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是臺灣的歷史宿命嗎？

「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這句福建巡撫徐宗幹的名言，彷彿成了清領時期臺灣社會亂象的一般認知。即使每次事件過後，遠在北京的皇帝嚴詞訓誡務必斬草除根，怪的是這三年、五年的循環還是斷不掉，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只要一提到臺灣史上的民變，朱一貴、林爽文也好，吳湯興、余清芳也好，乃至於各樣的原住民起事所掀起的動盪，對統治政權而言，是務須斬草除根的毒芽穢草；但從草根的觀點而言，一句「官逼民反」，就足以道盡在巨大的統治機器中底層庶民存身煎熬、四面無路的辛酸無奈。

最初的反抗者──郭懷一

1652 年，遠在巴達維亞的總督收到來自大員 Verburch 長官的報告，驚悉島上的中國農夫發動叛變的消息：「9 月 7 日中午，有 7 個頭家自動來熱蘭遮城堡裡通報，他們那些〔10個〕頭家當中的一個，即住在赤崁的阿姆斯特丹農區的頭家郭懷一和他的跟隨者，計畫要發起暴動。這些密謀者預定今晚就要執行他們的計畫了。」

驚慌失措的荷蘭人，證實中國人要暴動的傳說是真實的，而且已經開始。

荷蘭人記錄了這場暴動的過程：9 月 8 日，天一亮，那些中國人向著普羅岷西亞前進，一邊走一邊喊著「殺死荷蘭狗！」的口號。9 月 11 日，公司的軍隊發射四排步槍，把那些叛亂者打跑。隨後，福爾摩沙的戰士（平埔原住民）就行動起來了，他們趕去追殺敵人，估計砍下兩千顆中國人的頭。這總計持續了 12 天的敵對行為，在死了三、四千個中國人之後，終於在 9 月 19 日結束。

郭懷一也在那些被殺死的人當中。他在逃亡途中，被一個赤崁來的福爾摩沙人射死。

動亂後的統治對策

儘管大員當局一直有著國姓爺襲臺的陰影，但巴達維亞當局定調這場中國人在福爾摩沙的暴動，必須視為是本島己身發展出的結果。在荷蘭人的文獻裡是這樣解釋的：「這場暴動，是因那些中國移民因自己卑微的地位，感到絕望而爆發的；在大員的中國人，享有比他們在自己國家更多的自由，因此也更有野心。」因此，公司應對這些移民繼續行使權威，更何況只要中國繼續發生飢荒，難民就會一直大批逃來福爾摩沙。最後，從這次暴動學到的教訓，就是跟原住民維持良好的關係「至關緊要」。

荷蘭人在面對家鄉僅一水之隔，源源不絕的中國人移民，因為統治上的需要，傾向於交好原住民；然而換了一個政權，又有了不同的考量與作法。

規模最大的原住民抗漢事件

雍正元年（1723 年）清廷在臺灣增設了彰化縣，並將淡水海防同知衙門設置於沙轆社（今臺中市沙鹿區一帶），促使漢人勢力進一步深入大甲溪北岸墾拓。而這樣的開墾壓力在過了兩年後，造成水沙連地區各社原住民開始倡亂、拒絕納餉，並往西擴張領域，出草獵首。

雖然平埔族群的土地所有觀念（部落共有）與漢人（私有制）有所不同，卻有強烈的生活領域概念。因此，當清廷統治力量日益增強，漢人移民逐漸增加，雙方摩擦日益嚴重。就連雍正也深知事件的原委，在硃批中有言：「必令漢人總不與熟番交接，熟番總不與生番交接，各安生理，彼此不相干，自然無事。」

在生存競爭壓力增大的情況下，爆發大規模的武力衝突事件似是難免。

掌權者的野蠻

官方說法中，兩次大甲西社事件的第一次起釁根由，在於淡水海防同知張弘章為了興築衙門，強徵平埔男子進山，負擔籌集木材等運搬重活，每運一根巨木就需一百多人；甚至也徵發平埔婦女駕趕牛車，若不接受，就會遭到通事的捉拿毒打。族人忍無可忍，因此起而反叛。

當大甲西等社發動第一次抗爭時，鄰近的沙轆、牛罵、大肚南各社，都選擇協助清軍，但是這歸順官府的行為，卻沒有改善他們自身的處境。在兵荒馬亂的時刻，臺灣道的壯役李華等人，殺害為官軍幫運軍糧的 5 名大肚南社與沙轆社的社民，並將他們的首級充混叛亂者，冀求賞銀。群情激憤下，不但原本協助官方的「良番」起事，周遭的原住民社群也響應圍攻彰化縣城，但最後仍不敵從中國內地調來之重兵武器及清廷「以番制番」的策略。

1732 年大甲西社事件平定後，許多平埔村社的名字被從文獻中抹消，大甲西社改成德化社，沙轆社改為遷善社，而牛罵社則被改為感恩社，是官方在教化立場下強加的稱呼。此外，以文化優越自豪的漢人，對原住民「反叛者」採行的卻是這樣的懲罰——將反叛者帶進內山梟示正法，讓民番爭競分割其肉。

鴨母王與他的拜把兄弟

早在康熙年間，臺灣移墾社會因互助需要形成結盟、拜把風氣，在朱一貴事件前後民間即風行「拜把」、「豎旗」。康熙 60 年（1721 年），朱一貴利用結盟拜把的習俗動員社會群眾，打著「激變良民」、「大明重興」的旗號，揭竿而起。十幾天便攻下臺灣府城，自稱中興王，建號永和；因養鴨起家，大家便暱稱他為「鴨母王」。然而，鴨母王的王朝最後只維持了一個月，滿清大軍登陸後，王朝夢碎，朱一貴也被押解北京凌遲處死。

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  不如造反

臺灣的民變事件中，「結拜」早已是招攬與組織群眾的重要方法；至於「結會」則直接升級成對抗官府的行為。至於「會黨」，本質和結盟拜把一樣，都源於互助；閩粵也好，臺灣也好，並無不同。

臺灣出現真正的會黨，是從天地會開始，林爽文之所以加入天地會，與欲圖自保有相當關係。林爽文是大里杙一帶的「大哥」，起初為了與泉州人對抗，開始有結盟拜把的小集團，後來為了抗拒官府的查拏，才需結會自保。十八世紀末，諸羅縣發生會黨互鬥事件，官府加大搜捕力道，激起天地會黨危機，於是藉機慫恿大哥林爽文舉事發難，攻破彰化縣城，擁立林爽文為王，建號「順天」；之後兵臨諸羅縣城、臺灣府城，與莊大田合圍府城，據守沿山村庄和清軍對峙。

之所以能將起事範圍擴大，是透過人群的輾轉糾約、傳遞訊息。會黨從北路彰化傳到南路鳳山，不知經過多少媒介人物。1787 年福康安入臺，擊破林爽文的根據地──大里杙，翌年擒獲林爽文，才平息這場亂事。

賊來迎賊官來迎官的地方家族

蔓延長達三年的戴潮春事件，其導火線也是地方官取締八卦會會黨，所激起的抗官行為；但除了抗官外，更夾雜著中部家族間的仇怨與利害衝突。地方豪強有其基本地盤與一定實力，受限於地盤，雖然不易壯大，但也難以撲滅，他們往往「賊來迎賊，官來迎官」，藉此厚植實力。雖然移墾社會日益成熟，但強宗巨族眼見公權力不彰，往往各佔地盤，甚至豢養私勇以維護、擴張其利益。至此，豪強動向對社會治安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分類械鬥打不停

1832 年發生在嘉義縣的以張丙、陳辦為首的反官動亂，事件最初其實是分類械鬥，遭到官府通緝而決心舉事。到了十九世紀，為何分類械鬥乃勢所必然？再小的衝突，都可能引起不同族籍的對立、攻殺與激變的恐懼，又是如何造成的？

以此次事件為主題的歌仔冊《新刊臺灣陳辦歌》，認為張丙武裝抗清的起因在於閩客械鬥，但官方及地方總理站在客家人那一邊，導致福佬人中的漳州人與泉州人共同攻打客家庄，由於客家庄久攻不下，為了壯大力量，最後演變成異姓兄弟結盟的抗官組織。不過，以閩南語寫成的《新刊臺灣陳辦歌》立場偏向福佬人，稱客家人為「客仔」，歌中極力突顯客家人的無理與蠻橫，並指出客家人賄賂官員，以此合理化陳辦、張丙等人的戕官攻城行為。

開山戰爭

最後，時間來到臺灣建省前後。劉銘傳新官上任三把火，官府重啟開山戰爭，和中國的多數邊區一樣，這類衝突不斷重複發生。光緒 17 年（1891 年）英國人的淡水海關報告書曾評論，十年來的開山撫番戰爭徒勞無功，盤踞在臺灣脊部山間的「野蠻人」幾度叛亂。雖然此類叛亂常被壓制，但他們仍保持著陣線，使中國人無法突破。

回顧每次原住民的起事，漢人的侵墾、欺壓，總是招惹生番怨恨的要因，於是一群復仇者飛奔下山，攻擊漢人村落，然後提著血淋淋的頭顱回到深山。假如出草造成死傷慘重，或是有官員被馘首，官兵就會大舉壓境，屠戮不從的番社。趨利之漢民視為奇貨，不問番社類別，不問番人良否，予以濫殺，偽稱叛亂社番貪賞，致各番社大嘩，互結同盟反抗，局勢於是遷延連綿，不斷不絕。

變亂起釁的背後

起釁作歹，是臺灣作為移墾社會的歷史宿命嗎？移墾社會的內部因為資源分配、分類隔閡、文化衝突等等因素，使彼此的緊張關係達到燃點，此時統治階層所採行的統治措施若有不當，就像是劃上一根火柴，民變就此爆發。

民變反映的既是臺灣移墾社會橫向的不穩定，也反映出統治階級對被統治者、以上對下的失德失行。而民變，是以暴力暫時解決衝突的鴆毒藥方，但內部的矛盾始終沒有解除。無論政權如何嬗遞，統治手段如何變換，庶民所求的既是最大逆不道的，也是最理所當然的；是最珍稀難得的，也是最平常的——就是有尊嚴的生存。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 本文原載於《Watch Taiwan觀・臺灣》第 24 期「抗 X 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