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君:「身為一位臺灣人,我們能讓歷史變成動詞。」 故事六週年講座筆記(四)
記錄:廖貽柔|攝影:劉耘桑

「臺灣是什麼?臺灣人是什麼?臺灣文化是什麼?」身為文化部長,在過去四年任期內,鄭麗君對這些問題自然不陌生。

不過,對鄭麗君個人而言,「臺灣」這個概念,卻曾在生命中轉過幾次彎。

故事StoryStudio 六週年【臺灣,再定義】壓軸場活動【再定義,臺灣】,故事創辦人暨執行長涂豐恩邀請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暢談心目中的文化、歷史與臺灣未來。

以異鄉人為起點,鄭麗君的「臺灣」三階段

成長於教育體制非常封閉的世代,少年時期的鄭麗君,對自己的家鄉其實十分陌生,「臺灣」一詞讓鄭麗君領悟,她原來是個故鄉的異鄉人。她印象特別深刻,1986 年 5 月 19 號,學校破天荒宣布提早下課,因為「有暴民要上街」。師長越是攔阻、學生當然會越想看,從小就叛逆的鄭麗君決定跟著群眾走上街頭。她隨著人流來到龍山寺前,看見鄭南榕等黨外人士拉起長長的布條,上面寫著「反戒嚴」。

這輩子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啊,原來我們生活在戒嚴裡面。

那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挑戰戒嚴的群眾運動,519 綠色行動;那也成了鄭麗君的啟蒙,她這才發覺,臺灣的地理、歷史與文化,都是需要花力氣自己去探索與認識的。

「臺灣」概念的第二個轉折,發生在鄭麗君留學法國時。「那叫異鄉思故鄉,」她笑說,「人在外頭,會回過頭來更想知道臺灣到底是怎樣一個地方。」

因為大學時習慣跑社運場子,1996 年臺灣第一次總統直選、臺海飛彈危機等大事接連發生,遠在法國的鄭麗君也常組織遊行與活動聲援。某一天,她的法國同學困惑地發問:鄭麗君,妳為什麼那麼愛臺灣?

一語驚醒夢中人,鄭麗君這才回頭問自己,為什麼她跟臺灣有如此緊密的連結?「因為我偶然身在臺灣。」給了一個非常存在主義式的回答後,鄭麗君又補充,「因為臺灣的民主正在形成,我們每個人參與在其中,是可以帶來一點點改變的。

「因為臺灣的民主正在形成,我們每個人參與在其中,是可以帶來一點點改變的」

是的,那時臺灣的民主正抽出枝枒,國家正在成形。服膺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所提出的「公民的民族主義」,鄭麗君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皆可以選擇自己的認同,正是這種自由,讓她重新理解到臺灣的可貴。早在 1920 年代,臺灣島上就有一代文人追求心靈、思想與創作的自由,經歷了殖民、後殖民與威權統治,一路走到現在,終於從這塊土地的深處,開出了民主化的花朵。

「前陣子捷克議長來到臺灣時說:我是臺灣人,也許大家會把這句話解讀為他很愛臺灣。」鄭麗君進一步剖析,「但更深一層去看,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在說:我是自由人,我是民主人。他是在普世價值的層次下,說出『我是臺灣人』這句話。」

年輕時深受存在主義影響,鄭麗君認為所謂的「臺灣人」,是每個身在臺灣的人要花一輩子去創造與負責的,而臺灣文化就是我們決定展現給世界看到的面貌。就如同這次故事六週年論壇的主題──「再定義」,需要自覺地、不斷地再次定義;邀請大家一起來定義自身,也是自由民主的臺灣社會,所擁有的自信。

能夠有自覺地不斷對既成的事物或概念「再定義」,是臺灣社會的自信

從法國回到臺灣之後,還有一段歷程對鄭麗君如何認知自己是「一個臺灣人」,產生長遠的影響,那便是兩次在臺灣土地上的行走──一次是花費 22 天從鵝鑾鼻走回臺北,一次是跟著林義雄進行長達 49 天的臺灣環島苦行。

兩趟旅途都是源於政治訴求,直到今日,當時的訴求早已忘卻,但沿途每一吋土地的風景,每一個來跟他們擊掌加油的面孔,卻在鄭麗君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她真切地發覺,臺灣這塊土地上,還有太多她不了解的事。在內陸行腳的過程中,抵禦落山風的肥美洋蔥、裸露鵝卵石的濁水溪,勞動者粗糙殘缺的雙手、卡車司機吃到一半遞給他們的早餐,在在都可看見這塊土地的生命力與柔韌。

這彷彿是上天送給我的的一個人生禮物,走過這一路以後,我知道當我說我身為臺灣人,臺灣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符碼或情感,在我心裡已經有非常清晰的土地、人民和臉孔的模樣,揉合成一種踏實感。

她認真地說,「如果我的人生可以為臺灣做點什麼,那會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因為身為一個臺灣人能讓歷史變成動詞,你是可以去參與跟改變臺灣命運的。

於是最後,鄭麗君給出了她的答案──所謂「臺灣人」,是在這塊土地上,你想活成什麼樣的人;而所謂「臺灣」,是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一起參與創造的所在。

不只是政策,更是當代社會的公民運動

有了理想,下一步該談的是如何落實。在這個「人人有想法,苦於沒辦法」的時代,鄭麗君對過去四年的文化政策,胸中始終有著清楚的藍圖。

「我上任時告訴自己,整個文化政策的核心不在治理文化,而在文化治理。」什麼是文化治理?

把文化視野帶回社會跟國家發展的方向中。

鄭麗君堅信文化就像大樹一樣,有著從民間土壤自己生長的力量;政府該做的是建立完整的文化公共體系來支持民間的文化力,讓它自然地從社會裡長出來。而文化部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歷史的文化紮根。

所謂重建歷史,當然不代表政府要帶頭重寫歷史。她過去時常跟博物館長們提及,「每座博物館都是當代的博物館」。歷史作為一種思維的方式,過去的一切都是、也只能在此刻的思想活動中再現。所以「重建歷史」作為一種政策的核心想法,是希望打造一個環境,讓當代臺灣找回看見歷史的能力,能夠以過去為根來進行當代議題的思辨。這種想像力不是單純地認識歷史、知道我們怎麼走過來,它本身就是擴展當代視野與心靈的過程,有了這種想像力,所有創作都會不同,也能更宏觀地想像未來。

「整個文化政策的核心不在治理文化,而在文化治理。」

難怪鄭麗君會對這屆金曲獎上,陳珊妮的那句致詞感同身受:「沒有歷史的人沒有未來。」

在她的諸多文化政策中,「再造歷史現場」、「國家文化記憶庫」與「重建臺灣藝術史」當屬知名度較高的幾項。「再造歷史現場」的目標是以文化治理為核心,進行都市空間的治理,讓居民重新思考生活與歷史的關係。而「國家文化記憶庫」,則是透過建立完整的數位平台及開放、授權制度,讓文化資料得以公共化,在數位時代的臺灣社會中再生。「以後創作者想畫鬼怪不再只有日本的寶可夢,也找得到臺灣的形象。」鄭麗君笑說,「讓臺灣的知識體系可以重回世界,從世界看臺灣,也從臺灣看世界。」至於「重建臺灣藝術史」,也不單單是典藏臺灣藝術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邀請當代社會用多元複數的觀點,再發現臺灣藝術。

談及「再造歷史現場」的細節時,鄭麗君格外感慨:「透過整整 38 個計畫,我們才驚訝地發現,臺灣人是如此遺棄過去。我們在經濟發展中遺棄了酒廠、菸廠、瓶蓋工廠、製茶廠、燃料廠、眷村、國營事業的宿舍甚至中興新村,我們把過去都遺棄。其實遺棄土地資產的過程,就是在遺棄記憶,而遺棄記憶,就是在遺棄自己。

所有的重建與再造歷史,都是為了要找回記憶;但找到之後,怎麼再造與重建才是重點。「這是需要大家一起參與的過程,考驗的是我們從歷史中發現什麼、我們要追求一個怎樣的社會。我相信當我們重新找回歷史視野,一定會想出發展這個城市不一樣的方向。也就是臺灣想走向什麼樣的未來,才是這些政策在追求的目的。」

這些政策,鄭麗君期待它們不只是政策,而能成為當代社會的公民運動。

說自己的故事,是這一代臺灣人要找回的文化自信

厚植了文化基礎之後,如何讓臺灣的流行文化走向國際,也是鄭麗君相當關切的課題。臺灣當然曾經有「臺流」,不但臺灣電影工業曾蓬勃發展,臺灣的音樂也曾遠播亞洲各國,然而,「弔詭的是,等到我們有了文化政策、有補助,世界的文化潮流與發展方式卻在改變,臺灣反而成了被文化輸入的那個。」

所以,鄭麗君忖度著「文化的二元性」:內容屬於創作層面,但文化傳播倚賴的是產業和經濟層面。產業發展得越成功,就代表文化傳播也會越成功。不過,所有文化傳播都是由內而外,也不能因為想要傳播而放棄自己的特色,「越在地,越國際」,成了她為臺灣文化產業所下的註腳。就好比《通靈少女》讓臺灣的宮廟文化被全世界看見,而臺灣獨特的媒體生態則使《我們與惡的距離》用不一樣的角度闡述各國都有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說故事,一樣可以打動全世界,可以走出去。

「越在地,越國際」越要讓國際看到臺灣,臺灣得先找到臺灣

「文化產業是非常戰略性的產業,想要形塑當代社會的文化力,就要透過文化傳播,把世界跟臺灣連起來。」隨著《誰是被害者》、《返校》等片屢創佳績,臺片成績逐漸亮眼,鄭麗君在文化部長任內,親眼見證了臺灣文化產業的生態系壯大、產量提升。而她的未竟之業,是不夠完善的文化傳播政策,尚未到位的「陸海空」之夢──

提供文化產能的文策院是陸軍,國際化的公廣平台是航空母艦,而串連大洋的海軍,則是屬於臺灣的 OTT(網際網路串流媒體服務)。「沒有道理全球華人都看愛奇藝,因為它動不動在下架。」在台下一片哄笑聲中,鄭麗君重申,臺灣應該有能力打造一個自由開放的 OTT 平台來服務全世界;透過文化傳播,讓世界看到臺灣。

過去四年,鄭麗君的所有文化政策都是在為文化產業打底,希望能把臺灣文化帶進世界。「我的文化願景就是下一代的人可以不用再聲嘶力竭地大喊『我愛臺灣』,也不用跟世界說『請支持臺灣』,而是大家透過文化產業就可以珍惜臺灣自由民主的生活,自自然然成為世界的一份子。

說我們的故事,就是這一代要找回的文化自信。


涂豐恩分享《小王子》的金句,「真正的愛,不是互相凝視,而是往同一個方向眺望。」

講座的尾聲,故事創辦人暨執行長涂豐恩提到,最近在書上讀到蔦屋書店創辦人心法:最好的團隊是同時要有離心力跟向心力,離心力讓所有人可以放心出去闖蕩,靠的是自由的文化;向心力讓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靠的是愛,而「真正的愛,不是互相凝視,而是往同一個方向眺望」。

他拋出最後一個問題:「臺灣的未來會走向何方,該往哪個共同的方向凝視?」想了想,又加碼問出大家都很好奇的:鄭麗君本人的下一步,又會往哪裡走?

「人在社會中,當然想追求自由。」有關自己的計畫,鄭麗君留後再議;她首先談的,還是臺灣。「但其實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裡,我們受到社會的制約跟支持,人的存在是存在於社會當中。」

所以,究竟能不能自由,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回頭探問:什麼樣的社會能讓人自由?如果生活在極端被壓迫的社會,那怎麼可能自由?除了消極的保障自由之外,如果人們想積極地追求自由,卻身處在一個所得不高、必須為房債奔波一輩子,教育成本、居住成本都很高昂的社會,每個人都必須單打獨鬥,又該如何追求生命的自由與希望?

「誠如美國的社會學家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所言,21 世紀的我們,仍然需要去思考,如何追求一個壯大的社會共同體。一個國家應該要擴大社會投資,去支持家庭和個人,讓家庭和個人更有餘裕追求他自己,這個社會的弱勢者才能更自由。

一路走來,鄭麗君看得很清楚,臺灣的公共治理模式是需要更新的;新的公共治理思維應該要回到以「人」跟「社會」為主體,讓政府更支持每個個人,個人的發展終能為社會帶來新的事物、新的可能性。

「我希望我老的時候,臺灣社會更可愛、更美好,我可以當個快樂的老女人!」

「你問我個人的道路,其實臺灣的下一步比較重要。如果社會沒有新的想像,規劃好自己的下一步又如何?」直到最後,鄭麗君的嘴角都含著微笑。「我希望我老的時候,臺灣社會更可愛、更美好,我可以當個快樂的老女人!」

而我們已經在路上了。


本文為故事StoryStudio 六週年【台灣 ▞▚ 再定義 Re ▂▂▂▂▂ DefineTaiwan】論壇,10 月 25 日第四場講座【再定義・臺灣】側錄筆記,如果你對本場活動有興趣,歡迎 ☞ 加入故事會員 ,接下來每場精彩活動不漏接,還有專屬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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