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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放到文革,理解現代中國歷史,認識共產黨的關鍵過去──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人民三部曲
馮客(Frank Dikötter)著,蕭葉、向淑容、堯嘉寧譯,【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聯經出版公司,2021。

馮客的人民三部曲是史學的傑作。這三部關於現代共產中國的巨著,出版順序是以大躍進為先,解放在中,文化大革命壓陣。不過,雖是史學巨著,馮客以簡馭繁的寫作功力,卻讓一般讀者也能享受複雜而陌生的中國歷史。這一點,也受到英國著名寫作獎項的肯定:《解放的悲劇:1945-1957年的共黨革命史》曾入圍歐威爾獎(Orwell Prize),而《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則拿下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

此三部書乍看厚重,但讀來卻相當流暢。馮客的核心主題非常明確,章節的編排也有清楚的結構:一則明示中國共產黨之政治本質,二則描繪中國人民所受所感,以及,即使在天災人禍中也無法掩蓋的行動力。

首先,第一個重要的主軸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性格,即操弄與暴力——尤其是毛澤東所掌握的共產黨,在中國「解放」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間,如何將整塊神州大陸從內到外弄得翻天覆地。共產黨的鬥爭手段是非黑即白,不是黑白的也只能是黑白。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可以清楚看見,共產黨所謂的「農村工作」不過是硬套理論,硬是創造出本來不存在的階級,硬是搬弄原本不存在的階級敵對,沒有的也說成有,好的掰成壞的。馮客指出共產黨樹立的兩個稻草人,其實並不存在:

農民的生活是很多樣化的[……]很難說存在一個叫做地主的階級,農村裡並不存在一個站統治地位的貴族階級,也沒有形成歐洲那樣的農奴制。也不存在共產黨所說的封建主義。在中國,幾個世紀以來,土地的買賣都有法可依,而且合同的內容非常完備 […] 雖然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少部分人手裡,但土地在各地都可以自由買賣,租佃權也是由合同規定好的。

馮客引用國共內戰前的資料,說明中國的土地所有制並不是共產黨所指控的那樣:

於 1929 至 1933 年間,卜凱(John Buck) 率領金陵大學的研究團隊調查了二十二個省的一百六十八個村莊,搜集了一萬六千多個農場的詳細資訊,出版了《中國土地利用》。總的來說,它證明農村中並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一半以上的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通常是數人共有),佃農在農村人口中不到百分之六。

階級未必存在,但可以被建構。共產黨發動階級鬥爭,黨內文件規定應該至少把百分之十的人口劃分為「地主」或者「富農」。工作隊所到之處,不斷翻舊帳煽動人們的不滿情緒,試圖將過去的痛苦轉化為階級仇恨,鼓勵暴力,鼓勵人們瓜分富人的財產。

馮客追蹤一位名為康生的共產黨幹部,在山西主導血腥的鬥爭。所謂的地主跪在碎磚頭上,村民毆打、唾罵,甚至在他們身上澆糞。貼人地主標籤不需要任何證據,只需要有窮人指控他——在山西興縣,有兩千多人被殺,包括兩百五十名老人以及二十五名兒童,被指稱為「小地主」。人有嗜血的本能,尤其當暴力不須受罰的時刻,人的貪婪以及權力欲望會無止境地膨脹,而害怕被報復的恐懼又再次助長極端的手法。馮客指出,土改中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人被殺或自殺。

共產黨善於釋放人性的黑暗面。鬥爭只會引發鬥爭,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只會引發赤裸裸的私怨報復。而私怨有時沒有任何道理,只是單純的破壞。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工作組鼓勵年輕學生批鬥「牛鬼蛇神」,因為這些人壟斷了文化以壓迫勞動人民。學生首先猛烈抨擊那些過去羞辱過他們的教職員,曾經訓斥過學生的老師被批判為「缺乏無產階級感情,用高壓手段抑制不同意見」(文革書p.85)。某些地區的工作組甚至會列出可疑教師的名單,交給學生,讓學生動手:「事實擺在眼前,看你們要採取什麼立場。」(文革書p.85)

很快的,老師之間也開始互鬥以求自保,他們抹黑彼此名譽,翻舊帳來指控對方跟反革命分子勾結;有老師寫下自我批評,甚至做出不實供述,以求逃脫。語言暴力很快膨脹成肢體暴力——畢竟階級鬥爭是至死方休——不少人被剃成「陰陽頭」,還出現新的虐待方法「坐飛機」,受害者被迫蹲下,雙手被往後拉直。暴力在各地中學中出現,例如福建省的學校,有數十人在遭學生虐待後死亡或自殺。

我想起研究政治暴力的美國政治學者 Stathis Kalyvas ,他在名著《內戰暴力的邏輯》(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中指出,內戰中發生最多暴力的地區是那些雙方勢力不平衡之處,而且,其實暴力並非由內戰本身的(意識形態)衝突所驅動,而是由本來就存在人民之間的恩怨情仇所發動。

換言之,當國家陷入混亂,私怨舉著意識型態的大纛四竄。中國共產黨開了鬼門,讓人心中的魑魅魍魎得以大鳴大放,燒殺擄掠。可以說共產黨是乘著這些奔逃四地的小鬼,徹底翻透了整個中國。

共產黨利用的小鬼裡,當然也包括真正的小鬼頭——文化大革命開鬥,毛澤東對他的醫生說,「要靠這些娃娃們造反,來革命,否則打不倒這些牛鬼蛇神」——學生享有特權,大學專校、中學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但當然,作為鬥爭工具,年輕人被用完了就可以下台了。不到兩年,紅衛兵的末日來臨,學生被一只政令流放下鄉,接受農民的再教育。總計有一千八百萬至兩千萬名學生被逐出城市,他們在條件極為苛刻的鄉間成為苦力,受體罰,陷入長期的飢餓、疾病,女性遭受性暴力,非自然死亡不斷發生。

中國共產黨操弄人群以達權力鬥爭的技巧高超;而操弄學生的政治行動,為後世留下何種陰影?我想起在台灣,類似的修辭並不罕見,每有年輕人上街,總有輿論稱搞學生運動的都是「被民進黨操弄」。閱讀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史,我開始更加理解,為何類似的概念也在台灣揮之不去。這一段青年被政權利用的歷史,創造了大量的恐懼與深厚的集體記憶,蔓延到中文的現代政治語彙當中。不過,彼岸的文化革命以青年為代價;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年輕公民,在投身島國民主時,也意外地回應了那一段集體創傷,證明了青年的政治參與是源於獨立而自主的心靈。

政治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每個群體若要經營共同生活,就必然需要發展出自己的典範。這二十年的共產黨動員,將政治生活的核心以操弄與暴力填滿——共產黨史就是一部肅清史——絕對是一項深重黑暗的歷史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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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三部曲第二個重要的主軸是控制——或者,更精確的說,是共產政權如何處心積慮地控制,卻依舊無法控制人民,無法控制市場,也當然無法控制自然。

共產政權企圖控制市場。馮客花了一整個章節,分析 1958 年至 1962 年的大躍進(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如何影響中國國內的貿易,結論是共產黨的計劃經濟帶來了極大的毀滅與倒退。因缺乏設備、配件與燃料,運輸系統崩潰,物流停擺,有眾多貨物從未離開港口,從未抵達車站。(大饑荒書p.185-186) 在計劃取代市場之後,產品種類銳減,設計的多樣性也消失——一把鑰匙可以打開好多個鎖——但是所有產品都開始漲價。

所有的市場都被壓制了,甚至,連垃圾回收的市場也消失了,在大躍進之前,破布、罐頭、塑膠、紙張都可以找到潛在的買家,但在國家接手之後,許多從事廢物回收的商販被迫加入集體企業,成為遲鈍而毫無效率的一員。於是,國家一面垃圾堆積如山,一面基本生活物資卻極度匱乏。(大饑荒書p.189-190)

馮客略帶嘲諷地指出,計劃經濟造成的眾多悖論之一,就是逼得人人都去從事商品交易。因為預測商品短缺跟通貨膨脹會導致漲價,大家平時都盡可能地囤積最多貨物。

共產政權也企圖控制自然。毛澤東認為人類與自然是對立的,人類必須與大自然進行不斷的鬥爭,並最終制服這一對手。這是一種人定勝天的唯意志論,認為革命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可以徹底改變物質條件,實現共產主義。(大饑荒書p.207)

不過,如同毛澤東其他的企圖心一樣,從控制的意圖出發,抵達的結果是破壞。成千上萬的森林被砍伐,不當開發,用以煉鋼或進行從沒有結果的生產工程。高度的人類活動引發火災,因此也有許多林場毀於大火,甚至有專家指稱全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森林化為烏有(大饑荒書p.211)。無用的灌溉以及水利工程,再加上消失的植被,讓各地回應豪雨或颱風的能力化為烏有。土壤鹽鹼化,空氣與水都受到化學廢料的汙染。

最令人傻眼的是,大躍進還一度流行大幅撲殺麻雀——麻雀偷吃莊稼,掠奪了人民的勞動果實,因此罪該萬死。馮客記錄道,在南京兩天就消耗了約三百三十斤的火藥,足見消滅麻雀的規模之大。但是,麻雀被大幅消滅後,誰來吃昆蟲?幾年之後,各地蟲害日益嚴重,最可怕的是蝗蟲。1961 年的湖北被吃掉了一萬三千多公頃,荊州、宜昌都損失慘重,全省約有百分之十五的水稻受損。 1960 年,南京周邊地區與浙江省,也都因蟲害損失大量的農產。

農業是靠天吃飯,生產的邏輯是順時順性,因地制宜,人若想要大規模扭轉這個邏輯,大多失敗,或者事倍功半。控制的相對概念是信任。天人之間,政治與經濟,乃至於掌權者與人民,其實是互利共生的夥伴關係。缺乏信任,無法和平,則不可能創造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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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一個原因值得讀者花費大把時間氣力享受本書。馮客的書如其人,雖是學富五車,治學嚴謹,但是到底有一種幽默詼諧。

筆者曾有幸專訪馮客,他談論二十世紀獨裁者的歷史:「我再讀一次稿子的時候,我會忍不住低聲爆笑——當然,這所有發生的事都很可怕,但是,你(在寫作時)得呈現某種徹底的荒謬。」在現代中國三部曲當中,荒謬到可笑的歷史細節也比比皆是。

例如,饑荒中黑市反倒蓬勃發展,但沒有人相信政府發行的貨幣,大家只相信拿得到手、吃得下肚的貨物。所以,在瀋陽,水餃就成了一種最夯的貨幣。

這家店的食物經常被用來交換鋼管、水泥和磚頭等建築材料[……]也經常同國營供應商易貨。如瀋陽市水產公司在貨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將專供郊區市場的蝦子全部轉給了這家餃子店,而餃子店則用自己的餃子交換。許多單位的幹部拿著餃子券到瀋陽最好的百貨商便大肆採購。有人用餃子券賄賂當地的交警隊與消防隊,甚至連送煤、供水、打掃廁所等各項服務,都是用餃子券進行等量交換的。(大饑荒書 p.233)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沒有人可以阻止東北人吃餃子。連共產黨也沒有辦法。

再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突襲消滅一切與舊勢力與資產階級相關的事物,從建築、家具、書籍、古玩珠寶,乃至於花店、寵物,無一不殺——居然連貓咪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墮落象徵的動物」!屠貓的行為風行一時,「八月底,走在北京街上的人都能看到路邊躺著前腳被綁在一起的死貓」。(文革書 p.111)

貓咪何其無辜!筆者與成千上萬台派青年一樣,早已自甘墮落為不折不扣的貓奴;閱讀至此,不禁又是恐怖又是好笑。趕緊去抱一抱我家資產階級墮落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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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三部曲最為人稱譽的是以下兩點:卓越的細節以及人民的視角。前者無庸置疑,任何翻開本書的讀者都會清楚感覺到馮客深厚的檔案研究功力。但後者,則是此書值得一般公民入手的原因。

這本書終究不是為了帝王或者象牙塔學者而撰寫;這本書是為了呈現中國人們的故事。在二十餘前的大歷史底下如何翻攪、顛覆、受苦,紀錄人們各種真實的經驗與策略。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鋪天蓋地的暴力當中,仍然可以看到馮客精巧而忠實地呈現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下鄉的學生承擔極高強度的勞力工作,靠著傳閱書本度過漫長的冬天;「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但以批鬥自己父母來效忠黨的年輕人仍是少數,通常是與家人斷絕往來,而不會真正弒父弒母。這是中國的底蘊,政權雖可毀壞但無法根除。

對台灣的讀者而言,這三本巨著是極好的入門磚。不只理解現代中國歷史,認識共產黨的關鍵過去,也能夠獲得世界級的知識洗禮——在讀過馮客的中國之後,眼界大開,眼界拉高。對於粗製濫造的中國假消息,不僅難以信服,甚至不禁萌生「請你給我好一點的情敵」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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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劃時代經典──人民三部曲 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權威巨著,了解20世紀中國史必讀之書 記錄獨裁政權統治下的恐怖歷史、中國共產黨不願公開的殘酷真相、為當代中國人民發聲的重要巨著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