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路上的罷免 30 年史：走過 6 個屬於公民的「第一次」

韓國瑜和洪秀柱有什麼共通點呢？他們都是中國國民黨員、公開演說都有強烈的個人風格、都曾坐在立法院的主席臺上主持議事，也都一度獲得提名參選總統（雖然洪秀柱後來被撤換）；還有，在 1994 年 11 月 27 日，他們曾經一起面臨罷免，與同黨同志詹裕仁、林志嘉，並列臺灣史上首批被提案罷免的立委，但也毫不意外地安全下莊。
 

民意先聲奪人：第一次發起集體罷免

他們之所以被提案罷免，是因為立法院國民黨團在先前的表決中支持核四預算，環保聯盟等團體為了表達強烈抗議，不僅提出臺北縣民核四公投案，更進一步祭出罷免案。由於核四位於臺北縣貢寮鄉（現在的新北市貢寮區），罷免行動也是針對這四位臺北縣所選出的國民黨籍委員。
  不過，這項罷免案自始本來就幾乎不可能成功。原先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已經設下投票率三分之一的門檻，但國民黨為了避免有任何閃失，緊急發動修法，不只規定罷免案不得與選舉同日舉行，再將投票率門檻提升至二分之一，等於要求罷免方必須在「非選舉日」，號召超過百萬選民出門投票。

之所以要由罷免方號召，是因為在這樣的門檻限制之下，反對罷免的那方根本不需要號召自家支持者出門投票，反而應該呼籲選民待在家裡就好——畢竟只要把投票率壓到二分之一以下，就能安然無事。

而這對韓國瑜、洪秀柱來說相當容易：即使是總統大選，歷來總是有四分之一的選民不會投票，所以要把投票率壓到二分之一以下，就只需要再提醒全體選民中的四分之一，當天不要去投票，就可以輕鬆用四分之一的選民否決罷免案。臺北縣選民之中，國民黨支持者的比率本來就高於四分之一；毫無懸念地，最後開出的罷免同意票雖然佔八成以上，但投票卻僅有兩成，距離門檻非常遙遠。

韓國瑜曾說：「選舉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這話說得沒錯，但其實只適用於選舉；如果是罷免，因為有這樣的門檻規定，即使贊成罷免的票數比例再多，被發動罷免的政治人物通常仍然會是獲勝的一方。
 

公民罷免元年：第一次的罷免型態進化

正因為門檻如此之高，罷免這件事也很少再出現在政治新聞上，直到在那 20 年後，三一八運動促使社會上不少人燃起挑戰中國國民黨的念頭，一群網友於是發起罷免藍營立委的活動。網友們早在 3 月下旬運動仍持續時，就已展開相關討論，主要以當時仍相當興盛的電子佈告欄（BBS）平臺「PTT」為據地，彼此串聯、交流，最後鎖定蔡正元、林鴻池、吳育昇三位高知名度的委員為目標。
  三人當中，林鴻池為黨團幹部，吳育昇亦曾任黨團幹部，且被視為時任總統馬英九的人馬，並涉入服貿攻防的實際運作。相較之下，蔡正元雖非黨團幹部，但早以因各種爆料而與邱毅齊名，而被合稱為所謂「正毅兄弟」；在318 運動時期，更經常於媒體和社群上，以戲謔輕視的語氣嘲笑抗爭者，發表爭議言論如「無知果然是白癡之本」，成為當時的指標性人物。
  相較 20 年前，這次罷免方不再只針對單一議題，而是全面希望下架最能代表國民黨、在他們眼中為虎作倀的立法委員；但與 20 年前相同，國民黨也緊急用拉高罷免門檻的方式來反制，主要針對的是技術性規定——比如要求所有連署人都必須檢附切結書與身分證影本備查。不過，民進黨團和台聯黨團為此占領主席台杯葛議事，要求國民黨團撤案，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因而召集黨團協商；無法達成共識下，國民黨團最終才擱置此案。

罷免宣傳期間，三一八的新仇舊恨頻頻浮上檯面，尤其蔡正元更是直接針對「大學生」開炮，批評罷免方「沒有繳稅能力，不花時間去做公益，或好好唸書！」甚至在當時震驚社會的捷運隨機襲擊案之後，宣稱「人民對垃圾大學生的容忍，已到極限」，不時火上加油。

另一方面，罷免推動者的口號和策略，也明顯傳承三一八運動——比如「可割可棄，利大於弊」的標語，就沿用了「利大於弊」這個馬政府為服貿辯護，後來引來諸多嘲諷的成語；而在立委服務處周邊遊行時高喊「路過」，也是抗爭者面對警察時常用的台詞。

最終，林鴻池和吳育昇的罷免案，雙雙因第二階段連署無法達到「總投票人數 13%」的門檻而無法成案；蔡正元罷免案雖然衝破門檻，但再度因為投票率僅有 25% 而失敗。
 

保守派大反撲：門檻下修後第一次成案

這樣的限制在政黨輪替之後發生改變——罷免不再設下投票率門檻，而改用「同意票」本身是否超過選舉人數 25% 為通過標準。即使直接套用新制度，韓國瑜、洪秀柱，乃至蔡正元仍無法被罷免，但至少讓被罷免方的支持者不再能「不投票就能否決多數」，轉而看的是罷免方實際的號召力。

而在 2017 年末，第一位適用新門檻的也不再是國民黨籍，而是當時仍屬時代力量的新北第十二選區立法委員——黃國昌。黃國昌當年是挾三一八運動後的光環，與民進黨協調出線獲勝，但選區實力明顯較為薄弱，當選後的經營也被指不特別積極，因此成為罷免方挑上的目標。
  至於在檯面上號召罷免的代表團體，現在還記得他們的人或許不多，但對於當年關心同性婚姻的人們來說，卻是不可忽略的勢力：由反同宗教勢力所支持的「安定力量」組織下，真理堂、信義會、行道會等大型基督教會都參與罷免動員、贊助宣傳車，並提供排班志工的人力，並聯合家長組織深入鄉里。這樣的陣仗儼然不只是挑戰黃國昌，而是保守派對抗同婚支持方的一環——安定力量成員一度到黃國昌住家前，高喊「爭戰」示威，也是典型的教會用詞。

當然，中國國民黨也正式表態支持，如羅智強（時任臺北市大安文山議員）就曾說「該給黃國昌這樣的政客一個教訓」；各地方黨部發動黨員動員，密集打電話催票，多個退休軍公教群體也都參與其中。

投票結果出爐，罷免同意票僅占總選舉人數不到兩成，沒有達到門檻。選區內七個行政區中，傳統上的國民黨票倉汐止區的同意票比率最高，但也僅有 21%，達不到 25% 門檻。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黃國昌當時已與民進黨發生不少衝突，民進黨仍鼓勵支持者出門投下反對票。最後開出的反對票超過 2 萬，對比立委選舉時，時代力量在該選區的政黨票僅獲 9 千票，意味著相當大部分是來自民進黨的支持者。
 

落跑的迴力鏢：第一次罷免市長通過

看來如果要成功罷免，氣勢還得真的很強才行；而 2020 的總統選舉後，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面對的不滿，就真的這麼強烈。

2018 年的韓國瑜出乎眾人意料當選高雄市長，擊敗在民進黨與高雄都有一定實力的陳其邁。自高雄市長民選以來，上一次也是此前唯一一次的國民黨市長，已經得追溯到 1994 年的吳敦義；此役奠定了韓國瑜在國民黨內政治明星 （charisma）的地位，聲勢水漲船高。

但就任後不過四個月，韓國瑜先是「被動」參與黨內初選，再召開記者會宣布「Yes I do」正式參戰總統大選，引發許多高雄市民不滿；不斷有「落跑市長」的質疑，也是當時民進黨抨擊韓國瑜的重點策略之一，更讓罷免的行動提早起跑。

後來，韓國瑜雖然如願以償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卻在 2020 年的選舉中大敗，不僅在全國僅獲得 552 萬票（低於 8 年前蔡英文落敗的 609 萬票），在高雄的票數也僅有 61 萬票，遠低於蔡英文的 110 萬票。換算罷免門檻，光是票投蔡英文的選民在有過半投下罷免票，韓國瑜就將面對被罷免的命運——態勢至此逐漸明朗。
  果然，選後半年各家民調都顯示，應有 3～4 成高雄選民將投下同意罷免，而 6 月投票日最終的數字更來到高峰，將近 41% 選民同意罷免，開出接近 94 萬票；在高雄所有行政區內，更只有 4 區國民黨傳統上極具優勢，且人數較小的區域（茂林、桃源、納瑪夏以及甲仙），同意罷免票未達 25% 的門檻，其他都輕易超過門檻，包含 23 區超過 4 成大關。

94 萬票相當接近蔡英文在高雄的得票，顯示罷免方的號召相當成功，讓絕大多數不支持韓國瑜的選民（包含身在外地的市民）都願意專程投下罷免，足見高雄市民對於韓國瑜的不滿。除此之外，罷免票數也超過了韓國瑜當選票數（89 萬）這個重要心理門檻，讓國民黨支持者甚至不能宣稱是被少數市民罷免。

在當晚的記者會上，韓國瑜指出有 130 萬市民沒有出門投票，藉此宣稱多數民意未必支持罷免，但這當中許多人本來就不會參與選舉——事實上，2018 年市長選舉的選民約 166 萬人，投票率 74%，即使作出最極端的假設，剩餘其他人通通算作贊成韓國瑜續任，韓國瑜仍然會是大敗的局面。
即使是如此壓倒性的結果，假如按照罷免舊制的50% 投票率門檻，罷韓仍然不會成功，足見過去的門檻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務。
 

加倍奉還給你：第一次罷免立委通過

由於韓國瑜被罷免，國民黨支持者之間出現「輸人毋輸陣」的氛圍，希望能夠強力回擊；不到一年之內，多個目標陸續被藍營鎖定攻擊——這樣的動作顯然出於回擊的心態，批評者因此稱之為「報復式罷免」。但藍營的說法則認為，泛綠陣營罷免韓國瑜已是出於「報復」，他們只不過是還以顏色。

過去的罷免案或多或少都有政黨色彩，但這波確實是政黨對決氛圍最強烈的一次。比如 2021 罷免陳柏惟（臺中第二選區立委）當時，甫接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朱立倫，就三次到選區掃街，希望衝高罷免票數；在另一邊的黃捷（高雄鳳山區市議員）罷免案，民進黨立委、市議員和黨部都大力協助；隔年初林昶佐（臺北第五選區立委）罷免案的選前之夜，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更親自為他站臺。
  之所以有這樣的大動作，不只是為了滿足支持者期待而已：國民黨在總統大選和罷韓失利，疫情前期民進黨政府聲望高峰期間，選擇延續戰線，希望多點開花持續攻擊民進黨，尤其主打「含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的爭議，將火力延燒至 2021 年末的四大公投案；對於新官上任、黨內支持明顯不穩的主席朱立倫而言，也是立下戰功、穩定領導的重要機會。
  至於對民進黨而言，罷免案也因此成了前哨戰，同時因為制度修改，支持罷免方如果能衝出至少 25% 的選票，就必須以正反票數多寡決定輸贏；而國民黨既然已經動員選民，民進黨也沒有消極對待的空間，否則實在太過冒險。

罷免潮的最後，藍綠雙方各有輸贏。最早舉行的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罷免案，因為其本人的諸多爭議，加上民進黨並未積極動員，最後以總票數 25.8%通過；一個月後的黃捷罷免案，才是第一場真正的藍綠對決——罷免方票數未達門檻，黃捷方面催動的反對票甚至多於支持罷免方，是泛綠陣營重要的勝仗。

下半年舉行的陳柏惟罷免案，藍綠雙方都全力催票，且陳柏惟當年擊敗的對手顏寬恒地方家族實力雄厚；最後雙方十分接近，罷免方僅以不到四千多票的差距擊敗反罷免方，使得陳柏惟成為第一位被罷免的立法委員──但在後來的補選中，意圖復仇的顏寬恒卻輸給民進黨推派的林靜儀，依然是由泛綠陣營守住此一選區。而在隔年初的林昶佐案，罷免方票數雖然勝過反對方，但仍因未達門檻而失敗，林昶佐也順利做完任期。
 

罷免權進行式：第一次針對施政爭議發起

沉寂兩年多，「罷免」又再度回到政治新聞版面，尤其以基隆市長謝國樑的罷免案最為成形。
  發動的導火線，是 2024 年 2 月的「東岸商場爭議」——基隆市政府遭人質疑袒護微風廣場，不僅價碼和招標過程受到檢視，更被指控侵犯原承租者 NET 的權益。「警察凌晨破門、命令 NET 撤離商場」的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取得關注，是讓本場罷免案起跑的關鍵事件。但早在這之前，諸如「免費提供青年電動機車」等競選承諾難以兌現，也都是謝國樑面臨聲望下滑的背景因素。

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因為在地問題而產生」且「由在地民眾所發起」的罷免案，嚴格說來並不附屬於全國性的政治行動，也與政黨之間的衝突關聯較弱——至少在檯面上，民進黨基隆市黨部或議會黨團沒有直接參與。

但從一開始，國民黨基隆黨部主委就用藍綠對決的框架來處理，嗆聲「如果你要罷免我的市長，我就罷免你的議員」，組織「反制行動小組」，公開表明將鎖定五位民進黨籍基隆市議員展開罷免，其中也包含市議會議長議長童子瑋。

另一方面，抗議國民黨（及民眾黨）部分法案的「青鳥行動」於此年五月發生，讓眾多反對藍白陣營的民眾集結，希望有所行動。在這個背景下，罷免謝國樑的連署原先苦於新聞熱潮消退，又再度獲得關注，連署和募款的表現都有所提升。

在這期間，國民黨籍立委許宇甄等提案再修《選罷法》，最關鍵的提議是再度上修罷免門檻，同意罷免票數需超過當選時的得票數。由於罷免的投票率通常低於選舉，這麼做將再使門檻大幅提高。
許宇甄版原先將逕付二讀，但國民黨團在表決當天緊急撤案，據報導是因為黨內部分委員擔心負面效應。不過，這只代表暫緩推動，並不代表已經取消，未來將如何發展仍須持續追蹤。
 

小結：無數第一次後，罷免的下一步要去哪？

當今的臺灣人或許會有點難以想像，就連總統直選都不過是三十年間的事，但綜觀這之間大大小小的罷免案例，卻像是隨著民主制度的深化，愈來愈為臺灣公民所熟稔；著眼的議題更像是繞了一大圈，從地方重大議題，上升到全國對決、遍地開花，再回到單一縣市的施政——更重要的意義是讓許多人慢慢明白，罷免並不是興風作浪，而是憲法賦予參政權的正常表現。

在疫情過後，國內外的因素仍深深牽動臺灣的政局發展，就連地方層級也無法置身至外；而在罷免門檻多次調整、正反方不斷流變的群眾基礎下，更為將來的罷免增添許多不確定性，值得每個公民的關注。或許不至於像前幾波那樣高潮迭起，但只要臺灣仍是個充滿生命力的民主政體，罷免想必也將持續活躍——無法寫下結局的故事得套一句老話：「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