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憎奧運：楊傳廣及1960年羅馬奧運的「臺灣」代表隊

奧運的每一場比賽都是短至毫分微釐的競爭，但奧運也同時是萬里國際間的政治競爭場域。

最早的一次是 1906 年愛爾蘭跳遠選手歐康諾（Peter O’Connor）的換旗事件。曾是世界紀錄保持人的歐康諾，一向支持愛爾蘭獨立，在 1900 年拒絕代表大英國協出賽後，1906 年他和兩位同伴自行參與奧運。不過，奧會卻認定他們是大英國協代表隊的一份子。

比賽後，他奪得銀牌，在頒獎典禮上 他當著英國皇室及數千觀眾面前爬上了旗桿，揮舞愛爾蘭的旗幟。數十年來，曾代表臺灣出賽的運動員，也像歐康諾一樣，希望向世界傳達他們的意見。

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即將於 2016 年 8 月 5 日於巴西里約熱內盧揭幕。臺灣與巴西時差十小時，但屆時將會有無數犧牲睡眠的夜貓子，追逐這場運動盛會。據估計全球將會有超過四十億的觀眾，關注這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運動會。

運動員的兩種身份

在這個舞臺上，運動員除了自己的姓名，還有另一個身分──國家代表隊的選手。選手不屬於職業球隊，也不強調來自那個城市。每個參與奧運的一份子，都來自一個擁有歷史、抱持特定理念而組成的國家或者被奧會認可的特別行政區域。

因此，場上的勝利，很容易移情為愛國的激情。百餘年的現代奧運歷史，經歷三十届的賽會，曾牽動了無數的喜怒哀榮，從 1932 年第一位參加奧運的臺灣人張星賢開始，八十幾年來，臺灣也被捲入了這股奧運浪潮。

殖民地的哀愁

由於奧運備受矚目，因此每個環節都很容易被用放大鏡檢視，1972 年的慕尼黑奧運，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襲擊以色列代表隊，造成十一人身亡的事件，發起攻擊者必定是因奧運的能見度高，而選擇在此起事。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殖民地臺灣人張星賢被選入日本代表隊的那一年，他的隊友孫基禎，來自日本另一個殖民地──朝鮮，贏得了最具象徵意義的馬拉松金牌，但他在領獎時，隨著日之丸旗的緩緩升起，他卻低著頭，面露哀愁，用獲頒的月桂樹盆擋住胸前日本國旗。這一幕，相對於日本政府的顏面盡失，更可看見朝鮮人民榮辱共生的複雜情緒。這一幕，張星賢也看在眼裡，同為殖民地的臺灣，處境何嘗不是如此。

孫基禎事件最後成了戰後韓國奮起的動力，1988 年漢城奧運時，七十幾歲的孫基禎手持聖火跑進開幕會場，據說在場韓國人都因此紅了眼眶。

1960年羅馬奧運抗議中進場

對於臺灣而言，是否有那麼一幕，也讓我們感到驕傲呢？

許多人會憶起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棒球銅牌、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的那一刻，而 2004 年雅典奧運陳詩欣奪得跆拳道金牌時，電視機前的觀眾在頒獎那一刻，也跟著陳詩欣留下眼淚。

不過，臺灣確曾在奧運這個舞臺上，遭受類似孫基禎事件的委屈，最終在代表隊開幕入場時，採取抗議的手段，成為當屆比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那是發生在1960 年的羅馬奧運。

1960 年 8 月 25 日羅馬奧運開幕日，來自全球的八十三個代表隊、5,338 名運動員，正準備依據國家英文字首的排序，依序入場。我國一共派出足球、籃球、田徑、舉重、游泳、射擊、拳擊等項目選手參加，全體隊職員超過六十人。但入場時，總幹事林鴻坦手持”Under Protest”（抗議中）的白布條，以示抗議。

抗議的舉動，除了引起現場騷動，也隨即成為國際媒體焦點，隔天紐約市內的五家報紙，不約而同的關注治這起事件。代表團團長鄧傳楷因此說︰「我要向所有自由世界的人們宣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已對中華民國，做了一件不公正及歧視的行動。」

漢賊不兩立的參賽原則

是什麼樣的不公平與歧視，讓我們必須在隆重的開幕式中，採取抗議的手段？原因是國際奧委會對於我國代表權與代表隊名稱的決議，對我方不利。

事實上，代表權的攻防戰，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已展開。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奧運舉行前，蘇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積極運作共產陣營，排擠與爭奪我國的代表權，因此 1951 年「中華體育協會總幹事郝更生，非正式宣布由於俄寇參加下屆世運會之故，我國決定改變初衷，不派代表參加。」

最終，我國放棄參賽，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比賽前幾天抵達會場參與比賽。1956 年澳洲的墨爾本奧運，我國參賽，但對岸則未與會。換言之，在「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下，你我不相容，僅一國能上場。

1960 年羅馬奧運前，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放棄參賽，但名稱問題事關尊嚴，一點都不能輕忽，因此當我國各項代表隊分別出發，並於八月中旬陸續抵達羅馬時，代表團人員已先出發為參與名稱問題而戰。

「中華民國」的挫敗

羅馬奧運開幕前三天的奧委會，重頭戲是處理我國代表隊名稱，我們希望在參加奧運的既定政策下，爭取以中華民國代表隊的名稱上場，甚至都已做好以底線「中華民國（臺灣）」的名義參賽。

雖經過力爭，但仍以差距不少的票數，作成中華民國可以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義參加國際奧會，但必須用「臺灣」名義參賽的決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梅葉指出，使用臺灣的名稱「祇是不希望他們越出其自己的地理邊界，並宣稱他們代表整個中國，我們曉得他們並不如此。」於是我國代表團就在「臺灣」名稱的帶領下進場。

以臺灣之名參賽，如果從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或許會讓許多堅持臺灣主體的人欣喜；但在半世紀前，羅馬奧運卻是我國在國際運動外交場上的一大挫敗。1960 年代尚能維持以「中華民國奧委會」的名義參加奧運，但此後的局勢江河日下，中國於 1971 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1976 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以「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我國參賽。直到1981 年 3 月，我國與國際奧會協議，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才又重返國際體育舞臺。

黑暗中的希望之光

羅馬奧運前不利我國的決議與開幕式的抗議消息傳回國內後，國人在氣憤討伐聲中，認為「我們並不因此氣餒、沮喪退出」反而要以哀兵的姿態，爭取最大的榮耀。然而開賽不久後，代表隊相繼在籃球、足球與游泳等項目中落敗，對此結果輿論似乎早有預期，只不過大家依舊心存希望，並將奪牌重任寄予男子十項的選手楊傳廣。

1933 年出生於臺東馬蘭的楊傳廣，是阿美族原住民，戰後初期就讀臺東農校時，因過人體能條件被挖掘。曾為棒球選手，但不久便被發現其在田徑項目中的優異表現。他在第六屆省運前，參加臺東縣運時，就打破了跳高的省運紀錄，1954 年在馬尼拉亞運會中，奪得男子十項金牌，並在四年後蟬聯。那時他已被稱為「亞洲鐵人」。

楊傳廣在 23 日左右入住選手村時，引起代表團與記者們的關注。當時楊傳廣長期留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接受訓練，已不常參與國內比賽。他在美國共同接受訓練的隊友，是他的好友、也是一輩子最堅強的對手──拉福·強生（Rafer Johnson）。兩人的實力不相上下，在同年七月舉行的美國全國業餘體育協會十項運動錦標賽，強生奪冠，楊傳廣居次。

奧運男子十項在 9 月 5、6 日登場，每天比賽五個項目，兩人成績極為接近，楊傳廣在第六項 110 公尺高欄比完時，成績一度領先，九個項目完成時，楊傳廣落後不到百分，只可惜最後一項 1500 公尺雖是楊傳廣的強項，他也確實得到該項目第一，只是強生也緊追在後，差距不大。最終，強生以 8392 分奪金，楊傳廣則以 8334 分得銀，兩人都打破了 8334 分的原奧運紀錄。這面銀牌，是臺灣史上第一面的奧運獎牌。

驕傲、挫折與期待：愛憎奧運

男子十項的賽程，除了吸引現場七萬多名觀眾的目光，中廣透過短波截聽日本消息，中央社和聯合報則收聽美聯和合眾國際社電訊等方式，將賽況轉給國內聽眾與讀者。

但因通訊條件不佳，也或因羅馬現場氣候不佳而延賽，使訊息未能即時，焦急等待的聽眾，更顯心急。先是第六項 110 公尺高欄完賽時，楊傳廣成績一度領先，消息傳回國內，就有人開始放鞭炮。而在第八項撐竿跳應在臺北時間晚上十點開始比賽，但到了午夜一點，成績尚未傳到臺灣，聯合報的讀者們，不斷打電話到報社，了解最新賽況。1960 年 9 月 7 日凌晨，成績揭曉後，臺北街頭遍地響起慶祝的鞭炮聲。

楊傳廣不僅奪得首面獎牌，而且擊敗了名列第三名的蘇俄選手，也讓輿論更加沸騰。

十項銀牌帶來的鼓舞，確實沖淡了開幕時的不愉快，媒體因此評論羅馬奧運「雖然此次受到了名義的委屈，但有楊傳廣贏得了一面銀牌，乃盡皆彌補，仍然是大家同沾光彩，全國同表欣賀。」此後，奧運作為世界運動最高殿堂的地位不減，而臺灣在國際舞臺則是屢受挑戰，於是我們總用著非比尋常的意義與超過千萬元的獎賞，看待奧運獎牌。

羅馬奧運雖已過了五十年，但它卻像面鏡子，折射臺灣在往後國際社會的顛簸身影，也看見一舉奪牌時的興奮表情，驕傲、挫折與期待的情緒，都交雜在 1960 年的羅馬運動場。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