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 2024 年到來，臺南以「臺南原點·四百再續」為題，回顧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安平地區，開啟臺灣所謂的「歷史時代」，帶領臺灣「躍上全球海洋史的舞臺」。在北臺灣史學者的群組中，也有學友鼓勵大家要一起「迎接 2026」，也就是西班牙人 1626 年占領和平島與荷蘭人抗衡，開啟臺灣第一波「戰南北」的 400 週年紀念。
相較於歷史學圈的興奮氛圍，研究同樣涉及大航海時代的考古學圈則顯得冷淡許多——是的，歐洲人在考古探坑留下了殖民活動的證據，帶來了新的物質文化，但是同一個探坑再往下，那些早於 400 年前的故事，就不是臺灣的歷史了嗎？西班牙人到北臺灣，就如同荷蘭人到南臺灣，是北臺灣的開端？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用「文字紀錄的有無」來定義歷史的起點，這一做法十分普遍，考古學家不必糾結，甚或抱怨「文字霸權」，400 年以前的事沒有人說要忽略，只要歸入「史前史」即可。然而，「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界線是粗暴人為的，時間的流逝卻是連續不斷的，我們要如何用這種劃分方式理解由「史前時代」突然跳到「歷史時代」的原住民族群？
更重要的，「進入歷史時期」的敘述模式，往往帶著進化論的意識形態，有意無意暗示各地的原住民在與歐洲人接觸之前是野蠻落後、一成不變的，之後才得以接受外來文化刺激，擁抱文明。如果我們否定上述概念，為什麼在後殖民的時代，還要堅持使用殖民者的時間軸來訴說這塊土地的故事？
歷史與考古當中的和平島
和平島的歷史研究與考古發現，在許多層面都挑戰「1624」的概念。
就歷史研究而言，西班牙人於 1565 年占領菲律賓群島後，航海家科羅內爾（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即在 1590 年代建議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進一步北上占領艾爾摩莎（臺灣島）北部的重要港口雞籠，以抑制豐臣秀吉擴張的野心（圖1）。同一個年代完成的《馬尼拉手稿》（Boxer Codex）記錄了菲律賓及其周遭海域眾多民族樣貌，而雞籠原住民的具體描繪與紀錄，亦首見於這部文獻當中。1610 年，張燮的《東西洋考》則記載了唐人與雞籠、淡水原住民的通商經驗。也就是說，早在 1626 年西班牙占領北臺灣之前，雞籠以及生活於此的居民，已是這個海域既有交換網絡的一環，唐人與日本人經常性地在此交易，少數人甚或可能落腳於此。歐洲人的到來對於雞籠原住民而言並非是第一次與外人接觸，新的人群與貨品帶來新的機會，當地人也樂於掌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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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年，科羅內爾繪製的〈呂宋、艾爾摩沙島及部分中國沿岸圖〉，中間偏右上方的島嶼寫著「ISLA HERMOSA」，即艾爾摩沙島，此圖也特別標注雞籠。（Source：西印度群島綜合檔案館）
考古的地層，提供了另一種認識歷史及看待時間的方式。位於和平島中央丘陵西側的和平島B考古遺址，以出土 1630 年代改建後的「諸聖教堂」基址及其附屬墓園著稱（圖2、圖3），為西班牙殖民北臺灣唯一殘存的有形文化資產。考古學家在這個遺址可以分辨出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遺跡及遺構，卻無法辨別一個 17 世紀早期單獨的文化層位（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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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和平島中央丘陵西側的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圖中所見即「諸聖教堂」之基址。（Source：謝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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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諸聖教堂」附屬墓園裡的遺骸（Source：謝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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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和平島遺址的考古地層，考古學家無法從中辨別一個單獨屬於 17 世紀早期的文化層位。（Source：楊筑雅製圖）
遺址與遺物所透露的線索
考古所呈現的資訊是：這個地點於 3,000 多年前曾經有一個聚落，當時的人以漁獵為生，藉由直接或間接的貿易活動取得東海岸獨產的玉器。到了距今 1,000 多年前左右，又有另一批人在此活動，他們的聚落核心應不在這個地點，而是在距離幾百公尺遠的海岸邊（和平島Ｃ考古遺址），但在此留有鐵工藝活動的痕跡，以及少數擁有豐富陪葬品的墓葬。陪葬品中來源不一的各色玻璃珠，以及製作於 12 世紀到 14 世紀中國的青白瓷器（圖5），反映了當地原住民與東亞、東南亞海域貿易網絡長久以來的動態連結。
自大航海時代至 19 世紀，不斷變化的人群活動形成單一考古地層，我們可以找到少數歐洲或美洲製的遺物，但是絕大多數的遺物來自中國華南地區，包括以西方市場為目標的貿易瓷器，以及一般民間使用的生活用瓷。值得一提的是，地層中也出土了明鄭相關的錢幣（圖6），提醒我們歐洲人離開之後，該島並非完全沉寂。日益增加的中國製生活用品也許漸漸改變了原住民生活的日常，卻不影響其認同的維持，甚至製作出原、漢風格雜揉的香爐進獻給在地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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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出土於和平島遺址的中國青白瓷器，製造於12至14世紀。（Source：謝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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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和平島考古遺址出土的「洪化通寶」（Source：謝艾倫）
到了日本時代，造船廠宿舍的興建進一步改變了遺址地貌。17 世紀的教堂基址結構可能因為宿舍興修工程而露出，部分為了鑿溝渠被硬生生切開，部分則被保留，成為船廠員工出入家戶的地面。另外，牙刷、藥瓶、墨水瓶的出土，透露出大量的生活細節。
上述的敘事方式也許不容易掌握，但是跳脫「1626 年西班牙開啟北臺灣歷史」的框架後，我們有機會藉由探索「物」的消費變動，看到日常生活百態慢慢變遷的軌跡。
教會與帝國視角裡的艾爾摩莎
若一定要強調大航海時代的特殊性，教堂遺址的出土也提醒我們，對17世紀的西班牙人而言，天主教史上重大事件的推移，可能比一個政治上占領的年分更具意義。比方說，1492 年伊比利半島的天主教徒擊退穆斯林，完成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同年，西班牙王室即資助哥倫布的首航，開啟了所謂大航海時代。此後，西班牙發起的所有征服行動，都包含了傳播福音的目的在內。1521 年麥哲倫橫越太平洋，雖然壯志未酬身先死，他在宿霧立起的十字架成為後繼征服者重要的歷史記憶。
1571 年，西班牙所領導的天主教擴張取得重大勝利：在地中海東岸，神聖同盟（Holy League）於勒班陀戰役大勝鄂圖曼帝國；在亞洲，由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所率領的西班牙艦隊則擊退了馬尼拉的穆斯林首領拉惹蘇萊曼（Rajah Sulayman），站穩了遠東傳教的根基（圖7）。世界史上基督教與伊斯蘭的版圖界線就此大致底定，但是教會對於後續殖民地的擴張策略仍持續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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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出自《菲律賓群島征服史》（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1565-1615）的一張插圖，最前方的兩人各別是西班牙傳教士馬丁．德．拉達（Martín de Rada）與軍隊領袖黎牙實比。（Source：紐約公共圖書館）
總的來看，若由教會或帝國的視角切入，艾爾摩莎不過是西班牙野心的一角。雖然教堂宏偉的石造基礎的出土，展現了教會經營此地的決心，但硬是放大臺灣在當時全球史的角色，也有偏離事實之虞。
讓壓縮在地層裡的故事被看見
走筆至此，400 年前的過往難道不值得追憶？答案是否定的。17 世紀初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對於臺灣成為今日的臺灣的確是至關重要的轉捩點，絕對值得好好被細說。歐洲人在臺時間與亞洲其他地方相較不算長，也因為不長，當代的臺灣人對這段歷史是較為陌生疏離的。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人殖民臺灣過程中發展出了「共構殖民」模式，在此一模式底下，移入臺灣的唐人並沒有跟隨歐洲人離開，而是一步步影響了隨後臺灣歷史的發展。這些連續發生、被壓縮在同一地層，以及其他地層所展現的芸芸眾生的故事，都應該被看見，所有一同經歷這些故事的人們，也都應該有發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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