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甘心做奴隸，合力爭取咱自由」──臺灣史上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

知識分子加入農民運動

1920 年代，出現了臺灣史上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的高峰期。為什麼說是現代的農民運動呢？因為在此之前，臺灣農村其實也常出現草根的抗爭行動，例如 1912 年的林杞埔事件及 1915 年的噍吧哖事件等等，也算是廣義的農民運動。但是因為這些行動沒有熟悉現代國家體制的中間階層介入，經常求助無門，只好以直接暴力作為抗爭手段，最終代價往往也十分慘重。

而這些介入農民運動的「中間階層」，就是組成臺灣文化協會的士紳及知識人社群。當農民跟這些人合作之後，臺灣才開始出現擁有明確訴求、組織教育、宣傳動員以及具有國家體制意識的現代農民運動。

但 1920 年代中間階層與農民為什麼會開始合作？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捲起了「民族自決」浪潮，臺灣的知識份子也興起對「臺灣共同體」的想像；中間階層也開始跨越自身利益，勾畫出「民族、階級、女性」三大解放的啟蒙思想。另外，左翼思想的傳播也至關重要，許多知識人意識到臺灣社會階級之間的剝削情形非常嚴重，紛紛投身農工運動，造就了臺灣左翼運動第一波高峰期。

 從甘蔗田開始的反抗

在農民的部份，最早團結抗爭的，大多數都是種植甘蔗的農民。這是因為大環境的因素：1920 年代初期，日本學者磯永吉在臺灣培育出了新的水稻品種「蓬萊米」後，日本紛紛跟臺灣進口蓬萊米，致使臺灣稻米價格越來越高。當稻價提高，原本種植甘蔗的蔗農就想跟進種植稻米，製糖會社就收不到甘蔗原料。於是會社只好以收回部份土地自營、加強對蔗農支配（貸款或契約）等方式，來確保原料供應。

在此情形下，小型的蔗農佃戶就相對受到壓迫。又由於糖業這種寡占的經營模式，讓蔗農們有了共同「階級敵人」，就容易形成抵抗的集體意識。

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
橫逆搶人無講價，將咱農民做奴隸。
嗨呦呦！啥人甘心做奴隸！
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處呼；
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
嗨呦呦！不達目的不罷休！—〈甘蔗歌〉

 在國際情勢與臺灣內部經濟問題的雙重影響之下，中間階層開始和農民聯合起來，對抗日本政府及製糖會社。如1924年，臺灣文化協會成員與《臺灣民報》的發行人黃呈聰，在彰化郡線西堡就開始嘗試組織了「甘蔗耕作組合」，是為 1920 年代農民組織的先發，但可惜行動不了了之。

二林地區的蔗農也遇到了類似的狀況。在 20 世紀初，由於日本人在海邊種植防風林，原本二林受風砂影響的荒地，逐漸成為可耕地，於是許多資本家紛紛大舉進入二林購地，例如辜顯榮的大豐拓殖及日本的源成農場等等。1907 年的時候甚至發生源成農場大規模強制購地的事件。

後來源成農場將土地賣給鹽水港與明治製糖會社，再加上板橋林家經營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二林的糖業就由這 3 間企業所寡占，並且因為「原料採集區制度」的關係，蔗農販售甘蔗時無從比價，只能任憑蔗田所在地的會社宰割。

到了 1924 年，二林庄長林爐與醫生許學率領二林蔗農，向總督府陳情抗議，控訴林本源製糖會社的收購價太低，希望加發補給金，後來經過一番交涉後，蔗農們爭取到1甲地5圓的臨時補給金，使得農民們士氣大振，認為團結起來對抗會社是有力量的。

之後，在二林醫生，也是文協成員的李應章、士紳詹奕侯及劉崧甫等人協助下，農民開始積極培力、爭取權益。他們開辦「農村講座」，邀請彰化石錫勳、北斗林伯廷等文協成員來二林演講，獲得農民們空前歡迎。李應章也創作生動易懂的〈甘蔗歌〉，教給農民來傳唱，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

隔年，二林農民組成「二林蔗農組合」，李應章邀請文協成員，霧峰林獻堂、清水楊肇嘉及彰化陳虛谷等人前來演講，鼓勵二林農民，據說當天人們聚集於二林車站熱烈迎接林獻堂，現場萬人空巷、鑼鼓喧天，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廟裡在繞境或是做醮。

1925 年 10 月 22 日午後，林本源製糖會社邀集警察、帶領臨時工人進入蔗田，突襲強制採收甘蔗。農民們非常不滿，也糾集百餘人到現場阻止採收，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發生之後，93 名農民及組合幹部遭到逮捕。雖然有日本勞農黨的麻生久及布施辰治等人協助辯護，但最終李應章等 25 人，最終還是收到了「有罪」的判決。

劉崧甫在事件發生後第二天，遭警方逮捕，關押將近9個月，第二年保釋回到家中，看到棺材及白幡才知道父親與弟弟雙雙過世，哀慟欲絕；而李應章也是刑滿出獄之後，才得知父親早已去世，家裡也曾遭大火燒毀，太過震驚以至於當場暈厥。這些農民運動的參與者，付出的代價可謂十分慘重。

人稱「和仔仙」的彰化醫生賴和，於 1925 年年底在《臺灣民報》上刊登一首〈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賴和眼見二林的蔗農遭到製糖會社與警察無情鎮壓，許多農民遭到逮捕入獄，因此感到非常憤恨不平，只好寄寓於新詩當中：
 

我們只是一塊行屍，
肥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
唉，這覺悟的犧牲！
多麼難能、多麼光榮！
我聽到了這回消息，
忽充滿了滿腹的憤怒不平，
無奈慘痛橫逆的環境，
可不許盡情地痛哭一聲，
只背著那眼睜睜的人們，
把我無男性眼淚偷滴！

 同年，由於高雄富商陳中和的新興製糖會社強行收回佃農的土地，改作直營農場，教師簡吉與農民趙石順等人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成功協助佃農們保留耕作權，此事件鼓舞了全臺各地農民。於是簡吉等人選在 1926 年 4 月 26 日，也就是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周年的時候，進一步成立了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發動如「中壢抗租事件」等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共介入了 4 百多起的農村爭議事件，全盛期農民組合有 27 個支部，2 萬 4 千多名成員之多，光就 1927 年 12 月舉辦在臺中的第一次全島大會，就有 8 百多人到場參加。

不過就在此際，農民運動卻急遽走向下坡，原因除了政府打壓之外，關鍵點也在於基層組織與知識人社群之間的差異。當時這些新式知識人，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認為全球處於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狀態，資本主義即將崩潰，因而充滿行動的熱情。然而理想雖然豐滿，現實卻充滿挑戰，基層的農民的考量多以生計出發，也擔心參加運動會受到政府迫害，於是知識人與基層之間出現了目標上的斷裂。

農民運動與共產主義

隨著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臺灣的中間階層內部也出現矛盾，臺灣文化協會內部對於「民族自治」與「階級解放」的路線出現分歧。

1927 年左派的連溫卿、王敏川與自治派的林獻堂、蔡培火決裂，左派取得文協領導權，繼續進行農工階級運動，中間偏左的蔣渭水出走另組「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工友總聯盟」，自治派蔡培火與林獻堂等人則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繼續運動。

1928 年 4 月，謝雪紅與林木順等人於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不久之後謝雪紅返臺，臺灣農民組合的幹部簡吉與趙港等人立即與謝雪紅商量結盟事宜。不過隨著農組越來越傾向共產黨，政治訴求越來越激進，官方的打壓就更猛烈。

於是就在 1929 年 2 月 12 日，日本警察發動「二一二大檢舉」，一併搜捕了農組成員 3 百多人，簡吉等人遭逮捕入獄，農民組合成為了非法團體，運動能量大為減弱。

簡吉出獄後，與僅存的幹部、文協的王敏川等人，組成「赤色救援會」，透過串連原本的農民會員網路，力圖做出最後的抵抗。

最終，到了 1931 年的時候，農組正式與臺灣共產黨合作。但日本當時即將步上軍國之路，決心剷除共產主義，於是同年 6 月對共產黨及農民組合進行清剿，趙港遭判 12 年徒刑，簡吉也遭判刑 10 年徒刑，臺灣農民組合被迫解散，自 1920 年代中期以來的臺灣第一波農民運動浪潮，也就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