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喧嘩的年代，當文學與文化作為批判的介面──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前言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是屬於革命的時代。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裡說道：從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只有極少數的中國人感受不到鼎故革新的迫切性，他們所生存的世界，「意識形態眾聲喧嘩，政治杌隉不安，經濟民窮國敝。」在這樣的時代裡，「若不願隨波逐流，而想要有創造性地圖存於天地，需要適應力與勇氣。」[1]

但本文所要引介的《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則試圖在這樣一個劇烈壯闊、屬於史詩的時代裡，找出「抒情」的維度。在此維度中，詩性自我與歷史事變發生驚心動魄的碰撞。這本書所提及的人物與其作品，儘管背景、思想脈絡、價值體系各自相異，但相同的是，他們皆以這樣的政治信念或世界觀，來反思「那個時代」，反思文學或藝術、群己關係、乃至於歷史的危機與轉機，這也隱隱地呼應了史景遷所說的「眾聲喧嘩」的時代。

革命、啟蒙與抒情

在《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一書中，王德威首先提出，在原先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兩大範式──「啟蒙」與「革命」──之間，應該把抒情設為第三種參數，將此脈絡三角化。這樣的「抒情」，既可能是探索人的內在情感，也可能是歷史的情景，但更進一步的說，則是兩者之間幽微縱深的關係。

例如，在革命／啟蒙的二元典範中，充滿著歷史與政治的考察，但生於時代、感於時代的人們，如何感知到政治行動與歷史意識，也應當被重視。抒情的話語看似細碎柔軟，難以承受大時代的重責大任，但本書指出革命行動之所以能像歷史天使的翅膀，吹起時代之風，將舊有的事物掃入廢墟，往往是因內中蘊含著溫柔的烏托邦願望，這是「情」與「感」的向度，也是一直以來被歷史典範忽視的「細微之音」。 

其次是，本書也指出，所謂的「抒情」並不僅是西方的「靈感」，或照搬其概念、理論，而同時也能從中國傳統裡汲取資源。王德威指出「抒情」在中國語境中，具有自發的、喻像的、超越的和政治的維度，從「古典」過渡到「現代」，其實也顯示了中國文化的變革及內在的張力。《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便試圖以系譜學的方式來發掘、調動中國「古典」的抒情資源，與西方美學的語境相互援引，將抒情視為批判的介面，呈現另一種思辨現代性的方法。

閱讀本書的幾種視角

由於本書的〈引言〉、〈導論：「抒情傳統」之發明〉，已清楚地爬梳了書中對「抒情」脈絡的論點和各章的內容，本文試圖嘗試結合王德威先前之著作，來提供幾種閱讀此書的幾種視角。

* 抒情與現代性／歷史

陳國球的《抒情中國論》認為王德威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之始，是從中國的寫實小說傳統與逼真（verisimilitude）為切入點。其中便涉及了文學語言與語言指涉、書寫與真實、文本與歷史性之間，種種的離合依違。[2]王德威對寫實與虛構、文本與語言的關注，除了展現在《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一書之外，上溯可承其討論晚清小說──狎邪豔情，俠義公案，譴責黑幕，科幻奇譚──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下則接續著眼於近代中國革命、歷史文學的《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與敘述》。

《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書，討論晚清小說裡、前人忽略的「現代性」及「歷史性」。《歷史與怪獸》以「檮杌」的怪獸意象為引，討論近代中國的歷史敘事與暴力、史學與詩學的互動。從文學革命（新）到革命的文學、從晚清至民初，我們可以見到，王德威已不斷地將歷史與文學間的關係更複雜化，像是「國家神話」、「民族象徵」等秩序的重組與再生。隨著《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書中的、抒情的時空之旅，我們一方面可以避免過度依傍西方的浪漫主義模式，而能求索於中國文學自身的資源及傳統；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我們重新回到那些著作所考察的「歷史」及「文本」之中，一同思考那些作者、人物所面對的當下與歷史的糾結，而這也是對「古典」和「現代」界線的跨越。

* 抒情與離散／反離散

黃錦樹在〈作為離散論述的抒情傳統〉[3]一文中提及，王德威的抒情傳統，其實是其「後遺民」論述的轉義，「遺民論述」即「抒情傳統」。也就是說，「抒情」在王德威歷來關於「離散」、「遺民（或後遺民）」的著作中，其實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視角，而這也與當今正蓬勃發展的「華語語系」論述有關。儘管王德威對華語語系的論述是見於《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一書中，但在《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便可見其骨架。

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一書中審視並質疑任何理論的、歷史的、甚至是政治的大敘事，不論是合法性動搖的、悼亡傷逝的「遺民」立場，或者是「後遺民」對遺民時空錯置的解散或是再錯置，都是嘲弄著所謂的「想像的本邦」──亦即關於國族想像與建構，和綿亙其中的文化生產與再製──「華語語系」中的離散（或反離散），特定時空、特定的國族認同，往往都是藉由文字、影像等等的修辭形式和敘述策略所想像、構築成的。

王德威提出，我們可以用「根」與「勢」的隱喻來理解華語語系中的離散，「根」指涉了位置的極限、邊界的生成；「勢」則指涉空間之外，間距的消長與推移。前者總是提醒我們一個（政治的）立場或方位。後者則重視一種傾向和氣性、或者一種動能，同時也是一種情懷與姿態。

離散（或反離散）的論述，[4]若針對離散的價值、對其「政治」定位去中心化，那便是只探索了華語語系中「根」的定位，聚焦在政治能量和地理、歷史演進作為政治勢力消長等等的關係。與其如此，王德威建議，不如同時思考「勢」的詩學──作為一種姿態──所蘊含的傾向和動能。儘管「勢」可能與前者的設定與布置息息相關，因此不乏政治上的意圖，但是重視「勢」的詩學，可以讓我們觀察到審美與政治之間所隱含的、審時觀勢的判斷力，以及蘊藉穿越和跨界的想像力。

而「抒情」在這之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我認為「抒情」便可以作為「勢」的一種姿態，例如《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中提及南渡的臺靜農，以「書法」作為其鄉愁的象徵、遺民意識的表徵，便是在人生無盡的「喪亂」及「離散」中，所寫出的「抒情的空間」，其中蘊含了本體的渴望與存在的追尋、歷史回歸和歷史離散之間的對話；又或者來自於殖民地臺灣、成長發展於日本、最終卻選擇中國，徘徊、離散於不同身份認同的江文也，他的樂論與音樂，皆在追尋心中的文化願景，試圖重新創造儒家思想的抒情性，但這何嘗不是一種想像的鄉愁？一種離散？江文也在異鄉裡呼喚著原鄉，在史詩中召喚著抒情聲音，這何嘗不是一種情懷、一種姿態的展現？

* 抒情與主體

王德威在本書最後一章，提及近代中國最偉大小說家沈從文的墓碑，上面如此寫著：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其中，「我」除了是指沈從文外，也可以泛指其他的主體，啟動自我身份的認知、導向自我與他我的相互關係。而在我們閱讀所謂的「抒情傳統」時，也總想追問，不論是讀者或是作者，這樣的「抒情主體」究竟是如何構成、又會如何影響整個文化脈絡呢？王德威在本書中對每個抒情主體的具體討論，既重視其特定歷史環境、又傾向擺脫之，其中展現出敘事的張力，從個體到時空，像是天空中的一顆顆星辰，儘管科學上並不相關，卻鑲嵌成自為系統的星圖，不同時空和語境中的「主體」得以並置，但我們更想追問的是，這樣的星圖，除了刻劃出星座之外，我們對它們的想像及關懷，可以從中建立出神話及文明嗎？它會是種抒情的共同體嗎？

如同沈從文的想望：「照」是燭照，洞照的意思，即在主體與他人之間彼此來回，抒情並不是自我的、單一主體的，而是透過與他人的探問與照亮，蘊含了理解與自省。這種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似與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晚年對「判斷」的思考相類。鄂蘭將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從純粹的審美擴展到文化，乃至於政治的判斷，其認為判斷並非主觀的、也非普遍有效的，它必須來自於一種共同感（common sense）。而此共同感是來自於擴展的想像能力，使人可以想像處於他人的位置上思考。

也就是說，我們的判斷亦奠基在某種「我們」所共享的感覺，透過想像而擴展，將他人的想法及判斷容納其中，進而形成某種非普世的，但是卻是一文化社群共享的「範例」，舉例來說，若我們共享了「希臘神話」中的文明與敘事，當我們在想像、判斷何謂「勇氣」時，我們便可能想起阿基里斯（Achilles）、赫克力士（Heracles）這樣的「範例」，而這並不是普世皆準的。

回到《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我們是否可以追問，王德威所提供的一個個的抒情主體，都將成為抒情傳統中，不論是審美、政治判斷中的範例呢？作為批判角色的「抒情」，我們可以藉由不斷地批判、理解，去擺脫對「大敘事」的渴望，而其本身自然沒有敵人、亦沒有仇恨，但這樣的抒情，如同《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裡提及的，形成一種感召的力量。進也許可至集體的政治判斷，退也能成為個人審美的、倫理上的指引。

關於那個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的時代，啟蒙與革新（革命？）、振衰起敝的呼喚源源不絕，種種的喧囂與繁華（荒涼）的大變動，都讓我們覺得，這似乎是屬於史詩的時代，但王德威的回應是：「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裡，文學、文化的抒情張力反而不容小覻。」外在與內在的情，可以相互觸動，產生一種勢──一旦勃發實踐，可以成爲感天動地的力量──這是文學吸引人之所在；另一方面藉由批判、評斷抒情所導致的結果──背叛、消音或死亡──是我們可以不斷在啟蒙、革命的時代中不斷警醒自己的。

用本書的話權充結語，即是：

「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裡，仍有人召喚抒情傳統，召喚一種感覺的方法、一種不合時宜的嚮往，反主流而行，更有意義，也更耐人尋味」。

[1] 見史景遷著，溫洽溢譯（2016 二版），《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臺北：時報，頁 18。

[2] 見陳國球，〈今之視昔：黃錦樹、王德威〉，收於氏著（2013），《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頁 179-192。

[3] 見黃錦樹（2012），〈作為離散論述的抒情傳統：讀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中外文學 41 卷 3 期，頁 191-197。

[4] 關於華語語系研究的來龍去脈，可見王德威（2012），〈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中國現代文學》22 卷，頁 11-37。有力之論述可見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本網站亦有相關之評論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