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孫文吃過飯就變成黨產？日治時期高級餐廳梅屋敷和一段意外的歷史

臺北車站作為捷運、火車、高鐵、客運等多種交通工具的轉運站，無論平假日都人潮洶湧、車水馬龍。不過就在這個繁華的商圈中，卻有一處綠意盎然、同時具備中式與日式風景的角落，為繁忙的都市人帶來一絲幽靜，它就是國父史蹟館（逸仙公園），日治時期則是臺北鼎鼎大名的料亭（高級料理店）「梅屋敷」。

 

女強人眼光精準 梅屋敷名揚四海

梅屋敷由「吾妻」料理店的老闆娘藤井奈美（藤井なみ）與大和辰之助，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共同創立。藤井奈美在當時可是得到「女傑」評價的人物，她曾是大阪崛江中的一名藝妓，以舞技、歌喉與美貌著稱；在婚姻與事業的雙重不如意之下，明治二十九年（1896 年）攜女兒藤井登美惠渡海來臺。[1]
 

當時臺灣才剛剛割讓給日本，全島局勢尚未穩定，日本的統治計畫也百廢待舉，但藤井奈美別具慧眼，認定經營高級料理店大有前途，因此先於料理店「東」工作，明治三十年（1897 年）便接下該店經營權，並改名為「吾妻」。後來果然如她所料，隨著日本持續推動臺灣發展，店裡生意蒸蒸日上，讓她有餘力再與大和辰之助合力創立梅屋敷，並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 年）將兩店合併經營。[2]

 

擁有上千坪日式庭園、種植眾多梅樹的梅屋敷，不僅料理十分美味，所培養的藝妓更是打響了自家招牌。為了向日本本土宣傳臺灣政治、文化、風俗、經濟及工業等各方面的發展，首部在臺拍攝，明治四十年（1907 年）上映的電影《臺灣紹介活動寫眞》[3]，便特別在梅屋敷取景，拍攝「梅屋敷與藝妓的手舞」（梅屋敷と藝妓の手踊）片段，展現在臺藝妓的舞蹈實力。[4]

 

除此之外，日本舞蹈五大流派之一「西川流」在臺灣的師傅西川嘉定，也在大正六年（1917 年）十月六至七日舉行名號公開儀式，特別在劇場「榮座」安排了歌舞伎表演。其中梅屋敷在精挑細選後，派出擅長舞蹈的藝妓靜香，飾演戲目《戻橋》中的鬼女，並讓靜子和糸奴兩名藝妓分別演出《竹生島》中的龍神及辯才天，精湛表現獲得記者們的大力稱讚。[5]

 

結合美景、美食與美女的優勢，梅屋敷開業後便生意興隆，成為達官顯要宴客的首選。如名律師川瀨周次曾在此舉辦過來賓超五百人的大型園遊會，安排了十多間模擬日本本土各式店舖的臨時攤位，緩解在臺日人的相思之苦；[6]臺灣實業家、政治家辜顯榮獲天皇頒授五等勳章後，同樣曾在此處舉行謝宴，受邀參加者包括時任臺灣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7]

 

由於名流經常出入梅屋敷，也讓當地成為蒐集「八卦」的絕佳場所。如某次川瀨周次在出庭辯論後就到梅屋敷喝酒，記者緊追在後，希望能從醉言中挖掘出獨家報導的題材；以及某位硬漢陸軍中校難過「美人關」，在美貌藝妓的懇求下，只能在酒席上掏出紙筆細細筆記，答應回頭幫她調查某人的行蹤等，[8]讓我們能窺見當時上流生活的片段。

 

從料亭變黨產 只因孫文曾短暫用餐

除了梅屋敷之外，藤井奈美還於大正二年（1913 年）開設「吾妻旅館」，交由女兒藤井登美惠打理。雖然兩者都經營得有聲有色，但藤井登美惠卻在大正十四年（1925 年）先一步離世，痛失繼承人的藤井奈美，最後將吾妻旅館交由養子藤井悟一郎經營。而藤井悟一郎其實就是大和辰之助的五子，梅屋敷後來也由大和辰之助的三子大和宗吉接手。[9]

 

而就在大正二年（1913 年），孫文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失敗後，在轉往日本的途中於臺灣短暫停留不到一天，便曾在日方的保護及監視下來到梅屋敷用午餐。[10]雖然對當時的梅屋敷來說，這只是接待過的其中一位達官貴人，但這段插曲卻對該店的未來造成深遠影響。

 

日本於二戰戰敗後，國民政府接收在臺日人產業，成為公產。由於梅屋敷多年來聲名遠播，原本計畫在整修後用於招待賓客，不過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卻以「紀念國父」為由，獲得所有相關建物、土地及店內物品的使用權，後更透過多次「轉帳撥用」，將產權也納入手中。[11]

 

省黨部取得梅屋敷後，除了一部分作為「國父史蹟紀念館」，以及黨內自用的「黨員遊藝室」之外，剩下的空間則轉租給臺中富商吳子瑜，成為民間經營的「新生活賓館」。梅屋敷在戰時受損嚴重，修繕責任卻完全由承租人吳子瑜負擔，[12]逼得這位富商只能變賣家產支應。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旅居上海的臺灣人慰問團在向國民政府請願後，曾搭乘國軍專機返臺，希望平撫各方情緒，讓事件和平落幕。但下機後不久，就遭行政長官陳儀軟禁在新生活賓館內，並被迫在隔天離開臺灣，完全來不及發揮任何作用。[13]

 

國父史蹟紀念館建立初期，在國民黨的重視與推動下，參觀人數頗為可觀。但在仁愛路的國父紀念館於民國六十一年（1972 年）落成後，由於功能性重複且建築內部空間不足，國父史蹟紀念館的重要性迅速衰退，多次傳出可能遭到遷建。[14]到了民國七十二年（1983 年），為配合臺北市的鐵路地下化工程，國父史蹟紀念館終究逃不過拆除的命運，全園區在原址以北約五十公尺處重建。這使園區失去了被列為古蹟的資格，僅於2007 年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築。[15]

 

民國八十四年（1995 年），臺北市政府徵收國父史蹟紀念館。為拿回這片本應為公產、當時「陳舊發霉、保管不善且空無一物，有失保存國家元勳遺跡本意」的土地，市府付出了接近六．六億元的徵收補償金。所幸經過調查後，相關款項已於民國九十六年（2012 年）以行政處分追徵。[16]

 

走進今天的逸仙公園，眼前雖然仍能看見重建過的梅屋敷日式房舍，庭園卻早已改為仿蘇州中式園林，顯示當地經歷過在地歷史與黨國統治的拉扯。無論如何，日治時期專屬於臺日上層階級、戰後長期由單一政黨把持的梅屋敷，終究還是成了臺灣民眾共有的財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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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川次郎，《新臺灣の人人》（東京：拓殖通信社，1926年），頁255-256。
[2]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年），頁88；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年），頁204。
[3]曾文莉，〈植民地臺湾で制作，撮影された映画における日本の表象〉，《人文研紀要》，第92期（2019年），頁199。
[4]「臺灣紹介活動寫真（承前） 梅屋敷と藝妓の手踊」，《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5日。
[5]〈花の巷〉，《新臺灣》，第28號（1917年10月15日），頁43-44。
[6]「梅屋敷の園游會」，《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12日。
[7]「辜顯榮氏之園游會」，《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2日。
[8]田中一二，《臺灣の新人舊人》（臺北：臺灣通信社，1928年），頁633。
[9]太田肥洲編，《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40年），頁651。
[10]藤井悟一郎，〈記孫先生旅臺舊事〉，轉引自呂芳上，〈孫中山與臺灣及其歷史遺產〉，收錄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先生建國宏規與實踐》（臺北：中山先生建國宏規與實踐，2011年），頁4；劉碧蓉，〈 來臺交通之探索〉，《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第39期（2014年），頁21-22。
[11]梅屋敷旅館接收日人私產清冊及省黨部接收保管清冊函送案」（1946-04-08），〈接收日產房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26700002013。
[12]國父史蹟紀念館改設新生活賓館案」（1946-06-15），〈國父史蹟紀念館管理事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12920003002。
[13]慰問團記者，〈臺灣十小時〉，收錄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頁197-203。
[14]葉韻翠，〈政治紀念地景的建構與衰落 國父史蹟館的個案研究〉，《地理學報》，第104期（2023年），頁19-21。
[15]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國父史蹟館」登錄為本市歷史建築。〉，2007年10月17日，北市文化二字第09630338400號。
[16]立法院，〈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第81卷17期（1992年），頁230，轉引自葉韻翠，〈政治紀念地景的建構與衰落 國父史蹟館的個案研究〉，頁2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處分書〉，2017年6月14日，黨產處字第106001號。
[17]橋本白水，《船越倉吉翁小傳》（臺北：海老原四郎，1931年），頁194-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