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近代史上，有這樣一場，力量懸殊、原委也莫名其妙的戰爭──全副武裝的現代日本士兵，搭乘軍艦進入清帝國治下的臺灣島，然後掃蕩了被清帝國認為「教化不及」的一處地方部落。這場毫無懸念「戰爭」之兩造，分屬大砲或番刀、帝國或酋邦、正義王師或兇蠻頑夷──是為「牡丹社事件」。
事件原委大約如下：1871 年，琉球王國（今天沖繩地區）的朝貢船因颶風漂流至恆春半島，船員被當地原住民收留，但旋即又被殺害，有五十四人死難。日本獲知此事後，儘管琉球國王再三要求息事寧人，但日本執意出兵，要替當時仍保有獨立地位的琉球王國「復仇」。1874 年，三千六百名日本軍隊登陸恆春半島，在壓倒性的軍力下，「打敗」了殺害無辜的牡丹社原住民。不過這場戰爭並不划算，在滯臺的半年期間，日軍殺敵只有區區三十名，可是瘧疾瘟疫卻奪走五百多人性命，比整個牡丹社的人口還多。
兩方遺族的「分歧」與「尊嚴」
日本作家平野久美子的這本《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臺灣與日本雙方為和解做出的努力》，就是從日本國民的角度，一方面回顧這件影響深遠的近代史事，另一方面，她親身造訪事件背後的因果路徑，訪問沖繩受難者遺族、請教牡丹社「加害者」後人，卻因此揭開了東亞現代民族國家得以成立的歷史性「地基」。
宏觀而言，牡丹社事件標誌著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序章。然而，本書切入角度，毋寧更加個人化──2005 年，作者平野在臺灣學習中文，在媒體上注意到了「和解之旅」活動。屏東牡丹鄉排灣族人代表當年殺害琉球船員的先祖，前往沖繩對受害者遺族致上遲來道歉，兩方舉行座談會、交換心情，並互伸和解之意。這件事讓平野留下深刻印象。
此後多年，平野又因特殊機緣，與「受難者遺族」野原耕榮有了聯繫。身為當年被無故殺戮的琉球人後代，野原意外發現，台灣方面對於牡丹社事件的公開呈現，或有「不合史實」之虞。特別是，在屏東的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中，官方以圖像與文字表示「六十六名配有武器的琉球男子進入部落」（依史書記載，當時落難的琉球船員根本手無寸鐵、衣不蔽體），這似乎暗示了，當年排灣原住民的暴力其實是「正當防衛」，野原對此實在無法接受。
於是平野和野原一起，帶著「為何琉球難民被台灣人強加錯誤形象」這一耿耿疑問，千里迢迢再訪臺灣。他們先是聯繫屏東縣文化局，要求修正上述的錯誤歷史描述（後來也確實修正了）。平野也在其他機緣，以個人身分拜訪了排灣族耆老，渴望知道，「為何非得殺害這些無辜的異鄉人不可」？
接待遠方旅人的排灣族長者巴基洛克‧達玄固，用流利的日語直率承認，祖先們的錯誤無可辯解。不過，身為「加害方遺族」，他同時也告知了日本軍隊跨海復仇以後，被焚毀的牡丹社族人所遭遇的蕭條與流離。但在排灣族的口傳記憶中，有一處現代人無法想像的「戰爭創傷」──對於以勇武自豪的原住民來說，日本官方記載的「戰死十二人、瘧疾死亡五百五十人」傷亡數字，是不是蓄意壓低戰死人數、調整為病死客鄉，從而貶低排灣族的驍勇，那算不算另外一種不夠誠實？
由於時光久遠，事件的細節與真相，本書無法提出定論。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琉球與排灣往復好幾次的「和解」之中，在遺族們努力跨越語言隔閡的交談當中，本書讓我們看見了「歷史」的非政治面向，也就是對於悲劇性過往，後人所揮之不去的感覺和詮釋。真相當然重要，然而，一個社群的「尊嚴」（無論是無辜不容質疑，或者勇猛不容質疑），或許與「到底發生過什麼」同樣不可忽視。
被「國家」併吞的「少數民族」
對於琉球遺族野原來說，除了必須澄清祖先手無寸鐵、心無惡意以外，他還特別在意：雖然日本出兵臺灣之後的數年，原本地位「獨立」、並且同時對中國與大和納貢的琉球王國，就強行被日本政府納入版圖。但也因為如此，野原懇請台灣人注意到，「琉球船員被殺害」、「日本出兵復仇」這是本質上不同的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
從今日角度，我們還要追問，一個半世紀前，日本怎能隨便跑到清帝國境內發動戰爭？從政治學角度，當時東亞邊境海域上的主權、領土、民族等等「現代」概念，都還等待著歷史從封建時代脫離，並在模糊的「民族國家」輪廓上摸索建構。所以牡丹社事件才有許多可疑：日本帝國的熱心、清帝國的冷漠、琉球王國的「不願追究」、排灣「加害者」的「一頭霧水」。
這也是「牡丹社事件」之所以對今日東亞政局影響如此深遠的緣故。其一是，日本藉由這次越俎代庖的「復仇」，脅迫性地將曾經異質且自主的琉球王國收編於大和。在此史事背後，平行著中日兩帝國此消彼長之關鍵時期。中國在千年「天下框架」中用武力或文化侵略而獲得的週邊臣屬，包括琉球、越南、朝鮮等等，之後都淪為近代列強殖民地。
第二則是，這次「出兵臺灣」的眾多參與者，他們將要在日本帝國的近代軍事擴張中扮演要角。如樺山資紀後來成為海軍大將、佐久間左馬太被任命為第五代臺灣總督等等。「剿滅」牡丹社後，日軍並沒有立刻撤回，而是留在恆春半島上完成了詳細的人文與風土調查，而這些初期資料，也為了甲午戰爭後領有臺灣的「現代治理」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
平野為了理解出兵路線，她帶著對於牡丹社事件的牽掛，詳細走訪了做為日本海上運輸業重鎮的長崎。那時三菱蒸氣船公司在軍方授意下，從英國購買了總噸數達兩萬的鋼鐵船艦，負責征臺過程中士兵、武器、糧食的運送──「現代」資本正是受到愛國主義庇蔭的民族企業，在日本的「近代百年」成長為巨型財閥。當然，同樣一批人，在清帝國割讓臺灣以後，也持續壟斷國家特許，前進臺灣這塊新附領土，經營紙漿、栽培、金礦、煤礦，這又是與我們小島命運無可分割的後話了。
在這段期間，恆春半島上的排灣諸社，即便曾經打造數百年歷史的「大龜文酋邦」，不過原住民族的政治聯盟最終在中日大國角力中成為歷史灰燼。同樣遺憾的是，明治政府推行的「琉球處分」，也在琉球民族身上留下了延續多年的歧視差別待遇，其影響包括死難十二萬平民的「沖繩島戰役」，以及戰後美國駐軍的屈辱記憶。
「文化衝突」的現代後遺症
在書中，排灣族長者巴基洛克對平野敘說了一則感傷往事。日軍攻占牡丹社時，「救出」了一位十二歲的排灣少女，隨軍日本記者將其愛稱為「小臺」。小臺被帶回日本境內，穿上和服，學習日語，成為當時新聞焦點。半年後，小臺身為「接受文明教化」的榜樣，又被送回故鄉，然而族人們對這位年輕女孩投以異樣眼光，叫她「法雅芸」，即品行不良少女之意。小臺／法雅芸處處受到同胞排擠，回台沒有多久，便在河邊抑鬱上吊自殺。
也許，這位沒有留下真名、無法適應現代與傳統夾縫的少女，才是「牡丹社事件」背後文化衝突的真正縮影。做為台灣人，也許我們可以稍稍偏心自己的同胞，重新思考「排灣族為何殺害無辜琉球人」？──如前所述，那是海島住民不斷被「白浪」漢人從平地驅趕到深山的年代。所以天性慷慨好客的排灣，他們在「東亞現代化」這段時期中學會了對「陌生人」保持敵意，甚至升溫為殺意。因此百年前這筆爛帳，也得把華夏文明「啟蒙」少數民族這一結構性因素給綜合考慮進去。
這也是為何，事件中真正發生摩擦的兩個前現代社群，始終沒有機會留下屬於自己的歷史證詞。平野在臺灣走訪了不少相關遺跡，諸如鳥居、墓園、慰靈碑、紀念園區⋯⋯不過這些地方都來自於日本軍隊建造、清帝國回應（修建要塞或城牆等），還有戰後國民黨政權的塗消（因為不希望臺灣留下日本史蹟）。所以讓人惻然的還是：不管是琉球後裔或排灣族人，都無法建造代表自身觀點的地景。當平野前往過去的琉球、現在的沖繩，她在多數遇難者出身的宮古島上，終究找不到太多可以連結牡丹社事件的東西。
在今天，沖繩已經很大程度同化於日本，一如排灣被併入中華民國。荒謬的卻是，我們從此習慣使用「國家」這個無法捕捉真實的尺度，來理解、記錄兩個被遺忘族群在當年的小規模殘殺這樣的前現代悲劇。
對於十九、二十世紀的少數民族來說，「國家」這個不惜發動戰爭才能保衛的偉大榮譽，已經不再由自身來選擇跟決定。即使如此，無情吞沒邊緣社群的「日本」與「臺灣」（或中華民國），最終卻代替當事者，來擅自定調了黑白分明的「加害」與「被害」角色。就此而言，在紀念與和解之外，牡丹社事件同時也扼殺了兩個「民族」成為「國家」的小小根苗，這或許是「現代東亞」格局中，一則被國族歷史無情嘲諷的冷酷黑色幽默。
1871年，琉球的宮古島貢納船在歸返家鄉的途中遭遇海上風暴，漂流至臺灣瑯嶠九棚灣，之後因故遭排灣族人殺害；1874年，摸索著如何打造現代國家的明治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國政危機時找到宣洩的管道，以「保護本國人民」與「懲罰蕃族」之名發起了「征臺之役」，向臺灣進軍，儘管當時琉球王國仍是與清國有朝貢關係的獨立王國。
「琉球民海難遇害事件」與「征臺之役」這兩起事件，被臺灣與日本的相關學界合稱為「牡丹社事件」。潰敗的排灣族、慘勝的日本、失去獨立的琉球與後來趕到的清國，現代東亞的歷史在牡丹社世間中多方的震盪下誕生。
2005 年，排灣族人前往沖繩，為一百多年前的牡丹社事件踏上和解的旅途。本書作者即以此一新聞報導為序曲，從日本到臺灣、在海的兩端奔波往返，不但訪談雙方的遺族、後裔，更於排灣族與琉球的口傳與文獻中細細爬梳，企圖跳脫臺、日既成的歷史敘事，透過排灣族人與琉球民自身的視角，找出牡丹社事件發生的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