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法醫學的代表作──書內書外，閱讀《洗冤錄》

楔子

這幾年隨著電視劇的播放，以及通俗著作的相繼出版，宋慈（1186-1249）和《洗冤錄》開始廣為人知。在最普遍也最流行的介紹裡，《洗冤錄》被描繪成影響世界法醫學深遠、是世界現存最早的法醫學專著。之所以說「專著」，因為《洗冤錄》並非零散地記載幾件事例，而是系統闡述：從有關驗屍的法令、方法和注意事項，到各種死因的不同現象，如窒息、鈍器或銳器損傷、燒死、交通事故、中毒、疾病等等。就性質來說，《洗冤錄》是在缺乏生理學等知識、不使用解剖的情形下，依靠著觀察屍體的各種徵象來判斷死因。

《洗冤錄》確有其歷史地位，即使用現在角度來衡量，書中若干符合科學原理的地方，例如對溺水、自縊死亡屍體的描述，都還有參考價值。然而也必須承認，《洗冤錄》同樣存在著侷限與錯誤，像是說月初、月中、月底老虎咬人的部位不同，或在自縊死者腳下的土裡，能夠挖掘出「火炭」等等。不過，這些都與當時的知識背景有關，不繼續深入了解、單純用「不合科學」來否定，其實是過於武斷。

但同樣不應該因為《洗冤錄》是現存最早的法醫學專著，而且也有其意義與價值諸處，就給予過份的評價或推估。像是除了東亞地區外的「世界」，並沒有明確、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受到《洗冤錄》的「深遠影響」。只是這牽涉到相當複雜的學術問題，在此無法談論太多。總而言之，對於《洗冤錄》不應過度貶低，也不應過譽。

其人

與《洗冤錄》的流行、產生的影響正好相反，在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洗冤錄》的作者宋慈其實鮮為人知，《四庫全書總目》就說「慈字惠父，始末未詳。」甚至清代許多著名學者，像是錢大昕（1728-1804）、梁玉繩等人，連他的籍貫（福建建陽）都不清楚。直到藏書家陸心源（1838-1894）檢得宋慈好友劉克莊（1187-1269）所作的墓誌銘－〈宋經略〉，並以此為基礎撰寫了宋慈的傳記，以及在後來學者們的接續研究、考證下，我們今日才能夠清楚地了解宋慈其人其事。

對於宋慈的生平，最需要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如同已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宋慈是一位「循吏」，他仕宦之初最重要的兩件功績，就是平定叛亂和盜賊起事。而在隨後的二十年間，宋慈還曾四次擔任路級主要司法機構的長官「提點刑獄」。第二，宋慈與理學關係密切。宋慈最初師事的吳雉，是朱熹（1130-1200）的高第。他後來進入太學時，又因為文章被真德秀（1178-1235）欣賞，得以受學門下。除此之外，宋慈也參與過理學家重要書籍，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的刊刻。　

這兩點牽涉到我們對《洗冤錄》的認識。「洗冤」一詞，現在許多人往往解釋為「洗刷冤屈」、「洗除錯誤」，馬伯良（Brian E. McKnight）在將《洗冤錄》翻譯成英文時，便直譯成 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並綴上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然而，宋慈在《洗冤錄》的序文裡，則把自己的著述與醫師「討論古法」、「以施針砭」相類比，期許「則其洗冤澤物，當與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洗冤澤物」，其實是宋儒標榜的政治理想，最初被引以為表率的，正好是周敦頤（1017-1073）擔任提點刑獄時「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的事蹟。而依照朱熹再傳弟子編著的《性理群書句解》的解釋，「洗冤澤物」就是「洗滌冤抑，惠利及物」。

也就是說，不能抽離歷史脈絡，單純地以現代的「法醫學家」概念，去探究、甚至是褒揚宋慈，再進而由此論述、評價《洗冤錄》。否則不僅無法客觀認識宋慈與《洗冤錄》，也有礙於理解中國傳統檢驗知識和制度。

其書

《洗冤錄》問世不久，便引起注意和稱讚，與宋慈生活時間有些交疊的文天祥（1236-1283），就說「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為甚備」。元代也能看到已經有人援引《洗冤錄》斷案。到了明代，《洗冤錄》更可說是廣泛流行，在諸多方志中，不乏地方官員翻刻《洗冤錄》的記載，像是《杭州府志．藝文志》「諸公署鏤板」，著錄杭州府刊刻的「《洗冤錄》一卷」；《貴州通志》則記載嘉靖間廵按刊刻的「《洗冤錄》一冊」等等。

似乎在這時，翻刻《洗冤錄》用於斷案，已經成為常態。在文集一類的史料中，還能看到些細節。例如王邦瑞在陝西按察司僉事的任內，就曾因為「關內郡縣多、訟獄繁」，而《洗冤錄》「備載其法，足為繩墨」，因此「遂命郡吏刻之西安，分布諸屬」；再像是陳于王在湖廣按察司副使的任上，將律例和《洗冤錄》同時刊行，一併當作「法吏凖則」。

然而不斷翻刻，表示各地使用的版本不盡相同，判斷死因的重要參考書籍若出現歧異，便意味著審判時容易產生紛爭。（圖1）到了清代，也確實面臨這個問題，所以雍正六年（1728）時，湖北巡撫馬會伯（？-1736）就因為「《洗冤錄》相傳已久，諸家翻刻每多增刪，未能畫一」於是奏請「將《洗冤錄》送部再加校閱刊發」。刑部同意他的看法，當時便「行文各省督撫，將《洗冤錄》送部彙齊，校訂刊發」。

但沒想到，後來刑部失火，燒毀了相關資料，只好暫且延後。乾隆元年（1736），又因為開始纂修《大清律例》的關係，校閱《洗冤錄》的工作只得再次擱置。直到乾隆六年（1741），《大清律例》刻樣繕寫完畢，送武英殿刊刻時，才正式開始修訂《洗冤錄》。這項工程沒有花費太多時間，很快地在隔年便完成。這就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

《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是以宋慈原書為主體（約佔全書內容的一半），並吸收明清兩代有關著作，重新編排與訂正補充。像是歸併相關內容，新增五項「辨生前死後」，專門論述屍體上的各個徵項，如何判斷是生前或死後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是按照雍正年間頒行《大清律》的定例，以層層下發的方式「頒行天下」的官書，同時還允許民間翻刻。而且恰好是在雍乾時期，《洗冤錄》被逐步確立為檢驗的標準知識，無論官員或者仵作，都必須閱讀學習。也就是說，當《律例館校正洗冤錄》頒發後，它的普及範圍、影響深度，恐怕超越宋慈原書。

其實，清末面臨醫學、法醫學的挑戰，以及為了解決內部諸多問題，法部通令各省設立檢驗學習所、改仵作為檢驗吏，初步接受西方知識的同時，《洗冤錄》仍是學習的「主課」，廣西法院還強調實際驗屍「須不背《洗冤錄》所載之一切法則手續。」即使民國開始推行法醫學、建設法醫制度，但由諸多因素限制，《洗冤錄》在司法體系內仍占據著一席之地。直到1949年後，《洗冤錄》才完全退出現實的舞台。

順帶一提《洗冤錄》的書名問題。按照宋慈序文，正確的書名應該是《洗冤集錄》，不過元明兩朝就已普遍將《洗冤集錄》省稱作《洗冤錄》了。然而《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往往也省稱作《洗冤錄》，因此便產生將宋慈原書，與《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相互混淆的問題。但是，除非時間明確，抑或能從引文判斷，否則很難確認文獻中的「洗冤錄」，究竟是宋慈原書，還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這是閱讀清代以後有關《洗冤錄》的文獻時，非常麻煩的問題。

其讀與其用

在《洗冤錄》廣泛流行的明代，已有人提點閱讀《洗冤錄》的必要，以及應有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神而明之，難以盡泥」的原則，即依照臨場各種狀況進行判斷，不能完全拘泥書中的記載。但這個原則在清代出現一個問題：如何面對具有官書權威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

現在研究者討論時，對《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最常見的批評之一，就是官書的權威導致檢驗知識的標準化，排除了書中記載以外的「異例」，從而阻礙檢驗知識的發展。這種實例數不勝數，著實是無法否認的問題，而光緒8 年《申報》報導的浙江「滴血疑獄」一案，可說是相當生動的例子。

貪圖廟產的地痞無賴串通流娼，誣陷古剎住持與流娼通姦生子，縣令在訊問數次後，「即取《洗冤錄》繙閱，命以茶甌注水，割僧與嬰指滴血，甌小血聚」，當縣令要依照滴血驗親的結果定罪時：

僧之徒十數輩疑莫釋，遂兩兩用茶甌盛水，如法割指，滴血皆聚。又以鷄、鴨試，亦然。因羣赴縣為僧呼冤，令斥逐之，不肯去，（庫書某）甲乃以黃袱捧欽定《洗冤錄》鄭重示僧衆，且禁不得上控取禍。僧眾懼，始各伸舌念佛而散。

用黃袱捧著「欽定《洗冤錄》」的鄭重宣示，顯然遠比僧人們「實驗」所得證據更是有力。

不過，這不是絕對的現象，在《律例館校正洗冤錄》頒行後，仍有人秉持著「神而明之」的原則。例如名幕汪輝祖（1730-1807）總結經驗時，先列舉「《錄》所未備，余俱經見」的各類自縊死後，強調重點「全在驗時察訊形勢。」張雲璈（1747-1829）也說《洗冤錄》雖是「金科玉律」，「亦須神而明之，難以盡泥。」而且，連國家中央都曾宣示這類的原則。

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於安徽按察使增福的奏請，刑部製作了「檢骨圖格」，交由律例館刊刻印刷後頒行各省。但為人忽略的是，增福除了奏請頒發檢骨圖格外，同時間還提出續修《洗冤錄》的要求：「從前辦過各省檢驗疑難命案，有《洗冤錄》中所未開載者，續纂入《洗冤錄》內」。不過，刑部認為，造成疑難案件的主因是「人弊而非法弊」，之前平日便會將疑難案件發抄各省，就是要「問刑衙門識情偽之無窮，知審斷之當慎。」如果都要續修纂入《洗冤錄》，「不但案牘浩繁，且致有掛一漏萬之弊。」因此回絕了增福的要求。

「識情偽之無窮，知審斷之當慎」，已隱含著「神而明之」的原則；續修增補雖有「掛一漏萬之弊」，然而換個角度、平日就留意疑難案件，也不失為閱讀《洗冤錄》之餘，增進檢驗知識、經驗的方式。

刑部雖然沒有續修，但由《律例館校正洗冤錄》衍生出的《洗冤錄集證》，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怕掛一漏萬，徵引各類案件當作補充說明。而且在比較晚期的版本裡，還加入了仵作直接指斥《洗冤錄》不正確的案件。不僅是官員，連一般刻板印象中毫無知識、喜歡收賄造假的仵作，都可以做到不拘泥《洗冤錄》的原則。

便利

除了原則提點、內容補充，為了能更便利地閱讀、理解《洗冤錄》，也衍生出一些文本。像是讓初任官員能「略一過目，今日下車，明日平反，操之已有餘裕」，清人王聿堂所編纂的「不過數頁」的節要本《洗冤錄節要》；或者幫助「熟誦而默記」的口訣（圖2）、一目了然的表格（圖3）等等。

甚至，還出現便於攜帶的巾箱本。例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澄海縣知縣金廷烈將《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縮本付梓，貽諸同志，取便巾箱」；乾隆四十九年（1784）曾任朔州知州的陳明善，把「謹遵欽定刊本，校錄袖珍……以便程途攜帶」。陳明善刊刻的《洗冤錄》，大小約略等於一部手機，確實是方便隨身攜帶。（圖4）

結論

使用電腦、手機等介面閱讀久了，開始讓人覺得書是既虛幻又真實的東西，因為它雖然可以觸摸、能夠讀，但又只是堆砌在螢幕彼端的文字。固然從古至今，隨著載體不斷轉換，閱讀習慣也跟著改變，看到文字而不實際「捧讀」，似乎也沒有多大不同。現當代的出版品或許如此。

閱讀一部書，「內容」或者說「文字」，確實相當重要。但在閱讀古籍時，除了書內的文字，書外的作者、流傳過程，古人的理解和運用，乃至書籍本身的物質形式，都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讀懂」它。對古籍來說，書內書外合起來，才是一部完整的書。

古籍不好讀，要實際接觸到一部古籍也不容易，有時還有很多限制。然而，古籍的書裡書外保存了許許多多的訊息，愈深入挖掘，愈會發現其中甚是有趣。
 

（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