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官服到日本紳章：一位面對時代鉅變的臺灣原住民領袖

2018 年，潘怡宏先生聯繫臺史博欲捐贈家族文物，當中包含了 19 世紀晚期先祖潘踏比厘的清朝官服與鈐印。它們能妥善留存至今，有特定的歷史因緣，並為今日的我們，講述了百餘年前一位臺灣原住民如何面對時代鉅變的故事。

一位烏牛欄人的清朝軍官之路

在今日臺中豐原市街南側，曾有一處名為 Aoran（烏牛欄）的原住民部落。19 世紀上半葉，因漢人的進逼，烏牛欄的族人漸次離開家鄉，往東遷移到埔里盆地，尋覓新的生活與墾耕之處。最後，他們落腳於埔里南港溪畔的鐵砧山（今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

1827 年，一位名叫潘踏比厘的族人，在這段徙居的時代中誕生。他在壯年時就以「剛毅好勇」聞名，日後更成為部落的頭人，並帶領族人支援清朝官府平定動亂，獲頒六品軍功頭銜。

他也在「番屯」的公務體系中擔任軍官要職。所謂的「番屯」，是 1790 年起清朝在臺灣施行的原住民屯田制度。官府從全臺灣 93 個「熟番」社群中，挑選出 4 千名族人擔任「屯丁」，每人分配埔地以供耕作，盼能自給自足；有事件時，則受官府調撥派遣，出征作戰。

為了妥善管理這群原住民兵團，官府挑選一些在部落素有眾望，或曾經效力官府、立下軍功，較受官府信任的族人擔任「屯弁」，協助帶領屯丁及辦理相關公務。屯弁有「外委」、「把總」及「千總」3 種品級，都是比照正規軍的軍官設置。

身為部落頭人、又曾協助官府的潘踏比厘，自然是番屯軍官的不二人選。他先擔任過蔴薯舊社、日北社、阿里史社等 3 個屯的「把總」，是七品武官；到了 1886 年，又再補陞為北路屯的「千總」，是六品武官，也是番屯體系中等級最高的軍官。

六品武官的信物們

在潘怡宏先生捐贈的先祖文物中，有清朝官服、頂戴與鈐印等，都是潘踏比厘擔任北路屯千總期間所使用的相關物件。

官服是一件石青色的對襟馬褂，前、後方均有一道開裾，前胸、後背處則各縫有一塊正方形布塊，俗稱「補子」，所以又稱作「補服」；而在形式上，它則是屬於清朝官員在公務場合正式穿著的「常服」。

在補子上，繡有一隻伏身翹尾、對著太陽張開大嘴巴，稱為「彪」的貓科動物，是六品武官專用的圖案。在彪的四周，充斥著祥雲、蝙蝠、暗八仙、四方如意、海水等裝飾圖紋，邊緣框線則以蝙蝠、壽字的紋飾滾邊，整體畫面相當生動豐富。

除了補服外，潘踏比厘原本還有一頂官帽。可惜的是，因為時間久遠，帽體、紅纓及帽後羽毛（稱為「翎」）等部分，早已解體佚失不存，只留下一座頂戴。頂戴是鑲嵌在清朝官帽頂端正中央的裝飾物，以「頂珠」為主體。跟不同圖案的補子一樣，透過頂珠的顏色、材質與種類，也可知道官員的品級。

潘踏比厘官帽的頂戴，還留著金屬材質的頂座、座柱螺絲、座底及座底螺絲等結構，以及一顆橢圓形、不透明的白色玻璃頂珠。這種頂珠的形式稱為「涅玻璃」，屬於六品官員專用，所以同樣能對應潘踏比厘任職北路屯千總的六品官階。[1]

官服在特定公務場合中才會穿著，一般日常應不常使用，所以衣服的保存狀況大致完好。至於平常真正拿來處理事務與行使職權的物件，則是印信。

潘踏比厘留下一顆木質的「北路屯千總潘踏比厘之鈐記」長方形印信，曾伴隨他處理各種事務，所以底部依然可見厚實的紅色印泥痕跡。在典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的「淡新檔案」清代公文以及一些民間契約文件上頭，還能發現這枚印記的身影。

另一段時代的來臨

潘踏比厘的千總軍官當到 1895 年為止。該年正值乙未之役，對抗日軍的行動在臺灣各地紛起，埔里城內也有民兵組織。不過，當日軍在 8 月底進占彰化縣城後，埔里人心浮動，失控的民兵更開始四處打劫。

9 月初，部分民眾決定敦請日軍進入埔里，以維持城內秩序。城內的總理羅金水等漢人士紳、商號與原住民，共同聯署一封請願書，委託潘踏比厘與族人到彰化帶給日軍，並引導日軍進入埔里城。

潘踏比厘的行動，獲得新政府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在地方上擁有影響力的他，更是新政府在統治初期亟欲攏絡的對象。因此，他在 1896 年就獲賜獎金 20 圓，隔年更獲配「紳章」，是《臺灣紳章條規》發布後首批獲得紳章的臺灣人之一，也是第一位獲得紳章的原住民。同年，埔里社辨務署成立後，他也受邀擔任該署的參事一職。

那枚別具意義的紳章沒有留存至今，可能是在潘踏比厘辭世後，後人依照規定，將紳章繳還給政府了。不過，他還是留下一枚銀質的「大禮記念章」，是 1915 年 11 月為大正天皇舉行登基儀式所打造，圖紋相當精緻。持有這枚獎章，同樣能見證他在日治時期擁有的特殊地位。

物件的跨時代生命史

潘踏比厘先後擁有的清朝軍官鈐印與日本政府獎章，既見證臺灣一段 19 至 20 世紀大時代、跨政權的替換，更呈現出潘踏比厘與族人們如何面對這場時代鉅變，以及設法維持生計與資源的過程。

至於原本的清朝千總官服與鈐印呢？按照清國慣例，凡有職務異動，鈐印是必須一併繳回官府的；但由於清國在 1895 年中止統治，原本的官服與鈐記因此沒有歷經官府收回的程序，就這樣繼續留在潘踏比厘手上，跟隨他一起進入了另一段時代。

日治時期之後，那些清朝的物件不再被使用，但潘家也就收起來放著，沒有丟棄。它們在埔里潛藏百年、代代相傳直到現今，因而讓我們能夠一窺它們的面貌，並為我們講述了一段跨越時空的生命史故事。
 

（本文作者蘇峯楠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1] 廖伯豪，〈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清代官帽與頂戴研究〉，《庶民文化研究》11（2015.03），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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