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10 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深具歷史意義的臺南盛大開幕；累積了開館以來陸續增加的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能量，終於在 2020 年底推出常設展升級版！本期「快問快答」單元，我們請到展示組同仁，帶你直擊展覽幕後不為人知的秘辛。
處理展覽文案是這次常設展更新的一大重點，有什麼辛酸血淚可以分享？
明珊：關於展板文案與文物說明文字，中文版有六道工，英文版有七道工！
孟璇：中文版是由館內的研究員先寫完，因為不同研究員的寫法和風格不一致，所以內部先討論一次寫法，接著給外面的潤稿老師看，最後再委託各領域的臺灣史學者看。英文版又是另一次可怕的輪迴，先送外頭的英文譯者，但因為這些譯者沒有歷史背景，所以回來後我們還要大修；接下來給有英文訓練的臺灣史相關學者看，最後再請一位英文母語老師看。
乃瑜：而每個階段文字回來，我們自己都還會再看一次、回頭跟研究員反覆討論，所以每一次都不是「好！下一關！」這麼簡單。
孟璇：沒錯，而在這些流程中，還要釐清名詞統一的問題。比如到底要用清國、清帝國、清朝還是清領時代？最後我們決定按照不同脈絡用不同的詞，談到國際情勢的時候用清國，在內部狀況提到政權時用清朝。還有像人名的音譯，如果是在閩南社會長大的客家人，要用客語還是閩南語拼？客語要海陸腔還是四縣腔？這些都很複雜。
明珊：所以我們最後一定會被說展場各部分名詞不統一（大笑）。
常設展中有不少館方要和廠商、工藝師協作的部分，你們會如何溝通？
孟璇：排灣族少女「阿臺」的人像製作過程可說最經典了，她是一位 19 世紀末牡丹社事件過後，被日人短暫帶回日本教育改造的小女孩。我們的研究員認為，既然選擇她來展出，那就需要超越史料再詮釋，並透過展示進行轉譯。光是少女該要有怎樣的眼神，研究員就寫了整整 3 頁的文章，去論述為什麼他認為阿臺的眼神應該是「在時代變化之際，茫然、天真，又帶一點期待和不安」。
明珊：這要怎麼跟廠商溝通？還不能參考史料的照片哦，因為史料照片中的小女孩可能是看到攝影機就會僵硬驚恐、表情不自然。所以廠商後來找來 6 張當代原住民少女的照片，讓研究員從中挑出最符合內心想像的模樣。
乃瑜：阿臺的衣服也做了一番歷史考究。我們特地請來部落的工藝師，工藝師會去探討到底她衣服上的紫色會是哪一種紫？或是和研究員討論，當時的布料就有某種花樣了嗎？此外，工藝師會根據他們的經驗，判斷哪幾種服飾穿法是合理的。無論是花布的顏色或刺繡的技法，研究員和工藝師都從不同角度研究如何再現，可能是歷史物質的考究、也可能是工法的考究，這都是再製的過程。
孟璇：到最後，我們已經不是要百分之百還原和複製歷史中的那個少女阿臺，而是討論如何讓她變成那個時代的合理存在，獲得一個更具生命力的阿臺。
在籌備展覽過程中，有沒有遇到特別有趣的事件？
宜穎：有，我們下週（編按：2020 年 11 月中）還要去尋求西拉雅族阿立祖的指示，這是現在進行式（笑）。
乃瑜：事情是這樣的，展區中為了說明平埔原住民與漢人的文化交織，研究員挑了一面西拉雅公廨中的令旗來展現這個概念。這面西拉雅的令旗在型制與圖案接近道教，且明顯標出「太上老君」、「阿立祖」和西拉雅五大社的社名，非常具有代表性。
由於這面令旗為中研院民族所典藏，我們就先與民族所洽談令旗的仿製，結果中研院很慎重，要我們請示部落的人。到了部落一問，耆老說：這件事不能只有我們同意，要神明同意！於是我們就展開一段請示阿立祖的歷程，不是擲茭，而是直接透過被附身的尪姨來與阿立祖交談，還必須循序漸進。
第一關我們先問阿立祖「能不能做」，得到的回覆是「原則上同意，但不能讓觀眾現場真的去祭拜」。到了第二關，我們準備 5 個具體方案去問祂應該做出公廨中的哪些元素；附身在尪姨身上的阿立祖，就這樣翻看幾個提案，表示全都不滿意，祂希望包含令旗前方的壺、旁邊的兵將和向缸這些物件都要很完整地陳列出來。但展示空間真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框而已，要怎麼把完整的公廨壓縮在這個框裡面？這段展示轉譯的過程，我們與在地耆老和伯討論，仰賴和伯作為儀式專家的判斷，由他來找小瓶子等代替品等等。最後這一關，我們這次去就是要實際上把這些東西擺出來，讓阿立祖來驗收，看看這樣可不可以。（編按：歡迎大家實際來展場看看阿立祖最後驗收通過的版本，也是由和伯親自來館布展。）
明珊：光是這面令旗，就經歷了在地社群、神明與博物館三方的詮釋。而在展覽裡頭大概有 N 件類似的例子，每個例子都有很多複雜的交織。
過程中遇過哪些困難與挑戰？
宜穎：我們這次雖然是做局部更新，卻發現做起來不大可能只更動圖面上的某個區域；即使只是改動一個點，整個展覽也要重新考量，還不如整個展場砍掉重練可能還更容易一點。另外還有經費跟時間的問題，這次展場變動的幅度超過 5 成，經費卻只有十年前的 1/5；而當年籌備到開館花了 10 年，這次大概只有 2 年多......
明珊：剛剛提到即使最初規劃只改一個點，廠商在動工時也不可能只挖那個區域，一定會把整體考量進去，所以工程一定比預期的多。
這次常設展更新距離臺史博 2011 年開館已有十年光陰，對臺史博與社會大眾的意義為何？
乃瑜：我們作為博物館裡的新生代，常常聽前輩提到十年前大眾對臺灣史很陌生，因此要做出一間「臺灣史」的博物館是很吃力的事。在舊版的常設展裡，其實可以看出那個痕跡：急著要去呈現臺灣認同、臺灣人、臺灣史是某種「客觀的」存在，努力去形塑與證明「臺灣」。
可是十年後，情況已經改變了，反而可以更放開去想，臺灣史可以談到什麼程度？當我們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已經可以回歸主觀、主體的材料，也就是不同人群各自理解的層面來看；所以很多這次挖掘與展示的材料，都是從這種個人、個體的視角出發。再來，當年舊常設展大量使用造景與人像手法，其實是由於文物素材的匱乏，但這次我們終於可以比較踏實的回到博物館方法──用「物」來談歷史，讓每段歷史敘事與對應的文物扣連得更緊密，即使多媒體的呈現，也多是強調以文物史料為基底，來發揮創作轉化。是因為十年來不斷有新文物的發現與研究累積，才能做到。
孟璇：其實規劃這次常設展更新，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盤點這十年來什麼東西可以用，哪些研究計畫、特展和資源是已經存在並整理過的，這些都反映出臺史博對史學界之外的需求做出的回應。像是我們過去的臺灣史比較少談到新住民，所以這幾年做過不少新住民相關的工作坊跟特展。這些對於社會議題的回應，都是新常設展很重要的養分。《觀·臺灣》談文物捐贈背後故事的「物中風景」專欄，也累積了很多素材與觀點。
明珊：十年前的展覽其實存在很大的包袱，因為它是國家第一個「臺灣歷史」博物館，背負著 1990 年代以來所有具臺灣意識的學者與前輩們的期待。也因為有眾多臺灣史的學者專家參與，會強調內容面向希望放進什麼，展示面向配合內容不斷調整，能設計的時間有限，因此較難以伸張手腳。
到了現在，館內自己的研究人員已經累積十年功力，對臺灣史及如何做臺灣史展示更有判准及經驗，在展示設計面向就能出現較年輕的元素、也比較自由。同時，十年來我們做過的特展也積累不少文物研究，既有的能量都投注回常設展，內容素材穩定了，也有辦法思考怎麼轉化，這也是常設展能有所突破的原因。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及故事專案經理）
.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