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底,約瑟夫・戈培爾來到柏林,準備發展納粹黨務。
他的任務非常艱巨。除了莫斯科,當時的柏林是全歐洲最左的城市。在這個總共 5 百萬人口的大城裡,納粹差不多只有一千多名黨員,而黨部內更是一團災難。戈培爾一打開門,裡面污濁的菸味便立刻撲面而來。
在昏黃燈光照射的前廳裡,失業的納粹黨員正在閒聊打發時間;他檢查了黨部的財務狀況,驚訝地發現這裡竟只有一個自稱業務經理的傢伙,憑著自己的記憶在帳本上記載金額進出的數目。
戈培爾鐵了心,立刻開除了將近一半的遊手好閒份子。最後他對剩下的 600 名納粹黨員發表演講,宣告:現在納粹黨的首要任務,就是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要拆除「沒沒無聞」這堵牆!
「他們可以污辱我們,誹謗我們,但必須使他們議論我們,」最後,戈培爾說道:「今天我們只有 600 人,不出 6 年,我們將有 6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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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無名之牆
事實上,戈培爾的確是個宣傳的人才。當時的柏林黨部財政非常困難,以至於要花錢的報刊廣告、郵寄傳單直接被排除在選項外。戈培爾知道,為了達到拆掉「無名之牆」的目標,他們需要一些特別的方式來吸引民眾的注意……。
一個月後,戈培爾便宣布將在柏林共產黨心臟地區的法盧斯──塞勒大廳(Pharus Säle Hall)舉辦集會,並且要求每個納粹黨員手執旗幟、列隊前往演講廳。共產黨很快就被這種直搗老巢的挑釁激怒了,威脅他們:如果膽敢舉行這次集會,就會給予他們「熱烈的歡迎」,熱烈到他們再也不敢回去!
納粹黨對威脅置之不理。在宣布集會開始後,共產黨的搗亂者立刻就來鬧場了。現場的納粹衝鋒隊員見狀,立刻就抄起桌上的玻璃水瓶用力砸過去。一時間啤酒杯、玻璃瓶,以及各種形形色色的鐵製品,在大廳各處猛烈碰撞,納粹黨員、共產黨員,彼此之間廝殺得難分難解。而戈培爾一直在一旁,冷靜的看著這一切。
事實上,一切都在戈培爾的計畫中。
流血衝突絕對是吸引注意最好的場景。等到衝突結束後,戈培爾立刻下令把那些受傷的納粹衝鋒隊員抬上講臺,讓人們仔細看看他們血淋淋的傷口,聽聽他們的痛苦呻吟。
接著,戈培爾向群眾發表了一篇預先準備好、名為《無名衝鋒隊員》的演講。這種場景引發的情感極度震撼人心,也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在這場衝突之後的 3 天內,納粹黨就收到 2,600 份入黨申請書。
納粹黨禁令與政治漫畫
從那之後,納粹黨製造的衝突事件便接連發生,他們引發的動盪逼迫柏林市警局做出反應。1927 年下半年,一名叫做伯納德・韋斯(Bernhard Weiß)的警局副總長,便下令關閉在柏林的納粹黨支部,並逮捕其 500 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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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爾氣炸了。面臨被禁止公開演講的新情勢,他決定另外開創一種反擊的手法:創辦了一份新的報紙──《進攻報》(Der Angriff)。報中的一大亮點,就是政治漫畫,而韋斯就成為這份報紙最早的打擊對象。
雖然事實上,韋斯這個人很難有什麼能被攻擊的弱點:他出身良好、受過律師訓練、在戰場上拿過勳章(相比,戈培爾從未上過戰場),甚至在進入柏林警隊之後利用顯微鏡、測謊機與血液鑑定等技術,創建第一個犯罪實驗室。但是這一切對戈培爾都不重要,在他眼中,韋斯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他是猶太人。
而且好死不死的,韋斯不但是猶太人,而且長得完全就是當時刻板印象中猶太人的樣子──矮小、戴眼鏡、大鼻子。《進攻報》立刻抓住了韋斯的外貌特徵,對他的猶太人身份極盡嘲諷之能事:報紙用典型的猶太人名字「伊希多爾」(Isidore)來稱呼他,並且在漫畫中,將韋斯形容成猴子、蛇和驢子。一張漫畫甚至描述韋斯用吊死的納粹黨員,來裝飾他的聖誕樹。
此外,報紙還利用韋斯的名字「伯納德」,嘲弄整個柏林市警局是「聖伯納犬」,而整個威瑪共和國被他們稱為「猶太共和國」。和今日十分相似的是,他們也利用了民主自由的弱點,大力抨擊民主制度:「這些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現在去開始訴諸違法和專制的行為。他們違背自己所宣稱的民主信念,禁止我們的黨……。」
宣傳的可怕力量
這種宣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幾年之內,幾乎人人都以為伊希多爾是韋斯真正的名字。被抨擊的韋斯自然也就做出了文明人遇到這種事的典型反應:將誹謗者告上法庭。
事實上韋斯和戈培爾的法庭戰還不只一次,一直到納粹掌權以前,韋斯總共控告過戈培爾不下四十次。不過這些控告到了戈培爾手中,卻又成了另一種宣傳的手段。有一次,報紙刊登了一則政治漫畫,在漫畫中一頭長著韋斯的臉的驢子,正趴在冰凍的湖面上。下面則寫上了一行字:「伊希多爾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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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斯當然二話不說,再次把戈培爾一狀告上法庭。但是戈培爾卻辯解,這只是一幅插畫而已。
法官看了插畫,便說道:「但是很明顯,驢子上就是韋斯博士的臉。」
而在下一期的《進攻報》頭條,便寫著:「法官認證:驢子上長著韋斯博士的臉!」
兩人的對抗就這樣持續到整個威瑪共和末期,但是到最後,戈培爾終究還是獲得了勝利。1933 年納粹黨掌權的前夕,韋斯便逃到英國了。
從那之後,掌握國家機器的納粹宣傳部門更是如虎添翼,除了一般的漫畫與海報,他們更藉由當時的兩樣嶄新媒介:電影與收音機,將這世界簡單的劃分成「純潔/不純」、「完美/低劣」的兩個世界。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則被戲謔式的刻畫成種種的刻板成見與歧視,最終也將德國推進種族主義的狂潮中。
也許,在這個充斥各種簡化的媒介中保持獨立的思辨,就是我們這時代最艱鉅的一項任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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