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房子裡面的格局，都有拍照片，書放在哪裡什麼的，把你整個生活起居都拍下來。
連我跟我父母的關係，他都查，連佣人也被他們接觸，佣人說這個 OOO 跟他父母很不合。
—被監控者閱覽檔案後的受訪紀錄
過去臺灣對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平反，圍繞著當事人口述與陸續出土的檔案開展。由臺灣史學者上山下海採集的口述回憶，在當年突破官方聲稱檔案已湮滅的說法，也推進了平反進度；2000 年後，隨著政府機關檔案的保存與開放漸次法制化、加強政治檔案徵集力道，加上當事人的凋零，檔案逐漸被視為重要素材，催生了更為豐富的學術研究。
當事人、檔案與歷史真相之間的關係，是長久以來學界討論的重要議題，白紙黑字的紀錄比人的記憶可信嗎？或檔案其實充斥著情治機關的捏造與虛構？在不同資訊間參採比較或許最為審慎，但隨著經歷過二二八或白恐的當事人逐漸凋零，讓許多研究在實務上回到以檔案為主，失去在各式來源間逡巡的機會。
新檔案：新知識或新挑戰？
如今，新出土的監控檔案，因為年代較晚，當事人在世機率較高，或許為這個糾結的難題打開討論空間，同時也為何謂歷史真相及社會該如何探究真相等議題，帶來新的挑戰。由檔案管理局在 2018 年初徵集的政治檔案，不但數量上超出過去數倍，其中來自調查局與警政署（前臺灣省警務處）之大量政治偵防與保防檔案，其性質與規模之大更是此前少見。
這些載有當年國家以不法手段監控人民的紀錄，方法十分多元，如竊聽、線民回報、收集內部文件和日常跟監等。而場域也很多元，不容「潛伏」的公家機關與學校自然是情治機關務求掌控之地，部署了嚴密的保防系統與人二制度；另外，重要的社會場域如各色性質的民間社團（教會、宮廟、藝文團體等）、特定族群身份（如有中國連結的外省人）和黨外運動等，也是當局欲掌握的對象。國民黨與各情治機關有時還會針對特定場域及對象競相布建，檔案數量龐大，所涉及之人織就綿密網絡，加上檔案集中在晚近年代，推估在世者眾，讓人不免要問，這些檔案開放對人際關係造成衝擊為何？檔案內容都是真的嗎？你我有權利以探求歷史、追究公義為名瀏覽檔案嗎？但若不開放提供更多研究，如何還原完整的壓迫體制真相？而在依法開放同時，實務上該怎麼做才能達成法律所規定的「兼顧當事人隱私、資訊自由與轉型正義」呢？
從三面向著手：關鍵字建置、當事人意見陳述與公民審議
促轉會在 2018 年中成立後，積極協助情治檔案加速解密與移轉，也向檔案局調用新徵集檔案，進行數位化與研究判讀，面對前述諸種難題，除諮詢學者專家意見外，我們啟動三項工作為開放做準備：
首先，是建置關鍵字與人名索引，這是聽來細瑣卻重要的基礎工程。由於這批檔案充斥大量只有代號的專案名稱，內容無法一望即知，需研讀後才能瞭解監控所涉之人、事、時、地、物。故我們挑選其中大宗案卷如校園、黨外和宗教，就三十餘萬頁檔案，完成超過 40 萬個人名與關鍵字，包括社團名稱、刊物名稱、檔案內所提及的公務員、情報來源、線民、當事人、其他第三者等。這些索引不但是後續當事人申請試閱時的重要工具，也可作為進一步分析時的基礎。
其次則是執行「監控類檔案開放閱覽之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如前所述，檔案反映的是線民與情治人員的觀點，可能包含錯誤資訊。而被監控者不但當年未必察覺有線民在旁、如今對存在這批檔案及其開放更是所知無多，該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是以本計畫除被動接受懷疑自己可能曾遭監控的民眾申請外，也針對部分案卷量大之專案、可呈現監控紀錄多樣性者，邀請當事人閱覽檔案並受訪，希望當事人能提供對檔案資訊的校正、瞭解監控對他們產生的影響，並徵詢他們對檔案開放的意見等。
雖然，並非所有申請者都能被查找到檔案並參與計畫，因為檔案採分批徵集、移轉及整理，未必能在申請當下順利查找到相關資訊；且本次移轉單位以調查局、警政署為大宗，而當事人亦可能受到其他情治機關監控。不過計畫執行近兩年來，還是有超過 160 位民眾申請，完成 79 份訪談。大多數前來申請者，是想瞭解自己當年被監控的情況、甚至希望知道線民是誰；但也有人婉拒我們的邀請，擔心周遭親友是線民，失去對人性的信心；亦有受邀請者主張這些資訊存在本身亦為不法，應予以銷毀等。促轉會彙整相關意見後，除作為規劃開放政策的重要參考，亦針對專案提及的部分情治人員與線民進行調查訪談。
最後，則是就此議題進行的公民審議。檔案如何開放，涉及不同價值間的論辯與張力，這不該僅由行政機關獨自決定，應提高決策過程的民眾參與，也帶動社會討論。這份委由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執行的計畫已經在 2021 年 4 月完成，各界公民的積極參與，展現出對當事人隱私保護、當事人知情權應受保障的高度關切，結論意見將成為促轉會與檔案局討論時的基礎。
小結
在 1978 至 1984 年間出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面對逐漸展現蓬勃生氣的社會力時，曾經感嘆「（調查局的）情報深度與廣度無法跟安全局與警總比，我們的情報沒有特檢與電監」。為了掌握社會動態，阮氏一手建立深入各角落的布建，打造用「人」來蒐集資訊的監控網絡，成為「長翅膀、能飛的老虎」。
以 1980 年為例，編制內保防人員有 5 千人，保防布建人數 4 萬 9 千人；外部布建人數 3 萬人，外部校園布建人數 3 千至 4 千人。布建經費 5 千萬元，至 1983 年為止耗費超過 10 億。這個網絡如何運作、造成什麼影響，我們該怎麼看待數量龐大的線民？該對他們究責嗎？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而且至今我們仍要面對情治機關對揭露線民姓名的反彈，讓人不禁想到鄭竹梅在閱覽過父親鄭南榕的檔案後說：
隨著檔案閱讀量的增加，自然而然就會開始好奇，這個人到底是誰。只是如果被監視的人的名字都被公開了，那為什麼當初監視的人不能被公開？⋯⋯如果隨著這批被觀看的人的資料要被公開，然後還要接受社會的探視，這就是為什麼轉型正義這麼困難。
檔案無法回答所有問題，甚至可能帶來更多疑問。然而，透過討論，甚至是不同立場間的激盪，或許能讓人們有機會開始去思考：體制如何可能扭曲人性？而面對龐大且看似無所不在的體制，生活其中的人們有應對、有順服、有無視、有抵抗。如今，臺灣終究迎來了民主，在此時回望歷史，帶來的是警惕還是衝擊？端看我們如何應對。
直面歷史，你準備好了嗎？
（本文作者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全稱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於 2018 年中，是行政院下二級獨立機關，為民主化逾三十年以來，政府首度成立的轉型正義專責機構，負責規劃與推動：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及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亦致力於對受難者及家屬的照顧及創傷療癒服務
- 整理的艱難──相關文章
- 蘇慧婕，2020，〈歷史揭露與人格權保障：從德國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的沿革分析臺灣政治檔案條例〉，《月旦法學雜誌》。
- 蘇慶軒，2016，「《衣櫃中的骷顱》：東歐轉型正義困境與面對歷史真相的艱難」，菜市場政治學。
- 促轉會工作成果
- 委託研究：「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監視怎麼做？ 以《青谷專案》中陳菊的動態為例」、「威權統治時期宗教團體監控之研究」
- 訪談紀錄片：不同當事人怎麼看待自己的檔案？請參見監控類政治檔案相關影片
邁入50期的《觀・臺灣》以「過去整理術」為題，介紹6種過去整理術、5部關於記憶的電影。
首篇〈當臉書經營者面對爭議性歷史議題〉以「每刊必吵」的臺灣史爭議議題，理解不同版本的故事所為何來。臺灣史圈內熱議的話題，一般人其實無感，但可從身邊的地名、教科書的替換，〈政權更替如何影響地名的調整？〉、〈教科書中的臺灣史人物〉看改朝換代後政府如何打造集體記憶；而也有一些人，試圖蒐集所有可供追憶的素材，包括在海外遍尋史料〈到世界盡頭找回失落的臺灣〉、致力於開放政治監控檔案〈談促轉會如何準備「監控檔案之開放」〉、〈從學院臺灣史到大家的臺灣史〉，鼓勵大眾說自己的歷史，奮力對抗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