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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論現代社會中的「自由」和「多元」，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是一座必經之山，他本人更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後一位偉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歐洲二十世紀的良心。1997 年柏林去世時，《紐約時報》曾評價道 ：在一個集權者和烏托邦者都想聲稱自己擁有唯一真理的時代，柏林是一個堅定的多元主義者。他認為那種對人類社會組織的方式提供一種最終解答的企圖都是一種危險的錯覺，只會帶來流血、威脅和對自由的剝奪。
1909 年，柏林出生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的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兒時隨父母移民俄羅斯，又在 1919 年十月革命後回到里加，遭遇反猶情緒後移民英國──柏林的父親是崇英派，柏林曾玩笑道自己是在「英國人不會做壞事」這樣的信念中成長起來的。來到英國後，柏林的父母開始只和對方說英語，在英語環境中成長的柏林依然流利的俄語來自閱讀俄羅斯古典名著，而不是日常對話。柏林的父親是木材商人，用柏林的話來說，他的父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認為列寧是個狂熱又清廉的人。但年幼的柏林曾目睹警察向革命者射殺，也目睹民眾把警察活活拖死，成為他終生難忘的畫面，從此對暴力深痛惡覺。
盡管他還記得革命時期的物資緊缺感，但柏林家並沒有遇到太多麻煩，也沒有一落千丈。移民英國後的柏林得以進入倫敦最好的男子公學之一聖保羅（St. Paul’s）學習，又考入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攻讀古典學（Greats）。1932 年，年僅二十三歲的柏林被選為全英國知識界最精英的牛津大學萬靈學院院士（Prize Fellow, All Souls College）──他也是該學院第一位獲得此項榮譽的猶太人。萬靈學院的入院考試僅一篇論文決定學生的才華，但入院後就享有終生職位和許多特權，令多少人高山仰止。柏林的天賦可見一斑。
但柏林不只是一位束足於象牙塔的學究。他從未忘記和東歐的聯系以及自己猶太人的身份。二戰時，柏林服務於紐約的英國情報機構（1940–42 年），以及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英國大使館（1942–46 年），負責為英國撰寫美國政治情況。1945 年，柏林訪問蘇維埃，見到了俄羅斯著名詩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艾哈邁托娃（Anna Akhmatova）和小說《齊瓦格大夫》（Dr Zhivago）的作者帕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此次見面對他的思想有深遠影響：二戰後回到牛津的柏林開始從哲學轉向思想史，尤其是對共產主義和歐洲政治哲學的反思。日後他也在訪談中提到，兩個人都是他見過最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
今天，每年在牛津沃爾夫森學院、英國國家學術院和他的出生地里加都有以撒．柏林講座活動，被邀請的學者都會以此為殊榮。牛津的歐洲研究中心更設有以撒．柏林教席，能得到這一教席的教授會受到全世界知識界仰慕，也肩負承遞柏林精神的責任。
《浪漫主義的起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一書原是柏林 1965 年在華盛頓作的卡尼基美隆（Carnegie Mellon）講座，錄音由 BBC 廣播。通過這次講座，柏林是想告訴大家十八世紀後半葉發生了一次價值觀的根本轉變，影響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對這一轉變最生動的表述見於浪漫派最典型的思考範式中，而非它所表現出來的所有浪漫形式。這些思考範式帶來了一些思想上的典範，而如果沒有出現這些典範，後世的許多革命以及那些革命的後果和現象（包括浪漫主義藝術，浪漫主義思想）都不可能產生。柏林認為這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變化，它的影響力毫不遜色於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革命、俄國的社會和經濟革命。
如何定義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不等同於浪漫情感，它其實是一場改變社會的運動。柏林說，浪漫主義是現代世界最激進、最戲劇化、也最令人顫抖的人類景象。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的作者湯普森（E. P. Thompson，1924–1993）也曾著意分區浪漫主義和浪漫的差異：我們認為浪漫主義不過是脫離現實的幻想，是情感的過分戲劇化宣傳。
事實上，浪漫主義未必與現實主義相對，譬如在英國，它是對工業時代的真切反抗和回應。浪漫主義代表人物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詩歌《法國大革命》、《沒有自然宗教》和畫作《牛頓》、《被活活弔死的黑人》，雪萊（Percy Shelley，1792–1822）的《暴政的假面》（Masque of the Anarchist），或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早期的長詩《吉妮薇兒的辯護》（Defense of Geuenevere）都旨在反抗宗教權威、既有秩序和工業資本主義。
要定義浪漫主義，必須要和在它之前發生的啟蒙主義對照看。啟蒙主義認為世上存在著某些客觀的、獨一的、恆久不滅的固定實體，不同地方的人都會共用某些共性和形式，存在不同時代的人都能發現的真命題。啟蒙主義講究理性，講究世界主義、普世性和普遍適用性，而由此走向封閉的、完美的生活範式，正確、客觀、真實。而浪漫主義則打破了這種普遍性和普世性的觀念，認為人類精神在於民族的、地方的、獨特的地方。
對啟蒙主義的沖擊從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其實就開始了。雖然孟德斯鳩是啟蒙運動的典型代表，他卻非常強調土壤、氣候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而這些都符合後來浪漫主義的特性，因為都在於民族性和地方性。孟德斯鳩承認不同的人不會為了同樣的東西感到幸福，試圖把法國人喜歡的東西強加給中國人，或者把中國人喜歡的東西強加給法國人，二者都會痛苦。因此，政治家在修訂法律、實施改革、制定有關福利政策方面必須小心謹慎，考慮到人們的實際所需，和每個人的實際環境。這就是相對主義的態度，不同於普遍主義的觀點。孟德斯鳩認為，盡管所有人都追求同樣的事物，即幸福感、滿足感、安寧、正義、自由，但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他們獲取這些事物的手段也必然不同。也就是說，孟德斯鳩已經判定世界上沒有什麼永恆的、普遍適用的東西。
另一位啟蒙主義者，英國哲學家休謨的觀點更有突破性。休謨對啟蒙主義的根基的攻擊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他認為因果關係不是我們直接感知到的，或者說是我們能確實知道它是存在的。他認為萬事之間並非相互制約的關系，它們不過遵從某種原則，無須相互制約，也因此不能說一件事能夠必然引發另一件。休謨對啟蒙主義根基的另外一個攻擊是，他認為我們對客觀世界是否存在的認識不是確定的。我們可以用邏輯方法或其他經驗原則來證明這張桌子是存在的，但無法根據數學的確定性來證明它或任何事物是存在的。由此，休謨揭示出哲學家所相信的那種必然性，那種維繫宇宙的嚴格的邏輯網路，那種人類理性能夠掌握，人類必須遵循的邏輯網路實際並不存在。如此一來，他瓦解了啟蒙主義所堅持的基本主張，也就是那種必然的統一體。
浪漫主義與虔敬運動
英國人休謨和法國人孟德斯鳩都撞擊了啟蒙理念。一個告訴大家普天之下並非處處皆同，一個說不存在必然性，只有或然性。但最為啟蒙主義帶來沖擊的還是德國人。
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在歐洲來說相對落後，這與德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有關。1618 到 1648 年，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爆發的三十年戰爭造成歐洲空前的不幸，而日耳曼各邦國損失尤其嚴重，馬丁．路德開始宗教改革的威騰堡損失了了大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被認為是成吉思汗以來人類歷史上死亡最多的戰爭，嚴重摧毀了德國精神。因此，當時的德國形成了一種濃重的地方性和民族自卑情結，也因此基督教虔敬運動（pietism）得以滲入。柏林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浪漫主義之源。
虔敬派是路德宗的一支，受到英格蘭清教徒和神秘主義的影響，特別注重精神生活，蔑視慶典和儀式，主張透讀《聖經》，強調受苦的人類個體靈魂與造物主之間的特別關系。柏林認為這是一種深度的逃避，當人類通往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徑被關閉時，就會逃向自我，建立一個外在厄運無法侵入的內心世界。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古希臘時期，亞歷山大大帝開始摧毀希臘城邦，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開始宣揚個體救贖的道德理念，斷言政治不重要，公民生活也不重要，只有個人救贖是迫切的。將自己退縮到盡量小的空間裡，就不容易受到傷害，這是德國虔敬派賴以存在的依據。由此引發了一種強烈的內心生活方式，也引發一種對三十年戰爭中得勝的法國的敵對看法，認為法國是財富、罪惡、和邪惡的化身。
法國的思想家，包括那些最激進的左翼思想家都出生上層──孟德斯鳩是男爵，伏爾泰也是小鄉紳。而德國的思想家大多出生卑微：包括萊辛、康德、赫爾德和費希特。德國思想家赫爾德來到巴黎，無法接近那些法國思想家，認為他們矯揉造作，沒有靈魂。
虔敬派一方面受到路德宗教改革的影響，使得德國文化轉向路德式的極端經院學究，也更內省和內向。從音樂中就可以看出──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音樂對家庭、宗教、和內傾型的偏好完全迥異於同時期代表著輝煌宮廷藝術和世俗華美的法國作曲家，譬如拉莫和庫伯蘭。德國作曲家巴赫的天賦無以倫比，但他的音樂的基調總是局限於某個地方的宗教內傾性。他無意像當時歐洲的其他藝術家那樣，為歐洲絢爛的宮廷藝術錦上添花，或博取人類的仰慕。而路德也曾說過，理性是娼妓，也是虔敬派和受它影響的德國內向性地方主義的回聲。
柏林認為這是一種反文化、反智主義和仇外情緒的特殊形式，也是十八世紀德國思想家珍愛和崇尚的地方主義。接下來會提到的浪漫主義的兩位重要先驅：歌德和席勒，也都曾與這種地方主義糾纏終生。
在這種語境中，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更直接地啟動了浪漫主義的進程：約翰．格奧爾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他的父親是柯尼斯堡的澡堂門房，他本人在東普魯士虔敬派環境中長大。在經歷宗教體驗後他開始寫作，得出一個結論：人們用特定的符號思考，這些符號影響他們的感覺和想像，用其他語言不能真正地與人交流。
歌德歸納哈曼的觀點為：人所採取的一切行動源自於他自身力量的聯合，所有的分離都該被否定。這就是一位受虔敬主義影響的德國地方性小人物對啟蒙主義的理性主義帶來的打擊。而他不是獨自奮戰。柏林後來舉例，德國思想家赫爾德和康德等人，都與哈曼的觀點相輔相成，發展出一種觀點，認為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可以歸屬的群體，也確實歸屬於某個群體。
這些關於根，關於群體、派別的概念就是一套浪漫主義的結論，由此衍生出歷史主義、進化論的觀點，對十八世紀的反理性主義起了很大作用。歷史主義或進化論觀點就是說我們只能通過了解與自身所處環境不同的環境，才能了解那裡的人。不同人有不同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的概念也抵抗了世界主義、理性主義和普遍主義思想。
想要了解一個群體或一個人，就必須重構他們的生活方式、律法和道德準則、價值觀和街道。更進一步說，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都值得尊敬，但不可彼此相容。終極而言，赫爾德認為每個人類群體都應該為自己與生俱來的東西奮鬥，也就是為了自己的歸屬、自己的傳統而奮鬥。這種浪漫主義先驅的觀點對歐洲理性主義是一方重創，傳遞給浪漫主義抵制整齊劃一、抵制和諧、抵制理想互融性的遺產。
康德、席勒和費希特
柏林稱康德、席勒和費希特為謹慎的浪漫主義先驅。康德也有虔敬派的成長背景，柏林認為康德因其道德哲學而成為浪漫主義者，尤其是他對人類意志的強調，否定決定論。康德認為不管是身體還是他律性的法則及其根源，是外在於人類自身的。這就導致了一種新的革命性觀點。
因為在此之前，人們對大自然都是友善和尊敬的，自然被視為一個和諧的系統，讓人得以回歸的地方，也發展出各種有機的自然觀。而對康德而言，這種將自然看作道德起源和政治基礎的自然觀，貶低和損害了人與生俱來的選擇的自由。如果人也是有機自然的一部分，那人就會受到限制。
康德稱頌 1790 年的法國憲法，認為終於產生了一種政府，允諾所有人在理論上都有選舉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無須服從政府、教會或法則。法國革命因此是一次偉大的解放運動，肯定了個體的精神價值。美國革命也是一樣。他的道德哲學就是牢牢的建立在這種反權威的原則之上的，這是對道德意志的至高無上的肯定。作為一個啟蒙運動的孩子，康德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受到盧梭的影響的，尤其是盧梭在他討論教育的著作《愛彌兒》中提出的，人有能力給出問題的正確答案。
席勒將這種強調意志和自由的觀點發揮到極致，但認為自由是精神性的，是理性的自由。他認為自然與人之間有巨大的對比，自然是本質性的、反復無常的、偶然為之的實體，人是具有道德的，能辨別欲望與意志、責任與利益、正當與錯誤，能採取相應行動，即便會觸犯自然。這種思想充斥於席勒的多數悲劇之中。如果人不能獲得正當意義上的道德，那麼就推翻這個社會。在席勒的作品《強盜》中，男主角因為被冤枉而成了強盜，燒殺列強，後來投案自首。
包括費希特的知識學在內的三個因素進一步從美學、道德和政治方面深刻影響了浪漫主義，另外兩個因素是法國大革命和歌德的作品《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費希特的觀點是作為主格的自我並不同於賓格的我，這不僅影響了浪漫主義，也影響了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賓格的我是一個可以觀察和分析的對象，而主格的自我是在碰撞中意識到的，在自我抗拒外界之間產生的。這種觀點主導了浪漫主義的想象，人成為一種持續進行的行動，只有不斷生產和創造才能臻於完美。
費希特將個人－超驗的創造力推進到大於個體的國家、階級、宗派的力量，後來成為狂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拿破崙政府入侵普魯士之後，費希特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中說到：
你要麼相信人的本初原則，即我們種族的自由、完美和無限發展，要麼不相信這些，你們甚至會有一些與此相反的感情和直覺……那些相信通過自由手段獲得精神的永恆進步的人，無論她們來自何方，無論她們說何種語言，她們與我們同屬一個民族，構成我們人民的一部分，或者說他們遲早會加入我們的。而那些相信停滯、退化、無限循環的人，我們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們從我們的人民當中清除出去。
他並不是在鼓吹沙文主義的德意志民族，僅僅在於區分附庸者和棟梁，基本觀點是我願故我在。舍我其誰，敢於造反，就是一種體現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的理想。
第二個深刻影響浪漫主義的因素是法國大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拿破崙戰爭，在德國爆發了認為自己是受傷民族的情感，滋養了浪漫主義思潮，最終成為對民族意志的肯定。
第三個深刻影響浪漫主義的因素是歌德的作品《威廉．邁斯特》。這是一部描繪天才形成過程的小說，講述天才主人公如何把握自我，通過自由行使高貴不羈的意志而成就自我。歌德本人認為浪漫主義是病態的，他本人在浮士德中也有調和性的對秩序妥協的說教。但他的作品透露着一則信息，那就是藝術作品應該使我們獲得自由，從傳統分類中解放出來，藝術作品應該使我們獲得自由。
浪漫主義的兩顆種子：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這本薄薄的小書裡，柏林用非常清晰和磅礴的方式為我們梳理了西方思想史，讓我們看到浪漫主義如何脫胎於對啟蒙主義的反抗，反抗啟蒙主義的普適性、客觀性和恆久性，強調地方性、特殊性和精神性的意志力。浪漫主義認為人即意志，我們必須獲得康德或費希特意義上的自由，盡最大可能成為自己，偉大的美德就在於存在主義者所說的本真（authenticity）和浪漫主義者所說的真誠（sincerity）。
柏林也讓我們看到浪漫主義對今天世界的持久影響。它起源於德國，又通過拜倫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英國發揚光大，始終在深深影響着一代代的歐洲人，甚至二十世紀存在主義的關鍵也是浪漫主義的，因為存在主義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依靠，但沙特走得更遠，拒絕世界的形而上結構，拒絕神學和形而上學的概念，拒絕事物具有本質。
柏林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而言，法西斯主義也是浪漫主義的繼承人。這並非因為法西斯主義失去理性，也不是因為它對精英階層的信仰，而是它和浪漫主義持有同一個概念，即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預測的意志以無法阻止、無法預知、無法理性化的方式前進。優越的人因其更強的意志而政府劣等人，這是一種對浪漫主義的直接繼承，當然，是通過極端歪曲和混淆的形式。
浪漫主義的另一個結局是自由主義，這對今日世界是個意外的驚喜。因為浪漫主義是行為得體以及對於不完美生活的體諒，是理性自我的增強。幾代浪漫主義者追求互不相容、各有千秋的多元理想，這也成為他們反對秩序、進步、完善這些概念以及古典理想和物質結構的攻城利器。這一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告訴我們，對人類事物做出一個統一性的回答很可能是毀滅性的，世界是多元的、不完美的、沒有真實單一的回答。
本文轉載自微批，原文〈以賽亞．柏林，《浪漫主義的起源》與自由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