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肺炎疫情在國際上持續延燒,無法出國的民眾,只好在國內開始「報復性旅遊」,使得離臺北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基隆,每到假日就被潮擠得水泄不通,平日有些寂寥的港都,遇上週末與連假時節也隨之熱鬧了起來。
在基隆市中心蛋黃區的孝二路一帶,有一塊沉寂又安靜的街區。當你漫步在這裡,會發現兩旁的店面多半鐵門深鎖,但從街區上方完美包覆的遮雨棚,不難想像這裡過往熱鬧的景象。
這個散發出濃濃七〇年代氛圍、彷彿被時光凍結住的街區,曾經可是全臺灣最擁擠的地方之一。
這塊街區的名字叫做「委託行街」。
從港口開始的新「潮」城市
委託行?這個如今已褪去光華隱沒在臺灣人記憶中的行業,直白的說,就是以客人「委託」寄賣或「委託」出國帶貨為主的產業。但若要更進一步解釋委託行是如何在七〇年代的臺灣閃耀發光,我們就得從基隆的前世「雞籠」說起。
二十世紀之前,部分漳州人從八里沿著海岸線北上,來到基隆開墾定居,但當時的基隆市區,幾乎只是一灘沙洲,市街擁擠不說,一下雨就泥濘不堪。隨著甲午戰爭落幕,1895 年臺灣劃入了日本統治版圖之中。日本為了證明殖民統治經營的能力,臺灣總督府決議要將離日本最近的港口—基隆,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大型深水碼頭,就此展開 4 期築港工程。針對原本狹小泥濘的市區,也同步進行包含土地徵收、市區改正等規劃。
原先這片河流沖積而成的沙洲,經過一連串的建設之後,市區被分為基隆港南岸的漢人聚落「大基隆」,以及填海造陸東岸的日人聚落「小基隆」兩區,港內的疏濬與挖深工程,也使得基隆港獲得大量商貿與市街用地的空間。
基隆成為聯繫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最重要口岸之後,1930 年代八尺門漁港的興建,除了將基隆漁業往前推進一步;商港的修築,亦使基隆港有了商業航運的功能,當地產業發展也逐步轉以商業航運為主。繁盛的商業活動,讓當時的基隆說是全島最熱鬧的城市也不為過,市區林立販賣各式服裝的「吳服店」(和服)、「洋服店」、戴在手上超級時髦的「腕時計」(手錶),與有著女給(女僕)服務的「喫茶店」。移居臺灣的日本人,因對於家鄉飲食或是生活用品的需求,透過船運,從日本進口各種用品。雖在 1860 年代開港後,臺灣人就已有機會接觸到舶來品,但長達五十年殖民的統治,日人不斷將新事物與商品引進的互動下,才真正使臺灣人,更加習慣消費與購買包含日貨在內的「舶來品」[1]。
返國大拍賣、黑市地攤、水手帶貨……戰後委託行的萌發
二戰結束後,在高砂公園(大約在現今基隆港南側忠三路、孝一路、忠四路所圍繞的區域)與崁仔頂一帶,有許多將被遣返的日本人,將未能帶走的家具與生活用品,擺放於此處拍賣,希望能在遣返前,稍微換些許現金返日。當時,來臺接收的國民政府軍公教及其眷屬,以及1949年撤退來臺的大批軍民,將他們在原鄉的飲食生活方式、服裝打扮等習慣,也帶進了臺灣社會。
戰後初期,基隆人會在港邊搭設簡陋棚架擺攤,販賣船員帶來委託寄賣的海外新貨或二手物品,偏向檯面下的「黑市交易」的形式。至於有店面的委託行,則要到 1950 年代韓戰爆發,駐紮基隆港的美軍士兵與水手帶來了大量的舶來品後,與日俱增的委託販售,才讓買賣舶來品得以規模化。雖然當時臺灣依舊處於政治高壓的氣氛,但基隆城市經濟的熱鬧繁忙,得以讓人暫時忘卻了戰後初期的動盪。
全盛時期,基隆曾有 200 家委託行
1960 年代,臺灣經濟日漸復甦,但一般民眾受限於出國禁制,對於舶來品的需求有增無減,這也讓委託行如雨後春筍般一間又一間地開。除了繼續活絡基隆的經濟,從各地聞風而來尋找發展的民眾,更是使得基隆市民人口不斷增加──光是委託行集中地的仁愛區,十年內人口就激增為原來的兩倍。
同時,因越戰爆發和美軍「休息與復原政策(R&R)」,美軍來臺渡假與艦隊停靠基隆港補給維修,一舉將基隆委託行推入最鼎盛風光的時期。
前面提到,戰後初期多數的買賣活動,停留在仁愛區的高砂公園一帶。此處在日治時期原是基隆居民重要的休閒去處,不只有可划船遊憩的池塘、也有中元祭普度跟音樂會兩用的主普壇(原位於忠四路廣播電台大樓的舊主普壇,是基隆中元祭普度主普之處)。但經過二戰戰火攻擊、移民臨時居住占用,除了戰後修復的主普壇外,早已看不出公園的原貌。
在基隆委託行最鼎盛的這個時期,為改善市容,市政府決議正式廢除高砂公園,興建新型住宅,供附近的市民居住;昔日公園內高處的小山丘,也成了委託行林立的「公園頂」。開頭所提到的「委託行街」,亦是此時順應人口增長所興建。根據當時的紀錄,光是以委託行為業的商家,至少就有兩百間。
1979 年正式開放出國觀光之前,除了就學、探親、商務等名義以外,臺灣人是沒有機會出國購買「舶來品」的。1950 年代,委託行的舶來品主要來源是以「美國大兵」和「水手船員」帶貨為主,當時船員們會特別去訂製用牛仔褲布料做成的大風衣,因為這種布料可以承受較重的物品重量,大衣後面再多縫製五、六個大口袋,才可以多塞一些布料、襯衫或其他物品。
1960 年 10 月政府公布「商船船東及海員走私處分辦法」後,阻斷船員帶貨的機會,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委託行開始改變集貨方式,發展出集體走私「集團帶貨」的模式[2],幫忙帶貨的船員,會先以暗號連絡後(例如雙方各持一半剪開的港幣,作為識別暗號),再將走私貨品包進塑膠防水袋內,趁半夜以「丟包」方式丟入公海或港中,再由接應漁船或小舢舨,上演「你丟我撈」的戲碼,將其「捕撈」上船後,再駛往指定接駁上岸處,用貨車載送至指定地點;或是將私貨拋出管制區圍牆,再由走私黃牛接應,尤其港區宵禁時間一過,常常可見成群的摩托車大隊,自港區蜂擁而出。[3]而這些走私貨品也大多流入委託行中販售。
進入 1970 年代,政府有限制地讓工商界人士,可以為採購企業所需設備、原料等,或以「聯絡業務」的名義辦理出國。另外,也允許省進出口公會組織及五大工商團體,可以「考察訪問」名義申請出國。這也讓「委託」工商界人士,或專業跑單幫者願意花萬元買貿易商牌照,甚至直接加入公會訪問團或五大工商團體工會,方便跑單幫帶貨回國的形式和藉口愈加盛行。[4]
有趣的是,當時有些藉名義商務行、實際跑單幫的旅客,從各地攜帶超量行李返臺灣,在入境時自然就成了海關特別「關照」的對象。為了不讓自己超量的行李被沒收或罰款,甚至常在檢查室中使用淚眼攻勢,上演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戲碼。
整座城市都是你的百貨公司
這些藉由水手帶貨、跑單幫而流入臺灣的舶來品,大部分都進入了委託行。
委託行的店面大部分都不大,小一點店面更只能讓人側身進入,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只要你想得到的商品,幾乎都能在這裡找到──除了讓人意想不到的汽車、棺材與活體以外,小到「小護士」曼秀雷敦軟膏、口香糖、巧克力、皮鞋、洋酒,大到連雕刻的佛像或聖母像、或留聲機等,委託行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透過委託行販售各種新潮的物品,委託行無形中亦將世界的文化資訊帶入戒嚴體制下的臺灣。例如當時委託行老闆會盡可能地將店內販賣的商品,展示在透明的櫥窗,吸引來往顧客,這種 window shopping 的體驗,某種程度上,讓消費不起奢侈品、資訊管道封閉的一般群眾,得以認識「舶來品」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奇事物。
此外,有別於陳列隨性、人群擁擠及地板潮濕的傳統市場,委託行透過乾淨明亮的空間,建構並營造出一種「高級」、「現代化」的形象,尤其代表著時尚文化的流行趨勢。畢竟委託行賣的日用品與服裝,與一般商家相比並不算便宜,亦是常人不易負擔得起的程度,將舶來品穿搭在身上,在當時儼然是一種「你看!我走在時代尖端,很潮吧?」的表態與地位象徵。
而在那個委託行的戰國時代,雖然櫥窗展示能夠抓住顧客目光,但要留住死忠的老顧客,委託行老闆們也是要使出十八般武藝──除跟客人閒話家常瞭解潛在需求、或與客戶成為密友、出國時專程為老客戶帶貨返國,甚至連老闆的個人魅力與選貨眼光,都是委託行各自力求業績的經營之道。
然而,隨著 1979 年開放出國觀光,國人不再需要透過委託行才能買到來自國外的貨品;貿易關稅降低後,大量進口的成衣、藥品,讓穿搭與使用舶來品也不再是地位與階級的象徵。
進入八〇年代,大型百貨公司與便利商店遍地開花,即使有著客製化的優勢,委託行依舊敵不過這些競爭,一間又一間歇業,昔日人鼎沸的委託行商圈,也慢慢走向沒落。
不過,國人喜歡直接到國外帶貨販賣的消費習慣,可沒有隨著委託行的蕭條就消失,而是隨著網路崛起讓「網路代購」、「網路拍賣」等無實體店面與跨地域的消費模式,更盛於以往,也更加考驗著「賣家」走在時尚前端的選物眼光。
委託行商圈,重新潮起來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基隆港在 1980 年代達到發展最高峰躍升成為世界第七大貨櫃港口;然而也因為腹地受限,基隆新港計畫又胎死腹中,隨後興建定位為基隆港輔助港的臺北港,又逐步地取代了基隆港的地位,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基隆港營運量每況愈下。在眾多因素下,維繫基隆經濟發展的兩大命脈──委託行商圈和貿易港口──被阻斷,基隆也就從繁忙的雨港不夜城,轉為人口大量外流的寂靜港口。
這幾年,由於國際郵輪與國內旅遊興起,加上青年返鄉熱潮,有越來越多基隆在地青年,努力復興基隆委託行商圈昔日的榮景。他們在公園頂舉辦市集、開設特色小店或是居酒屋,重新活絡這個衰退的街區,即使不再是以「委託行」為業,但小小的店面,依舊充滿活力與在地人情味,介紹基隆的特色、基隆的美給全世界造訪的旅客,2020 的基隆委託行商圈,似乎慢慢又「潮」了起來。
[1]黃淑怡,《歷史建物區群再利用之研究:基隆市委託行場域轉型為在地文化創意街區的研究與建議》(基隆: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72。
[2]張舒涵,〈戰後基隆委託行空間文化形式之研究(1970s)〉(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55-85。
[3]許慈芸,《基隆委託行的演變及其對基隆地方社會之影響》(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4)頁85-86。
[4]張舒涵,〈戰後基隆委託行空間文化形式之研究(1970s)〉,頁65。
-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張舒涵,〈戰後基隆委託行空間文化形式之研究(1970s)〉,桃園: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13。
- 林家棟,〈代理夢想的委託行〉,《觀臺灣》2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頁 44-47。
- 許慈芸,《基隆委託行的演變及其對基隆地方社會之影響》,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
- 雞籠霧雨團隊,〈只是一場嘉年華?基隆建港130周年與西岸築港出張宿舍〉,2016。
- 高振剛,《基隆/港流行文化的社會探究》,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17。
- 何昱泓,〈鍵盤基隆小旅行:從築港工程到地下旭川,百年來港都大改造的歷史軌跡〉,2018,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old-times-keelung/。
- 黃淑怡,《歷史建物區群再利用之研究:基隆市委託行場域轉型為在地文化創意街區的研究與建議》,基隆: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9。
1860 年代,臺灣開港通商,這是對外經貿發展的重要「分水嶺」,也是臺灣國際地位轉變的開始,高雄港與基隆港逐漸從眾多港口脫穎而出,歷經日本統治時期與戰後的持續建設,終至成為南北兩大現代化國際港埠。南高雄、北基隆肩負著百餘年來臺灣邁向世界的重要角色,也承載了臺灣對外與海洋經貿發展的關鍵使命。
本次特展以臺灣南北雙港─高雄港與基隆港的發展為題,展出自 1913-2004 年近百年間共 83 件的檔案,透過這些檔案,娓娓述說雙港的蛻變,以及在地記憶與動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