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事件✕甘味風暴】當土地有難，我們終需挺身而出——延續百年的二林蔗農事件反抗精神

蔗農是臺灣殖民「統治」的經濟中心問題。—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受到民族自決鼓舞的蔗農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鼓舞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的國際局勢，帶動臺灣知識青年倡議「民族自決」，林獻堂等人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0 年，經歷大正民主洗禮的東京臺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在副會長蔡惠如的資金支持下，創刊第一份屬於臺灣人的媒體《臺灣青年》雜誌，自詡三大目標「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新民會幹事黃呈聰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就讀，已意識到日本在臺灣的糖業政策弊端，他發表〈臺灣經濟界的危機與其救濟〉，是《臺灣青年》第一篇關注蔗農權益的文章：
 

「今日臺灣糖業界完全是過去臺灣當局斷然實行保護獎勵的結果，以農民的利益來說除了完全犧牲沒有別的辦法，產業任其自由競爭、製糖會社在廣大區域內林立，強制農民種植甘蔗，由會社和官廳的意思決定買收價格，會社有如這區域內的領主。這樣的產業政策是發達國民經濟的一大阻礙，是引起本島經濟界危機的最大原因。眼前這樣的狀態仍持續著，當局應廢除這樣的惡習，有英明決斷的勇氣依照自由買賣、甘蔗買收價格由農民協定。」文中抨擊總督府的保護獎勵政策，讓會社跟官廳決定買收價格，犧牲農民利益。黃呈聰強調「應按自由買賣、甘蔗買收價格由農民協定」，這也是 1920 年代各地蔗農爭議的癥結，也是二林蔗農組合屢次向林本源製糖會社爭取的訴求。
 

根據臺灣銀行的資料，砂糖是日本時代臺灣最重要的外銷農產品，每年生產砂糖八億斤，輸出金額為一億一千萬圓，1920 年占全臺灣總出口量的 65.75 %。然而，蔗農卻嚐不到這份甜美的成果。在區域採收制度下，蔗農跟製糖會社簽約成為佃戶，所有農業活動都要受製糖會社的指揮控制，甘蔗品種需由會社指定、需使用會社的高價肥料，蔗農冒著日曬雨淋、揮灑汗水栽種蔗苗到蔗園成林，收割由會社派工負責，工資卻由蔗農負擔，秤量與價格都由會社片面決定，蔗農宛如會社的農奴。二林地區被劃分為三個採收區：「明糖」（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林糖」（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源成農場，因此才會發生同一村莊的蔗農，「明糖」採收區的收益卻高出「林糖」採收區，日漸引發「林糖」的蔗農不滿。
 

臺灣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在二林街上開業「保安醫院」，平日行醫接觸到許多貧苦的蔗農，透過研究調查、講座宣傳，帶動蔗農覺醒需改變被壓迫的處境。1923 年底，李應章和同住在二林的劉崧甫、蔡淵騰、陳萬勤、詹奕候等人，調查蔗農被會社剝削的情形，蒐集相關資料，不僅協助蔗農向林糖交涉，同時組織農村講座，提高蔗農的自覺。這年，黃周、黃呈聰也在《臺灣民報》持續發表文章，倡議農民組織的重要性，支持設立蔗農組合與會社協商。
 

二林蔗農因跟郡守請願獲得補助金受到鼓舞，加上跟「林糖」不斷發生糾紛，深覺團結的必要，1925 年 1 月 1 日在二林媽祖廟（仁和宮）前廣場舉行農民大會，決議「組織蔗農組合」。之後，李應章深入農村舉辦演講會，宣傳「蔗農組合設立的必要」、「農民的團結」。4 月 19 日李應章特地邀請從東京結束「第六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林獻堂與文協成員來演講，當他們抵達二林火車站，鄰近村莊的農民前來迎接，萬頭攢動，鑼鼓喧天，竹篙炮響不絕，熱鬧如迎神賽會，演講會在振業碾米工廠，擠滿二、三百位聽眾，還有上千人圍繞場外只為一睹林獻堂風采。4 月 24 日在路上厝謝氏家廟開演講會、25 日在大城庄宮廟開講，都有三、四百位農民參加。農村演講會的盛況震動會社，5 月 2 日在竹塘庄內新厝演講會，不僅日本警察臨監，還有「林糖」社員到場試圖為會社澄清。6 月 28 日，四百多位蔗農齊聚二林酒製造廠，舉行「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大會，選出李應章為理事長，詹奕候、劉崧甫、蔡淵騰為常任理事，另選出代議員 50 人。
 

二林蔗農組合成立的過程，受到民族自決運動、臺灣文化協會成員的鼓舞，是臺灣農民抗爭從個體走向團結、組織化的分水嶺。
 

遍地開花的農民運動

李應章為了讓不識字的農民了解會社的剝削制度，編了可用臺語七字調唱的〈甘蔗歌〉，歌詞淺白，用農民生活經驗貼切描述蔗農的勞動艱苦，更讓蔗農體悟會社制度讓自身淪為奴隸：「錯蔗無異搶去分，磅秤由伊咱無權；十萬將要入等級，蔗葉過扣數百斤」、「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處呼」、「橫逆搶人無地講，將咱農民當奴隸」；歌中更傳遞訴求、組織才能改變困境「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即應該」、「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蔗農組合是咱的，同心協力救大家」。
 

〈甘蔗歌〉在一場場農村演講會傳唱，召喚蔗農團結抵抗會社壓迫，也成為二林蔗農組合集會的必唱歌曲。這首歌反應 1920 年代臺灣知識青年走向民間，在社會運動中運用歌謠，將進步理念轉化為農民能同感的言語，進而動員行動。
 

秋天是甘蔗採收的時節，1925 年「林糖」為了壓低購買價格，遲遲未公布甘蔗價格，9 月 27 日二林蔗農組合舉行大會，議決對林本源會社提出五項要求：「甘蔗收刈前應先公布收購價格、價格應由會社與蔗農雙方決定、甘蔗過磅時應會同蔗農代表、肥料由農民自由購買、會社應公布肥料分析表」，並推舉李應章等人為交涉代表。然而，他們與「林糖」二次協商破裂，眼看採收期將到，決議在「林糖」公布蔗價之前、堅決阻止「林糖」強行採收。「林糖」則一面敷衍李應章與蔗農組合的訴求，一面準備強行採收甘蔗。
 

10 月 22 日「林糖」二十幾位會社員、十幾名工人在日本警察的「保護」下，強行採收謝才的蔗田，引發聚集在現場 300 多位農民抗爭，試圖阻止會社採收而發生衝突，為「二林蔗農事件」。隔日，北斗郡刑警上百名前往二林，以煽動、騷擾的罪名檢舉逮捕 93 人，不在事發現場的李應章與多位農組幹部無可倖免。事件後，「林糖」宴請《臺灣新聞》臺北分社長佐藤，報中將二林蔗農事件歸罪於文化協會的煽動，虛報暴徒四、五百人，影響日系報刊輿論偏向林糖，抹黑蔗農為匪徒。《臺灣民報》則派調查員到二林實地採訪，揭露「二林蔗農事件」源於林糖收購價格過低，還原事件當天實況，揭露蔗農遭濫捕與虐刑拷問、二林宛如陷入戒嚴；並刊出賴和〈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同志〉詩作，肯定蔗農的行動，弱者受到強者的壓迫，不僅是蔗農的處境，也是集體臺灣人的命運；1926 至 1927 年持續報導「二林蔗農事件」審訊，更製作一審、二審專刊。
 

二林蔗農事件不僅激勵各地蔗農組合成立、農民為自身權益起而抗爭，更催燃全島性「臺灣農民組合」成立，促使臺灣農民組合與日本左翼組織互援，讓臺灣農民運動走向國際化與階級化。1926 年初成立的日本勞動農民黨，派勞動總盟政治部長麻生久、人稱「無產運動導師」的布施辰治，專程渡海來臺為「二林蔗農事件」辯護，並安排兩人到中南部演講，宣揚社會主義並喚醒農民團結。臺日農民運動組織合作，激盪出 1927 至 1928 年農運最高峰，臺灣農民組合 27 個支部在西臺灣遍地開花，成員有三萬名以上。
 

轉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抗爭之路

1928 年謝雪紅受第三國際指示成立「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臺灣共產黨），之後與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簡吉等成員有接觸。年底，在臺共影響下，臺灣農民組合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提出「擁護工農祖國蘇維埃」、「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團結」等口號，農民運動從地主與佃農間的租賃紛爭，蛻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然而，臺灣農民組合因與臺灣共產黨的密切關連而遭強壓。1929 年 2 月 12 日，臺灣總督府為掃蕩左翼份子，全面突襲「臺灣農民組合」支部與外圍組織，逮捕 108 名臺灣共產黨員及左翼份子，農組幹部簡吉、侯朝宗、陳崑崙、蘇清江、楊春松、江賜金、張行等判刑入獄，為「二一二事件」。簡吉、陳崑崙出獄後轉入地下籌組「臺灣赤色救援會」，救援入獄的臺共幹部，並持續臺共活動。1931 年 9 月總督府全面整肅臺灣共產黨與外圍團體，多位農組幹部被捕，1934 年臺北地方法院正式審理「臺共案件」，謝雪紅、蘇新、簡吉、趙港等均被處以十年以上重刑，日本時代左傾的農民運動因而衰微。
 

縱然歷經二次大戰、1947 年二二八事件，農組成員在白色恐怖年代被逮捕甚而槍決，「二林蔗農事件」未從二林人的記憶抹去，甚而在臺灣民主路上，啟發二林青年追求公義。

延續二林蔗農事件的精神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起草人謝聰敏，出生於 1934 年臺共案那年，父母經營的吉珍商行就在仁和宮對面，鄉親都會到廟埕議事或店裡開講，讓他從小就聽聞長輩述說「二林蔗農事件」農民勇於反抗的事蹟、謝氏族親與姑丈蔡淵騰遭警方逮捕，啟發他具有過人膽識。1964 年他與老師彭明敏、同學魏廷朝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入獄，宣言揭穿蔣介石「反攻大陸」神話，提出「一個中國，一個臺灣」、改善戒嚴體制。1971 年他與魏廷朝被誣陷花旗銀行爆炸案被逮捕入獄，遭嚴重刑求。解嚴後，1991 年他返鄉參選國大代表，二林地方政治染黑，競選者洪清良是黑道老大，對他施以人身威脅與暴力，有不少農民挺身「看顧」他。投票當天，他的監票人員為阻止對手的違法行為、被打到住院。他將國民黨跟黑道合作操控選舉，寫成《黑道治天下》。之後，他擔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以「建立法治社會」（對抗黑金）及「冤獄平反」（轉型正義）為問政主軸，為戒嚴時期在濁水溪砲陣地旁被演習實彈擊中的農民爭取賠償，推動《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立法，為政治受難者平反。
 

2000 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農民處境仍未改善，2003 年二林青年楊儒門看著農村的破敗，擔憂 WTO 進口國外廉價白米將衝擊農民生存，多次向民代陳情、投書媒體、建議官員，卻都得不到政府回應，讓他不得不採取激烈手段，仿效亞美尼亞人追求獨立的「可樂炸彈」，以「白米炸彈」表達訴求「反對 WTO 進口稻米」，呼籲政府要照顧農民。「二林蔗農事件」堅定他行動的意志，讓他明白從日本時代、戰後至今都有農民運動，顯現農民處境並無改善，而且做任何事都必須付出代價，在自首後被判有期徒刑。
 

二林蔗農事件至今已一百年，當年二林人勇於抵抗的精神，仍是不同世代青年挺身行動的指引，召喚農民捍衛糧食安全、守護土地，體現在五二〇農民運動、反國光石化運動、反中科四期搶水的護水行動。當土地有難，我們終需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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