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400】從大雞籠社到水產王國：基隆與海共生的記憶與技藝

被遺忘的原住民：大基隆社的港灣歷史

「每次講大雞籠社，我都很怕台下有人舉手說他就是大雞籠社的後代，但如果有的話，請務必留下電話。」鄭螢憶幽默開場，談起自己因生活限制、又不願放棄田野的堅持，最終選擇基隆作為研究場域的緣由，也點出他對基隆歷史與海洋文化的長年關注。
 

鄭螢憶特別指出，一般談基隆歷史時，常侷限於漳泉移民、清代貿易與日治港務發展等「外來視角」，而真正長期生活於此、並參與水域經營與治理的原住民族群——大雞籠社，卻常被忽略。他認為大雞籠社的歷史價值，不只是作為過去的族群印記，而是建構在地秩序與海洋文化的關鍵節點。
 

大雞籠社十七世紀以來他們透過地理位置與熟捻水路等優勢，與外來者保持交易的關係。部落社會中具有祭儀與財富象徵的琉璃珠，便是重要的外來交易品。這樣的狀況，持續至十九世紀。即使在清法戰爭，他們仍在官方明令禁止時，仍與法軍「走私」交易。從文獻上也可以看出，十七世紀時期大雞籠社與金包里社、三貂社形成一個貿易圈，大雞籠社負責運貨給三貂社，三貂社再往南送到噶瑪蘭地區。

邁向漢化與經濟轉型

十八世紀後，大雞籠社的貿易活動逐漸淡出官方紀錄。清代作為農業帝國，文獻多以農耕視角描述原住民，如《乾隆臺灣輿圖》稱「今大雞籠汛駕艋舺船至大雞籠城，此處番最苦，以海為田，亦有一二耕作金包里社。」官員民以農耕的視角，刻畫其貧困形象，未再提及貿易實況。然而，歷史並非如此，許多族人仍居於社寮島，掌握水路並從事商業活動。
 

隨著大量漢人拓墾，大雞籠社逐漸受到商品經濟與官方土地制度影響。但社人們頗具策略性面對這樣新的變局。在土地招墾方面，初期僅招墾偏遠山區土地，直到十九世紀才釋出港灣地帶，顯示其對生活領域的保留與智慧。
 

香油錢背後的水域治理

清代嘉慶年間，大雞籠社人與漢人移墾者，共同建立慶安宮「香燈租」制度，要求不同的船隻或使用雞籠水域的生計行為，都需要繳納定額的香燈租給慶安宮，這也展現其對地方水域治理的實質參與。此一制度實行的緣由，乃是十九世紀初海盜橫行，清廷難以辨別漁民與盜匪，因此生活在這片水域的社人與漢人們，便以繳納規費與否，來區分使用水域的權利，以及辨別是否為外來海盜。
 

當時基隆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八尺門，直到 1860 年後基隆港才成為對外商港。清末，慶安宮依舊向入港船隻收取「香油錢」，金額依貨量計算，實際上形同保護費或入港稅，此制度甚至延續至日治時期，引發日本不滿，反映出地方社會長期以來自我管理的脈絡。
 

西班牙vs.日本治海模式的對照

向海而生的基隆人在每個時代都能從海洋獲得資源與利益，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初日本統治後有顯著成長，安嘉芳表示，自 1899 年起，日本大規模改造基隆港，不僅現代化港灣，也試圖切斷與中國的傳統商脈，將臺灣全面納入日本帝國經濟體系，這種由內海向外擴展的現代海洋經營方式，與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短暫駐基隆形成鮮明對比。當年西班牙以傳教與殖民為目的，欠缺實質經濟收益，甚至連生計尚需仰賴母國補給，運作方式傾向物資交換而非市場導向，這也是西班牙無法持久殖民基隆的原因。
 

漁業現代化的飛躍成長

與西班牙相較，日本經營臺灣著眼於經濟利益與資源輸出，策略性地發展基礎設施與貿易體系，推動基隆走向現代化，展現出系統性與長期規劃的差異，引發漁業現代化的飛躍成長。
 

在日本來臺前，臺灣漁業常被視為技術落後、不具規模，甚至被稱為「幼稚的漁業」。作為海洋強國，日本在統治初期就移植其先進模式來臺灣。據統計，自 1902 至 1940 年間，臺灣水產產業大幅成長：漁業產值增 71 倍、養殖業增 9 倍、水產製造業增 45 倍，整體水產產額更成長38倍，使基隆成為東亞重要的水產貿易樞紐。
 

臺灣水產業的快速發展主要得力於日資的參與和兩岸航權的掌握，但事實也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易受國際政治和地緣局勢的影響。一次大戰期間，因歐美勢力撤出東亞，日本與臺灣得以擴張出口，來自日本的鹹魚與乾魚大量轉運至臺灣再運送外銷，基隆也因此成為中繼貿易港。但自 1920 年代起，中國抵制日貨和濟南慘案相繼發生，出口大減近半。相對的，由美國與加拿大輸入的鹹鰊等產品則因需求增加而快速成長。產地來源和貿易波動顯示，基隆水產貿易始終深受政治與地緣局勢牽動。
 

鹹魚時代的終結與鮮魚時代的崛起

冷藏技術尚未普及時，鹹魚是臺灣最重要的水產品，占進口總值六成以上。義隆行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由彭扁創立，後由彭炳奎、彭瑞琪承接，見證基隆水產業從鹹魚轉向鮮魚的歷史。1978 年，彭瑞琪看準民眾對健康飲食的重視，決定全面轉型鮮魚市場，並與北海岸如八斗子、萬里、龜吼等地的漁民合作，建立穩定供應鏈。
 

在整體水產體系中，基隆不僅是出口門戶，也是中轉樞紐。來自日本神戶、小樽、下關等地的貨品運抵基隆後，再分銷至中國廈門、福州、廣州，或透過鐵路銷往臺灣各地。貿易方式靈活多樣，包括設立海外分店、委託代理、戎克船輸出、Runner 水客代銷、或轉售予地方業者，形成「蛛網狀」流通網。
 

儘管在日治時期鮮魚市場是由日方壟斷，但臺灣本地業者仍在鹹魚與乾貨領域占有一席之地。謝裕記、臺灣海陸物產、陳裕豐、利記、陳泰成與義隆行等基隆六大臺資企業，建立起遍及日、中、臺三地的商業網絡，並與漁民長期合作，形成穩定的產銷鏈，展現出基隆本地臺商的強韌生命力。
 

大雞籠社的當代延續

有觀眾提問大雞籠社至今是否仍存在？鄭螢憶表示，族群雖未消失，卻面臨離散與認同模糊。日治時期部落制度遭解構，平埔族與漢人混居，加上缺乏制度保障，在都市化過程中逐漸被邊緣化。如今和平島仍有部分姓潘、姓白居民被認為是其後裔。
 

也有觀眾關心臺灣商人與日本人在日治時期的合作關係。安嘉芳指出，雙方既合作也競爭。當時鹹魚市場由臺灣人主導，日商「三合商行」曾試圖介入欲壟斷貨源，但基隆六大臺商迅速組成「基隆鹹魚組」，聯合組織對抗，最終讓日商退卻，展現出本地商人的靈活應對與經濟自主。

回望基隆歷史，這座城市從未被動面海，而是主動向海而生。無論是早期的大雞籠社人，或二十世紀的水產商人，基隆人始終在風浪中，尋求與海共存的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