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潘怡宏先生聯繫臺史博欲捐贈家族文物,當中包含了 19 世紀晚期先祖潘踏比厘的清朝官服與鈐印。它們能妥善留存至今,有特定的歷史因緣,並為今日的我們,講述了百餘年前一位臺灣原住民如何面對時代鉅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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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烏牛欄人的清朝軍官之路
在今日臺中豐原市街南側,曾有一處名為 Aoran(烏牛欄)的原住民部落。19 世紀上半葉,因漢人的進逼,烏牛欄的族人漸次離開家鄉,往東遷移到埔里盆地,尋覓新的生活與墾耕之處。最後,他們落腳於埔里南港溪畔的鐵砧山(今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
1827 年,一位名叫潘踏比厘的族人,在這段徙居的時代中誕生。他在壯年時就以「剛毅好勇」聞名,日後更成為部落的頭人,並帶領族人支援清朝官府平定動亂,獲頒六品軍功頭銜。
他也在「番屯」的公務體系中擔任軍官要職。所謂的「番屯」,是 1790 年起清朝在臺灣施行的原住民屯田制度。官府從全臺灣 93 個「熟番」社群中,挑選出 4 千名族人擔任「屯丁」,每人分配埔地以供耕作,盼能自給自足;有事件時,則受官府調撥派遣,出征作戰。
為了妥善管理這群原住民兵團,官府挑選一些在部落素有眾望,或曾經效力官府、立下軍功,較受官府信任的族人擔任「屯弁」,協助帶領屯丁及辦理相關公務。屯弁有「外委」、「把總」及「千總」3 種品級,都是比照正規軍的軍官設置。
身為部落頭人、又曾協助官府的潘踏比厘,自然是番屯軍官的不二人選。他先擔任過蔴薯舊社、日北社、阿里史社等 3 個屯的「把總」,是七品武官;到了 1886 年,又再補陞為北路屯的「千總」,是六品武官,也是番屯體系中等級最高的軍官。
六品武官的信物們
在潘怡宏先生捐贈的先祖文物中,有清朝官服、頂戴與鈐印等,都是潘踏比厘擔任北路屯千總期間所使用的相關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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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服是一件石青色的對襟馬褂,前、後方均有一道開裾,前胸、後背處則各縫有一塊正方形布塊,俗稱「補子」,所以又稱作「補服」;而在形式上,它則是屬於清朝官員在公務場合正式穿著的「常服」。
在補子上,繡有一隻伏身翹尾、對著太陽張開大嘴巴,稱為「彪」的貓科動物,是六品武官專用的圖案。在彪的四周,充斥著祥雲、蝙蝠、暗八仙、四方如意、海水等裝飾圖紋,邊緣框線則以蝙蝠、壽字的紋飾滾邊,整體畫面相當生動豐富。
除了補服外,潘踏比厘原本還有一頂官帽。可惜的是,因為時間久遠,帽體、紅纓及帽後羽毛(稱為「翎」)等部分,早已解體佚失不存,只留下一座頂戴。頂戴是鑲嵌在清朝官帽頂端正中央的裝飾物,以「頂珠」為主體。跟不同圖案的補子一樣,透過頂珠的顏色、材質與種類,也可知道官員的品級。
潘踏比厘官帽的頂戴,還留著金屬材質的頂座、座柱螺絲、座底及座底螺絲等結構,以及一顆橢圓形、不透明的白色玻璃頂珠。這種頂珠的形式稱為「涅玻璃」,屬於六品官員專用,所以同樣能對應潘踏比厘任職北路屯千總的六品官階。[1]
官服在特定公務場合中才會穿著,一般日常應不常使用,所以衣服的保存狀況大致完好。至於平常真正拿來處理事務與行使職權的物件,則是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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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踏比厘留下一顆木質的「北路屯千總潘踏比厘之鈐記」長方形印信,曾伴隨他處理各種事務,所以底部依然可見厚實的紅色印泥痕跡。在典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的「淡新檔案」清代公文以及一些民間契約文件上頭,還能發現這枚印記的身影。
另一段時代的來臨
潘踏比厘的千總軍官當到 1895 年為止。該年正值乙未之役,對抗日軍的行動在臺灣各地紛起,埔里城內也有民兵組織。不過,當日軍在 8 月底進占彰化縣城後,埔里人心浮動,失控的民兵更開始四處打劫。
9 月初,部分民眾決定敦請日軍進入埔里,以維持城內秩序。城內的總理羅金水等漢人士紳、商號與原住民,共同聯署一封請願書,委託潘踏比厘與族人到彰化帶給日軍,並引導日軍進入埔里城。
潘踏比厘的行動,獲得新政府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在地方上擁有影響力的他,更是新政府在統治初期亟欲攏絡的對象。因此,他在 1896 年就獲賜獎金 20 圓,隔年更獲配「紳章」,是《臺灣紳章條規》發布後首批獲得紳章的臺灣人之一,也是第一位獲得紳章的原住民。同年,埔里社辨務署成立後,他也受邀擔任該署的參事一職。
那枚別具意義的紳章沒有留存至今,可能是在潘踏比厘辭世後,後人依照規定,將紳章繳還給政府了。不過,他還是留下一枚銀質的「大禮記念章」,是 1915 年 11 月為大正天皇舉行登基儀式所打造,圖紋相當精緻。持有這枚獎章,同樣能見證他在日治時期擁有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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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的跨時代生命史
潘踏比厘先後擁有的清朝軍官鈐印與日本政府獎章,既見證臺灣一段 19 至 20 世紀大時代、跨政權的替換,更呈現出潘踏比厘與族人們如何面對這場時代鉅變,以及設法維持生計與資源的過程。
至於原本的清朝千總官服與鈐印呢?按照清國慣例,凡有職務異動,鈐印是必須一併繳回官府的;但由於清國在 1895 年中止統治,原本的官服與鈐記因此沒有歷經官府收回的程序,就這樣繼續留在潘踏比厘手上,跟隨他一起進入了另一段時代。
日治時期之後,那些清朝的物件不再被使用,但潘家也就收起來放著,沒有丟棄。它們在埔里潛藏百年、代代相傳直到現今,因而讓我們能夠一窺它們的面貌,並為我們講述了一段跨越時空的生命史故事。
(本文作者蘇峯楠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1] 廖伯豪,〈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清代官帽與頂戴研究〉,《庶民文化研究》11(2015.03),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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