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在的羅生門：哲學問題究竟存不存在？

人生問題的解決見之於這個問題的消滅──維根斯坦

西元 1946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在劍橋國王學院吉布斯大樓的 H3 研討室中，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揮舞著一根撥火棒，極其不悅地加強自己語氣，要求面前的卡爾・巴柏（Karl Popper, 1902-1994）舉出一個道德原則的實際例子。卡爾・巴柏說：「不要用撥火棒威脅講者！」隨即，維根斯坦憤然丟下撥火棒，只聽「碰！」得一聲，用力摔門離去。

這是卡爾・巴柏的回憶。但是，回憶並不等同於真實。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那天晚上在場的見證者們，對於整起事件的描述，存在著巨大的歧異。有人說維根斯坦是為了舉例才拿起撥火棒；有人說維根斯坦只是把它當作指揮棒來使用；有人認為這根本不足以構成一個事件，對於維根斯坦來說，這樣的舉止，十分正常；有人則主張巴柏是在維根斯坦離開後，才說了那句話。最後這個主張，來自於彼得・季區（Peter Geach, 1916-2013）。季區認為，卡爾・巴柏在說謊。季區的妻子是伊莉莎白・安絲孔（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是維根斯坦的遺囑執行人之一。

為什麼短短十幾分鐘的經過，會有這麼多相互分歧的說法？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討論了什麼問題？誰，說了什麼話，又做了什麼事？卡爾・巴柏是否真的如季區所指控的在撒謊？《維根斯坦的撥火棒》作者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與約翰・艾丁諾（John Eidinow），試圖釐清真相，這一本書便圍繞著「撥火棒事件」而展開。他們要問的是：整起事件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無論是就哲學來看，還是對維根斯坦和巴柏兩個個人而言。

為了讓這趟探索旅程有個穩固的出發點，我們必須對於整起事件的認識，再多幾分。這是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Cambridge Moral Science Club）的每週例行聚會──一個由哲學系教師和學生組成的團體，他們固定邀請學者發表論文，探討哲學問題。當天晚上，卡爾・巴柏即是被邀請的講者。整間研討室幾乎被塞爆，或站或坐，有老師，也有學生。現場除了主席維根斯坦、講者卡爾・巴柏之外，還有一位世界級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對了，更重要的是，這是三位哲學家唯一一次共聚一堂，也是維根斯坦和巴柏的第一次見面 。換句話說，也是最後一次 。

作者對於維根斯坦、巴柏、羅素三人之間的關係多有描繪，但是重點仍然聚焦在維根斯坦和巴柏兩個人身上。很有趣的是，維根斯坦和巴柏有著許許多多的相似之處：兩個人都出生於維也納，都是奧地利人，而且住家距離不是太遠；也都有著猶太血統，並且都對自己的猶太血統抱持負面的態度。他們接受過教師訓練，也都當過老師──維根斯坦曾經跑到奧地利的山村當小學老師，巴柏則擔任過中、小學老師。

二十世紀初期，邏輯實證主義的核心­­──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更是和他們脫不了關係。西元 1921 年出版的《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被維也納學派視為聖經，而維根斯坦在他們心中簡直扮演著神的地位。至於巴柏可以說是維也納學派的消滅者，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在西元 1934 年出版的《研究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中提出著名的「否證」原則以取代維也納學派的「檢證」原則。他們同樣經歷過納粹併吞奧地利，反猶主義前所未有的高漲，致使兩個人都成為了流亡者，只是維根斯坦留在英國，巴柏則跑到遙遠的紐西蘭去當哲學講師。

奇怪的是，由上述兩個人的生命歷程來看，他們見到彼此的可能性應該很高，尤其是和維也納學圈的關聯。然而，兩人從未碰面，直到西元 1945 年的 H3 研討室。巴柏當然知道維根斯坦是誰，維根斯坦則完全不認識巴柏。在 H3 研討室中，維根斯坦 57 歲，早在西元 1939 年接替摩爾（G. E. Moore, 1873-1958）成為哲學教授──至於，成為一位著名的哲學家那是更早的事──而且思想也已經發生轉變，不同於前期的《邏輯哲學論》。巴柏當時44歲，前一年從紐西蘭來到英國，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高級講師，他的代表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也才出版不久。

好了，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看之前提出的兩個問題：撥火棒事件在哲學上的意義為何？對於維根斯坦和巴柏兩個個人的意義又為何？

談到哲學上的意義，就不免要問：他們當時到底在討論什麼？引發整起事件的關鍵在於一個問題：真正的哲學問題（problem）是否存在？還是一切都只是語言上的難題（puzzle）？巴柏認為當然有真正的哲學問題，維根斯坦則宣稱一切都只不過是我們語言誤用所導致的難題。維根斯坦的思想，按照一般的說法，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以《邏輯哲學論》為代表，後期以《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為重點。但是，前、後期的差異究竟有多大，學界議論紛紛未有定論，特別是維根斯坦自己曾經說過，只有在與他的舊思想方式之反面相對照著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哲學研究》。然而，無論如何，維根斯坦的焦點都放在「語言」之上。

早期維根斯坦認為，語言和世界共享著相同的邏輯結構，而命題與事實相互對應，因此只要我們掌握了語言，也就掌握了世界。反過來說，世界的界限就是語言的界限，超出世界之外的事物，我們的語言便無法觸及，而任何超越語言界限的話語，都只不過是胡說（non-sense）。至於哪些是超出世界之外的事物呢？像是倫理、美學、宗教等等。留下的便是一句流傳最響，也是我認為哲學史上最令人震懾的一句話：「對於我們無法言說的事物，必須保持沉默。」──《邏輯哲學論》整本書的最後一句話。

後期維根斯坦則放棄了早期這種命題與事實清楚對應的想法，反而強調語言的社會性。他認為，我們無法精準地定義什麼是「遊戲」，各種「遊戲」都帶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也就是說具有某種複雜的相互重疊，但又不完全相同，像是一個家族裡的成員一樣，高矮胖瘦更有差異，但卻又不完全不同。在這裡，模糊取代了清晰，而語言的實際用法取代了語言的意義。但是，維根斯坦從未放棄為語言尋求界限的企圖，只是從「語言的界限」轉變成「語言的諸界限」──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界限，超出界限即是胡說。

維根斯坦認為真正的哲學問題並不存在，並致力於語言的探討以消除困惑著人們的那些虛假哲學問題。在我們眼前的只是語言上的難題，超出語言之外，既然不存在著答案，當然也沒有所謂問題。既然無法言說，也就沒有所謂答案。巴柏則完全不這麼認為，他主張既然要將意義劃分為「有意義（sense）」和「胡說」，就要提出關於意義（meaning）的理論，而這理論關乎的是一個問題，而非一個難題。他完全無法忍受維根斯坦將一切問題都歸於語言的誤用，而忽略許多急迫且重要的議題，像是他自己就憑藉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對極權主義發動總攻擊。

那麼，整起事件對於維根斯坦和巴柏有什麼意義呢？巴柏將這場演講，視為自己人生中的第三大勝利。在其自傳《未竟的追尋》（Unended Quest）中，他這麼說：「我承認我去劍橋，是希望激怒維根斯坦去辯護他所謂沒有真正哲學問題的觀點，並且和他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哪三大勝利呢？第一次是用否證原則消滅了維也納學派，第二次是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擊退了極權主義，而第三次即是成功使維根斯坦無言離場，正如此文開篇所描述的那樣。但是，大家或許都已經產生懷疑，巴柏真的勝利了嗎？換個方式問：維根斯坦真的有把這起件事當作什麼重大事件來看嗎？對於維根斯坦而言，這件事有什麼深刻的影響與意義嗎？我認為沒有。

從整本書的布局與篇幅來看，我認為作者其實是平衡地對待維根斯坦和巴柏兩位哲學家的。末章題為〈人人有獎〉，即是明證。但是，就連作者自己都不可否認地說道：「對照之下，維根斯坦的名聲在二十世紀思想家之間，卻是無人能凌駕其上。」每回，作者建構起一幅巴柏要傾力擊敗維根斯坦的圖像後，只要維根斯坦登場，就我來看，那幅圖像就頓時打了折扣。因為，用任何一般的尺度去衡量維根斯坦，都會失準。當他表現得一副蠻橫自恃時，你完全可以感受到那純粹是一種基於對真實的要求，無關乎其他任何事物──像是一般人會在乎的事物，譬如說：輸了面子掛不住。

雖然，這本書的作者意不在為維根斯坦立傳。但是，書中對於維根斯坦的刻畫卻是相當深刻而完整的。無論是維根斯坦自我毀滅的傾向、對於事物精準清晰的嚴格要求、閱讀美國偵探小說的喜好，待人真誠無禮的態度，還是那令其友人和學生又愛又懼的現象。作者在深入探討兩個人的經歷以前，也是書的前半部分，便放置了兩個章節：〈魔力〉和〈門徒〉。這兩個語詞，完全體現了維根斯坦這個人。

書中關於維根斯坦的事蹟太多，我只舉一例。西元 1929 年，維根斯坦以《邏輯哲學論》為博士論文進行答辯，主考官是羅素和摩爾。剛開始，因為彼此都認識，閒聊了一陣，直到羅素叫摩爾對維根斯坦提幾個問題。而在整場答辯的最後，維根斯坦起身走向兩位主考官，拍了拍他們的肩膀說道：「別擔心，我知道你們永遠都不會懂的。」如果，連這兩位有如此分量的哲學家都不懂，我們一般人能懂嗎？

哲學家們從維根斯坦身上汲取了不知道多少養分，但是他們真的掌握到了維根斯坦想要傳達的真正重要的事物嗎？在維根斯坦寫給一名編輯的信提到了《邏輯哲學論》的要點：「我這部著作有兩個部分：此處所呈現的內容，加上所有我尚未寫出的東西，而這第二個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換句話說，那些應該保持沉默的事物，才是真正重要的事物。我相信，維根斯坦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這個主張。我也相信，我們是能夠懂得的，只要我們站到維根斯坦的位置，進入他的世界。正如他在《邏輯哲學論》的序言寫道：「這本書也許只有那些自己已經思考過在此書中所表示的思想，或者類似的思想的人，才能理解。」

真正的哲學問題究竟存不存在？誰，又真正贏得了這場勝利？這大概也只能交由後人去評斷了。但是，整起事件體現了維根斯坦和巴柏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與熱情，而這種重視與熱情，在現在的社會中越是難見了。如今，還有多少人願意嚴肅地去看待這個世界，勇敢地挑起思想的重擔？願意為了一個許多人很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意識到的問題，拿起撥火棒，奮力揮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