而邁向嶄新的歷史篇章。
總體戰體制促成納粹的溫床
本書的第三章則以德國為主題。作者要問的問題是：19 世紀末，於歐洲列強中急速崛起，在近代工業和新科學領域中領先群倫的德國，為何會發展成納粹德國這個和近代文明逆行的國家？根據公認的說法：德國的近代化，選擇了與歐美先進國家不同的「獨特途徑」，未能形成如同西歐市民社會般的社會基礎，因而孕育出了納粹主義。
作者指出總體戰對於德國國族意識的影響：於 1914 年爆發的一戰，自 1916 年左右進入總體戰階段。德國海外貿易遭到英國經濟封鎖，也幾乎沒有來自同盟國的支援，甚至還必須供應給盟國大量軍事物資，導致德國採取戰時統制經濟。然而，在談到德國的戰時統制經濟時，向來會強調其對國民日常生活的限制，但在糧食配給上，雖然國民普遍對配給量感到不滿，卻支持配給不問身分和收入的政策。到了大戰後期，原本只關注生活空間的國民，也漸漸關心起帝國的政策和政治動向。所以，總體戰迫使大多數的國民，不由自主地察覺到所謂的德國國民意識，以及身為國民對德國這個國家能作出怎樣的貢獻。
接著，作者從德國一戰後的政治局勢，談到納粹在戰後德國興起的前因後果。1929 年 10 月，自美國股市崩盤引發的經濟大蕭條，在美國之外以德國受到的影響最為巨大。由於德國經濟是在美國資本的援助下才逐漸復甦，當美國資本撤回，德國經濟立刻遭受毀滅性的破壞。
在前一年的選舉中，以社會民主黨為中心的大聯合內閣徒具形式，各黨將重心放在鞏固自己的支持基礎上，內閣內部要達成意見一致變得相當困難。德國各界對納粹黨絕非缺乏警戒心。不過，這些政黨除了等待經濟蕭條的危機過去外，皆未提出任何具體的政策，也未能提出度過危機後的展望或是未來藍圖。
讓多數國民期待的不是回歸原狀，而是盼望一個全新的社會。當世界經濟大蕭條肆虐時，無法提出願景的政黨，實無法吸引選民的支持。而不管是否定現有體制的納粹黨和共產黨，都極力展示改變現有體制的未來藍圖。換言之，納粹黨所描繪的未來藍圖是以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共同體，團結德國國民，在希特勒的領導下，矢志取得歐洲霸權，並在蘇聯確立生存圈。這使得德國人民給予納粹上台的機會。這種解釋對於德國的政治制度如何讓納粹黨興起提供，甚有說服力的說法。
中國特殊嗎？進兩步退一步的中式改革
在中國的篇章中，作者深町英夫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特殊嗎？這也是孫文生涯後期向中國人提出的問題。深町認為孫文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是一種圍繞在政治體制上的文化相對主義，與現今的中國領導者拒絕西方民主制度，將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合理化的論調，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性。
深町認為，在中國人應採用何種政體的問題上，革命派主張的激進論和改革派主張的漸進論雖然衝突劇烈，但兩者又對普遍主義的歷史觀抱持著單純的信念，都認為人類歷史是線性發展。因此，辛亥革命實現從君主制轉換為共和制後，革命派和改革派便不再就體制問題進行爭論，而是在成立後的議會制度中互相競奪勢力。
1910～1920 年代的過渡期，正是中國歷史上對近代國家形象追求的轉捩點。但是，不論是袁世凱還是孫文，都對仿效西方和日本的代議制度、間接民主產生懷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孫文逐漸轉向文化相對主義。他構想出由革命黨獨掌政權的「黨國體制」，該體制最後由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國民黨繼承，在今日被稱頌為最適合中國的「國情」的政體。這種思維實源自於對中國特殊性的固執，與對普遍性追求的放棄。
巴黎和會閉幕後不久，孫文舉行了一系列的《三民主義》演講，他強調中國的社會既然和歐美不同，所以管理中國社會的政治，自然也和歐美不同。南北雙方有意進行議和，但孫文卻抗拒議和，他主張自己具有超越南北政權的優勢，表達重起革命運動之意。其後被孫文任命為廣東省省長，卻又與孫文決裂的陳炯明，則傾向支持主要在華中和華南各省逐漸擴散的「聯省自治」論，即是以各省自治為基礎的聯邦主義。
讓兩人鬧翻的關鍵，恰恰在於全國統一與各省自治的矛盾。
1925 年 5 月 24 日，中國國民黨宣言繼承孫文的「遺囑」。廣州政權指揮下的各種軍隊被重新編成國民革命軍，在年內大致驅逐了廣東省殘存的陳炯明勢力。於是，中國國民黨形成今日共產黨政權依然延續的「黨國體制」原型，即革命黨經由黨組織滲透到各地區、階層、集團中，並藉由各級黨組織指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此為媒介形成壟斷性控制國家和社會的制度。
可是，隨著孫文去世，黨內對立越演越烈，尤其是戴季陶提出對中國共產黨的警戒，同時引發巨大迴響。至於蔣介石對政治體制本身的討論甚為消極，認為應對內憂外患之道，是必須將中國人民馴養成近代國民。因此，他發動「新生活運動」，要求人們遵守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秩序和衛生規範。
深町注意到，蔣介石自身於 20 世紀初留學日本陸軍的生活規則，直接成為這項運動的範本，而其思想淵源則是森鷗外等人自德國引進的衛生知識。實際負責與推動新生活運動者，很多是留美歸國的基督徒。對他們而言，「新生活運動」無非是如同 YMCA（基督教青年會）和福特汽車，試圖將東歐與南歐裔移民和非裔居民馴養成近代市民的「美國化」之中國版。蔣介石以「禮義廉恥」作為運動宗旨。雖仿效先進國家追求近代化的普遍性，卻也希冀維持中國傳統價值的特殊性。
然而，在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這些艱鉅的國難當中，中國國民黨政權仍致力實踐從「訓政」邁向「憲政」的既定體制構想。雖然該實踐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受到批判獨裁和要求參政的輿論壓力，以及在愈演愈烈的內戰之中，被迫必須顯示出自己比共產黨更具有民主性質的因素在其中。
然而，賦予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正統性的重要根據，還是為了實現民主體制，而採取有期限的獨裁的孫文「遺教」，這點恐怕也令人難以忽視。結果，《中華民國憲法》在制度面上展現出種種特殊性，惟大致不出西方民主制度的範疇，因而能夠實現辛亥革命以來所追求的普遍性。只是當內戰愈演愈烈，1948 年蔣介石公布戒嚴令，該體制在實質上遭到凍結；不久中國國民黨逃到臺灣，建構一黨專制的體制，追求普遍性的願望化為伏流，等待 1990 年代的民主化來臨。
另一方面，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將孫文構想的有期限的一黨專制體制，也就是「黨國體制」，確立為永久性的體制；這個體制對抗西方民主制度，主張新的普遍性。可是，中國共產黨在 1970 年代末正式採行改革開放政策，在 1980 年代末東西冷戰結束後，反而與臺灣的民主化形成對照，逐漸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總而言之，中國近代國家形象的摸索是在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態度中「進兩步退一步」。然而，這個體制未能永續立足於中國，最後遭到懷疑西方民主制度過程中提出的「黨國體制」所取代。
結語：延續至今的 1919
總括而言，本書詮釋了人類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建了延續至今的世界新秩序。因此，整本書讀來甚有「看見時事」的熟悉感。本書討論俄國的部分，對於新國家的規劃與其所遺下的問題亦一直延伸到近來的俄烏戰爭。因此，書中所談到的歷史軌跡，對於我們觀察俄烏戰爭的發展實有所啟示。
至於美國，移民直至現在都是美國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而儘管美國內政面臨著極大的危機，其對世界的影響力亦愈加增強。所以，自本書討論的時間段以來，美國的一舉一動對於全球局勢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德國在 1920 年代所面對的問題，亦是許多民主國家的重要課題。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也存在制度無法解決的問題。政治人物如何看到未來的動向，從而說服選民支持，實為民主制度下的重要課題。而選民性往往會為情緒所左右而影響到選擇，亦表現在對國家前途的認知上。德國的問題如是，中國的問題亦作如是觀。當孫文等人看到國會議員的不堪，往往只想到制度不符國情而企圖修正，卻沒有想到國民素養的問題，以及制度建立過程的陣痛。[2]而所謂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選擇，與其說是民族性的問題，更可以說是對自身文化的信心不足所致。除此之外，總體戰對於中國的影響，則也是作者深町英夫所忽略的不足之處。[3]
1919 不是普通的一年，其代表著現代歷史轉換期的開始。巴黎和會對戰後世界格局的處置，影響著往後二十年世界的格局，而某些場景更在今日一直重覆出現。比方書中所提到有關俄羅斯的論點，在如今的新聞上仍可以看到。又例如美國共產黨在川普當政時間主張「美國優先」，要把製造業引回美國以刺激美國國內的景氣，其論述就相近於 1920 年代共和黨推動的美國化運動。而習近平對民主所作的詮釋，某程度上亦接近孫文晚期的觀念。[4]所以通過本書，實能讓我們認識到現今世界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是日本學者所編寫的，會以讀者了解 1919 年時日本的狀況為前提，也假定讀者已了解日本在巴黎和會的定位與作為，還須請讀者留意。
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得益於戰後的新局面，亦希望在國際局勢中亦有所作為。日本參與巴黎和會的主要期望，除了要爭取德國在山東方面的權益外，亦要繼承德國在赤道以北的舊南洋群島的委任繼承權。[5]同時，由於美國加州等地的排日運動，讓日本國內輿論甚為反感，亦讓日本在和會中提出有關種族平等的議題，[6]如代表日本出席和會的牧野伸顯等人希望能在和約上加上有關種族平等的條款。[7]主導會議的美國等國，為了安撫日本在修訂種族平等條文過程中的不滿，也在日本對於山東權益的請求上予以讓步。在閱讀此書後，讀者若有興趣進一步理解日本在 1919 年後的歷史進程，也可參考加藤陽子等人的著作。
正如書中所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的餘音，至今仍迴繞在世界各個角落裡。那麼通過對本書的閱讀，實能讓我們去認識造成現今世界面貌的遠因。
歐洲：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條約處理戰後問題，民主平等概念深化
東亞：中國五四運動，朝鮮三一運動，反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勃興
北亞：共產國際成立，共產主義向全世界擴張
南亞：甘地欲發起不合作運動，爭取印度獨立
西亞：鄂圖曼帝國解體，西方列強勢力進駐
北美：威爾遜原則的受挫，美國晉升世界經濟強國
1919 年，距今約莫 100 年的上個世紀初，人類剛結束了有史以來影響最廣泛全面的總體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舊世界體制被破壞殆盡，新事物及新觀念隨之萌生；無論情願與否，世界已然邁向全新的未知階段，各國都在試著探索自己的定位與未來。可以說 1919 年，是人類告別近代、摸索何謂「現代」的關鍵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