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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本三語並用的學習筆記,看見臺灣政權轉換時的學習困境

2018-12-23

學生時期,或多或少都寫過筆記,不論是摘錄黑板上的授課重點,或者是溫書時的摘要,又或者隨手的塗鴉,都記錄了自己當下的思考心境與學習歷程。


1945 年戰爭結束後,就讀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建築科的 16 歲學生柯瑞吉,重新回到學校讀書,此時學校已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職業學校,學校課程的大幅變動,也正等待著這群重回課堂的學子們。


戰後初期,因為工業專業的師資缺乏,部分的日本老師被留用教書,等到日本老師全部離開後,改由來自中國東北、會講日語的老師繼續授課。學校教育的內容,也隨著政權交替更改,特別是在能夠塑造國民認同的基礎科目,如國語、歷史、地理的改變最為顯著。讓我們一起看看柯瑞吉同學的學習筆記,留下什麼線索吧!


三語頻道的學習筆記

不論是戰前或戰後,在整個教育內容改變最為顯著、並且滲透生活的,即是作為統治技術與學習一切知識工具的「語言」。


不同政權藉由「國語」的推行,讓全體國民使用國家制定的同一種語言與文體,進行口說、閱讀和書寫來達成國民的統一性。


問及戰後學中文的過程,今年已 87 歲的柯瑞吉笑說:「一個頭兩個大,真的很困難啊,只好死背,用日文標註來讀、來練習發音。但也容易會發生錯誤,像有個同學就發生把『而且』的『且』記錯,『且』在日文的訓讀音『katsu』,音同另一個日文字『勝(katsu)』,就把兩個字搞錯了。」


和今天我們在學習別種語言時一樣,會使用原先習慣的注音或者中文來輔助發音與記憶,只是 60 年前的臺灣人是用舊的國語(日語)來學習新的國語(北京話)。從柯瑞吉留下來一大批的筆記本中可以發現,他在語言適應的過程中其實進步很快。


例如他的英語科筆記本,內容除了記錄英文的句型和單字,還有中文與日文的對照,由 3 種語言交錯而成。雖然日本時代已有英語課程,但戰後的英語科,除英語外,同時也要學習與使用國語(北京話),只好在還未完全適應的情況下,使用相對較為熟悉的日語來相互對照。在這本「三語頻道的學習筆記」中,究竟誰才是「外語」呢?耐人尋味。


柯瑞吉的英語科筆記本,同時以英文、中文和日文進行書寫。
(source: 柯瑞吉提供)

臺灣人語言的混生

語言轉換的過程中,不僅學生受到影響,原先日本時代即在教書的老師們,戰後也同樣得面對新的語言、文化和教學內容。身為老師,授課時必須使用國語,但他們因為年齡較長、受日本教育和工作影響甚大,在適應上更為辛苦。


從柯瑞吉 194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4 日的學校生活週記簿上,可以看到週會記要寫著「不說日本話」。(source: 柯瑞吉提供)

柯瑞吉的爸爸柯天送,在日本時代從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在臺南新化及周遭一帶公學校擔任教職,到了戰後繼續任教於新化初中,教授公民科。柯瑞吉的兒子柯敦仁回憶道,自己的國中老師剛好是阿公柯天送的學生,跟他提過柯天送當年在教書時因為語言而發生的趣事:「我阿公早期國、臺語混在一起,看到小朋友在拿棍子打芒果,就喊:『你為什麼拿地上的拐子(kuái-tzu),打樹上的檨子(suāinn-tzu)』。」


在柯家的文物中,有一本戰後由國語普遍促進會發行的《國語發音補充教材》,內文除了有中文與注音外,並附上日文做對照,輔助臺灣人學習新的「國語」。(source: 柯瑞吉提供)

原先臺語的「拐仔(kuái-á)」、「檨仔(suāinn-á)」,變成直接用國語發音,形成語句混亂的情況。如同在今日已漸漸不熟悉臺語的年輕世代,和老一輩講話時,磕磕絆絆地吐出不流利的臺語,其中還夾雜著國語。


以「國家」為出發的地理觀

翻閱柯瑞吉的另一本地理科筆記本,同樣可以發現戰前戰後教育內容轉換的蛛絲馬跡。筆記本的封面上有兩次書寫的痕跡,其中姓名欄原先寫著因皇民化政策而改的日本姓名「河村禧元」,在戰後則覆蓋上原本的姓名。

 
柯瑞吉的地理科筆記本。封面明顯可以看到日本時期的筆跡,被戰後重新謄寫的內容覆蓋在下面。(source: 柯瑞吉提供)

翻開內頁,前半部為用日文書寫,內容為以日本為中心的地理觀,將日本地理視為內部研究,外國地理為外部研究,探討其他國家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等世界地理。後半部則是柯瑞吉在戰後,學習另一套用中文書寫、以中國為出發的地理觀:第一課學習的是南京市的地理,記錄了當時候作為政府首都的城市定位,與相關的地形氣候、人文產業等本國地理知識。


柯瑞吉的地理科筆記本。後半部以中文書寫,內容為戰後學習地理第一課「南京市」之筆記。(source: 柯瑞吉提供)

一本筆記本上,記錄了每段時期學習的當下,但又因為記錄時間的差異,筆記內容真實地呈現出學習歷程的變化,形成有趣的對比。


臺南新化的教師家庭與校園經驗

柯瑞吉來自於臺南新化的教師家庭,除了父母都曾擔任學校老師外(父親柯天送在新化初中任職到 1965 年退休),其他親戚也多有從事教職者。連同他自己也在臺南工業職業學校畢業後,先後擔任左鎮岡林國民學校、新化國小的老師。


這個教師家庭保留大量從日本時代至戰後的教科書、學習筆記、試卷及學校公文書,這批以個人生命歷程與家族史為單位的學校教育史料,涵蓋了學生與老師的校園生活,不論是從教育科目、文物種類或歷時性來看,都相當完整。其中保存最多的,是柯瑞吉本人學習歷程的相關文物。


藉由這些從生活現場發掘出的歷史材料,讓不同世代但共同經歷過「上學」的我們,有機會一窺百年來近代學校在制度與教學內容上的演變、學校對學生的影響,乃至於臺南新化地方文教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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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作者 胡佳君
刊登專欄 觀‧臺灣|臺史博
刊登日期 2018-12-23

文章分類 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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