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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肝.軍艦.行進曲──日本軍歌的臺灣遺產(下)

2015-09-26

上集的文章中,列出這樣一大堆的歌名,我想大多數人只知其名,不聞其調。有興趣的讀者大可一一查詢,你會發現其中有不少是耳熟能詳的曲調。你大概會覺得奇怪,日本軍國體系早已遠離臺灣七十年,為何這些歌竟一直都在?這正是日本軍歌作為臺灣精神遺產的第一個切面——曲調傳唱。


軍歌遺產之一:翻唱、禁唱、傳唱

基本上,日本軍歌在戰後是一律被查禁的,當然,前提是要被警政單位發現。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夏唱的〈媽媽我也真勇健〉(曲調來自〈鄉土部隊勇士的來信〉),這首歌在 1961 年發表在唱片裡,歌詞改成在外島當兵的義務役阿兵哥,發行後便受歡迎,同一時間〈沙韻之鐘〉則更名為「紗蓉」,由張淑美灌唱〈殉情花!紗蓉〉,改編成為愛情犧牲的女性故事,還拍成電影大發利市。


不知是宿命還是巧合,警政單位這時正全面檢討國臺語歌曲唱片。1961 年 6 月正式發令,禁止日本軍歌翻唱的任何歌曲。禁令一出反倒引起眾人興趣,〈媽媽我也真勇健〉成為年度風雲歌曲,蔚為經典。〈殉情花!紗蓉〉的唱片銷量也相當驚人,不久經由的周藍萍手筆,改成為國語歌曲〈月光小夜曲〉,從香港紅回臺灣,至今仍傳唱不斷。


軍歌〈露營之歌〉明信片(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號 2009.011.0155.0003)

蒙混過關躲查禁

〈媽媽我也真勇健〉基本上是保留了歌曲中振奮軍心的精神,改以新一代臺灣人的外島從軍經驗,〈殉情花!紗蓉〉和〈月光小夜曲〉則是把軍國宣傳的故事轉型為典型的愛情浪漫調,賦予全新的意義,不過這些老調新唱的做法,仍然讓警政機關刺耳,均遭查禁。


浪漫調之外,一些比較不為人知的國民歌謠,由於曲調輕鬆、生活化,也無意間重現在我們生活周遭,〈鄰組〉便被洪德成改編成詼諧歌曲〈獎券若著你落知〉,〈行路歌〉到 1965 年被呂金守改編成搞笑歌〈無頭路〉。戰爭時期廣泛的大陸歌謠更大量被偷偷翻唱成本土新版,文夏的賣花姑娘系列歌曲,很多就是以上海、廣東的中國賣花小姐為原型的日本調,布袋戲歌曲〈廣東花〉採調自〈支那むすめ〉(中國小姐)。上集文章一開頭貼的、你絕對會唱的廣告歌「愛肝」,是 1940 年發表的時局歌曲〈支那街〉……

 

 
〈殉情花!紗蓉〉

 

按照警政單位設定的標準,這些戰時具有軍國宣傳意味的歌曲,應該都要查禁才對,不過翻唱者多半不列作曲、原曲名,或甚至連翻唱的人都不知道原曲為何,就這樣蒙混過關,便能躲過禁令。沾染日本軍國風味的調子,也就這樣成為臺灣人豐富音樂生活的一部分。


遺產之二:本土精神的召喚

前述這樣的狀況算是經過衍生創作、閃閃躲躲而遺留的曲調遺產,從精神面來看,日本軍歌的遺留品說來更為複雜。且從軍歌界的「頭號戰犯」、戰時風靡東亞的〈軍艦行進曲〉說起。

 

快來振奮一下精神,這首1935年灌錄的〈軍艦行進曲〉催下去

〈軍艦行進曲〉的歌與音樂在臺灣社會留下的深刻記憶,至今仍無法抹滅,也不時發生議論,最有名的就是作為郭國基的戰車出場曲。郭國基為省議會黨外五龍一鳳之一,人稱「大砲議員」,他的宣傳車前頭有一支大砲,震撼市街。從 1960 年他在臺北競選省議員,到 1969 年他在高雄當選立法委員之間,他的砲艇型宣傳車一律播放〈軍艦行進曲〉。他播這首歌很快就引起「有辱國體」的疑。那時報紙上詳細記錄了這起事件:當時郭國基遭到檢舉被傳喚到地檢署說明,他不情願地帶著錄音帶應訊,與檢察官從歌曲創作原由,到歌曲播放方式,激辯一場。檢察官要收押錄音帶,郭國基仍堅持要索回,揚言如果被扣押要告到美國去。


郭國基競選傳單(source: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號 2004.007.0562)

檢察官問他何以一定要用這支曲子?郭國基說:「只有這支曲子最有勇氣,我一定要用這支曲子競選到底。」檢察官也回答得很妙:「你不要忘記你是在競選中華民國臺灣省的省議員,而不是競選日本國的省議員。」後來這錄音帶被查扣了,郭國基仍堅持在選舉時在街頭放送〈軍艦進行曲〉,歷任省議會、進軍立法院。


老歌不死

老實說,這時日本國的省議員恐怕也不用這首歌宣傳了,因為在戰後的日本,這首歌基本上已不時興,後來〈軍艦〉成為柏青哥的代表性配樂歌曲,對新一代日本人來說,〈軍艦〉已經有更新的意義。但對郭國基而言,〈軍艦〉仍是「勇氣」的象徵,這是走過戰爭時代的臺灣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那是一種「召喚」。


由於郭國基不懼戒嚴體制的法律規條,堅持使用這首歌,從其個人到整體社會,讓這首歌發揮了新的、且社會普遍性的新意義。由此,做為軍國對外侵略戰爭精神召喚曲的〈軍艦〉,也成了體制外政治力量—也就是黨外運動的「新本土軍歌」,持續在街頭響亮傳播。


國民黨也用日本軍歌

日本軍歌成為本土政治勇氣召喚調的這點意義,到 1990 年代仍持續發酵。1996 年起,羅大佑為國民黨創作過幾首競選歌曲,最代表性的有李連配競選歌〈臺灣進行曲〉,還有馬英九 1998 年臺北市長競選歌〈風神的歌詩〉,這兩首歌都帶著日本軍歌的特殊格律與調性,甚至還引發一些同黨人士的不滿與批評。

 
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參與臺灣第一次民總統選舉的歌曲,是由羅大佑創作的〈臺灣進行曲〉
 
這首歌曲和日本軍歌的關係,用聽的就知道: 1945 年〈ラバウル小唄〉
 
1998 年馬英九參選臺北市長時,亦選用具有日本軍歌風格的作品,同樣是羅大佑創作的〈風神的歌詩〉

這兩場選戰可說是國民黨本土化的關鍵戰役,特別採用具有日本軍歌風格的選戰歌曲,表面上是羅大佑個人的創作構思,內底透露的精神思維,卻相當值得探討深究。就我個人分析,顯然這時的國民黨企圖藉著本土的戰歌,來「召喚」臺灣人,而本土化的戰歌元素是什麼?天縱英才的羅大佑想到的,正是黨國體制詆毀已久、視如寇仇的日本軍歌。這可說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的對唱,也是跟歷史、跟土地聆聽的對唱過程中,迸發的音樂火花。


和軍歌和解的文化

「日本軍歌」記憶的特殊價值,一方面作為雙方戰爭經驗的對話,一方面更是不同世代間歷史經驗的串聯。在多元歷史經驗的臺灣島上,聆聽敵我雙方的歌聲,從中理解不同的需求與渴望。於是發現,烽火時代的鍛鍊,不是要我們去仇恨什麼人,而是讓我們理解人性中最光明卻也最陰暗的部分。作為歷史記憶中無法割捨的一環,「日本軍歌」的激情漸漸淡去,然作為臺灣重要音樂記憶,如何去轉化、去詮釋,找尋其中的正面意義,也成為新世代臺灣人應該共同面對、一同探討的重大課題。
 

(作者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 本文原載於《Watch Taiwan觀‧臺灣》第26期,頁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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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作者 黃裕元
刊登專欄 觀‧臺灣|臺史博
刊登日期 2015-09-26

文章分類 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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