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臺灣史】日本為何出兵臺灣？美國領事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似曾相識，日人再臨

一八九五年日本依《馬關條約》接管台灣，五月二十九日日本軍從澳底登陸，引發台灣各地程度不一的抵抗。同年六月十四日日軍轉進台北，十月二十一日攻入台南，戰事持續五個月之久。當時日軍判斷，除台灣「蕃地」外，僅剩恆春、台東等地尚未歸順，濁水溪以南仍有殘餘清軍，其餘幾乎已經沒有大規模的反抗勢力，因此選在十一月十八日宣布「全台底定」。

為了征服台灣南部的恆春，日本派遣第二師團的一個大隊由海上登陸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日軍登陸社寮後，只見群眾議論紛紛，突然有人排開眾人遞上紙狀，上頭寫著：「溫厚篤質，能守我命，因此賜給銀三十兩及鹽三袋。」文末署名「台灣蕃地提督西鄉從道」。

此外，也有民眾帶來豬、雞等物品勞軍。之後還有民眾帶著「日之丸」旗前來，旗子上用片假名寫著：「妥善保存此旗者，皆歸順日本之人。」也有人拿來照片，從影中人所穿著的短外褂判斷，推測是明治初年留下來的影像。恆春半島上的民眾，對於日軍似乎並不全然陌生。而後，日軍在恆春設立台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委任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潘文杰（Jagarushi Guri Bunkiet）為「事務囑託」，調解南部各族歸附日本政府。

相較於戰事激烈的北台灣，台灣南部的局勢較為平和，除了小型的反抗外，並沒有出現大範圍的爭戰，特別是在台灣南端的恆春區域，相形之下更是平靜。恆春地區的居民為什麼會擁有日軍遺留下來的物品？這位被命為事務囑託的潘文杰又是何種來歷？這一切要從外人與台灣南端原住民的初相遇開始談起。

大頭目卓杞篤

一百五十年前的恆春半島，是一個尚未受到「國家」統治的地區，越境拓墾的漢人向長居於此的原住民納稅，取得土地使用權。然而，這樣的關係，卻在十九世紀末短短二十多年間，因外人的涉入而瓦解。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又譯作探險者號）在台灣南部恆春半島觸礁沉沒，遇難的船員們遭到龜仔角社的原住民襲擊。這起船難事件為恆春半島日後的命運揭起序幕。

由於當時楓港（今屏東枋寮）以南的區域並不在清帝國的管轄之內，清廷官方無法也並不打算處理，遇難的船員家屬只好委託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前往交涉。李仙得出生於法國，在娶了美國籍的妻子後歸化為美國人，並曾以北軍的身分參與美國南北戰爭，戰後轉任外交官員，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二年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為了處理上述的船難事件，促成李仙得有機會三度會見當時瑯嶠十八番社的總頭目卓杞篤。當時卓杞篤與他的族人控制了串聯恆春與台東的「瑯嶠、卑南道」一段的沿線，這是過去漢人與原住民往來兩地時的必經要道，往來客旅常需要尋求卓杞篤的保護。

一八六七年十月，兩人第一次碰面，李仙得描述卓杞篤是個年約五十歲的男子，

「他的舉止很從容，語言極為諧合。他的樣貌很討人喜歡，展現極強的意志力與不屈不饒的精神。他的性格樂觀。個子並不高大，甚至可算是矮小，但肩膀寬闊，體格結實。頭髮灰色，依漢人樣式剃掉前額部分，留著一條小髮辮」

「不過，他衣服的樣式是其種族所特有的，在各方面都與漢人不同」

在幾次會面後，李仙得取得卓杞篤的信任，獲得卓杞篤的允諾──往後外籍船難者只要以紅旗為信號表示友好，原住民將協助將船難者送至瑯嶠的漢人聚落，使船難者可以輾轉透過台灣官府重返家園。

一八六九年二月，李仙得再次拜訪卓杞篤，確認兩年前所締結的口頭協議；在卓杞篤一方的要求下，他們將先前口頭約定的內容，付諸文字製成文件。茲節錄該份記錄的一部分如下：

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射麻里村莊，卓杞篤統領下的領域。

在瑯嶠以南十八社頭目卓杞篤的要求下……。我，李仙得，美國駐廈門與福爾摩沙領事，以此作為我與前述的卓杞篤，在一八六七年所達成協定的備忘錄，並由美國政府批准，以及我相信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亦一致贊同，此即為：

遭船難者將受到卓杞篤統領下十八社之任何一社的友善對待，如可能，他們（遭船難者）在登岸前應展開一面紅旗。有關壓艙物與水時：船隻想要補給，要派船員上岸，必須展開一面紅旗，且必須等到海岸上也展現同樣的旗幟，否則不得上岸。即使那時，亦僅侷限於指定地點。……在這些條件之外登岸的人士，則是自冒風險。我認為他們若被土著騷擾時，不得向其政府尋求保護。在那種情況下，其安危將無法受到保障。

李仙得，美國領事

見證人：福爾摩沙南部海關稅務司滿三德先生

見證人兼翻譯員：必麒麟

這份文件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第一次與外國人簽訂的條約。在此次會面中，李仙得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卓杞篤，包括一百八十碼（約一百六十四點六公尺）的紅色羽緞、一把小手槍、一支單管獵槍、一支矛、象牙小望遠鏡、玻璃珠、若干戒指、手鐲及一箱琴酒，這讓卓杞篤有些意外，也相當感動，他對李仙得說了段意味深長的話：

你們帶來這一切若是為了收買我，那是無謂的擔心，因你已有了我的承諾。不過，你若送我這些禮物，以作為友誼的紀念物，那我很樂意接受。當然，話我們都會說，但誰能見到各自的心呢？

透過卓杞篤的話語，除了可以看出這位瑯嶠十八社的總頭目相當重承諾外，也反映他對人情世故的觀察與感受。

一八七一年十月，琉球島人因船難遭高士佛社與牡丹社人殺害，一八七二年二月，李仙得再度前往台灣會見卓杞篤。在這次的會面中，卓杞篤對李仙得說：他很高興見到李仙得，自從一八六七年見面以來，他便盡力遵守彼此間的約定，他說該份協議是他最寶貴的財產，但在那之後，他轄下的海岸曾發生過兩次船難，船員卻沒有揮舞紅旗。他連同船上的漢人船員一體保護送交給李仙得，但遺憾的是他並不知道這些人最後是否平安被送至李仙得手中。

李仙得表示，他所保護的人雖然不是美國人，但同屬友好的盟國，他們很感激，也曾送禮物給他。卓杞篤說，沒關係，人平安就好，又說，他老得很快，隨時都可能死亡，希望和李仙得每年冬天都可以見一面，不然他的族人可能會忘了兩人之間的協議。

期間，李仙得的混血通譯（父親是漢人，母親是原住民）透露，幾次船難的救助，有關船難者生活所需的費用，都是卓杞篤自己出的，而他事後並未收到任何報償；雖然卓杞篤相當富有，並不在意酬金，但若他得知他所救的人都已安全到家，他會相當高興，不過卻始終未傳回任何訊息。

在這次的會面中，李仙得察覺到卓杞篤的難為與權威的下降。雖然卓杞篤是瑯嶠十八社的總頭目，但實質上比較像是各部落聯盟所推舉出來的總領袖，負責協調各部落事宜、仲裁糾紛，對於非直轄的其他部落，並沒有那麼強的約束力。

在雙方達成協議後，卓杞篤依約協助遭受船難的外籍人士，然而遭遇船難或行經台灣南端的船隻，經常不遵守先前的約定高舉紅旗，甚至擅自上岸走動，這些都讓卓杞篤在各部落間承受極大的壓力。

卓杞篤信守對李仙得的承諾，協助轄下海岸的船難者，也慷慨支應相關支出，雖然卓杞篤本人可能不介意，但相關的部落與社人因為無法獲得「預期」的禮物而心生不滿，而船難者也並未依約舉紅旗、不上岸，加上獲救後並未傳回口信，在在都對卓杞篤的威信造成損害。這次是李仙得與卓杞篤兩人最後一次碰面，卓杞篤在一八七三年過世，來不及見到之後南台灣的大變局。

琉球人船難與牡丹社事件

一八七一年的琉球人船難事件，導致日本在一八七四年派兵征討台灣南部原住民，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牡丹社事件」，不僅對台灣近代史的意義重大，也對日後整個東亞世界的發展影響深遠。

一八七一年，四艘分屬宮古島與八重山島的朝貢船，在由琉球那霸港返航的途中遭遇颱風，其中一艘漂流至台灣屏東。當時船上有六十九名乘客，其中三名在上岸的途中溺斃，其餘的琉球人在登陸後遇到了兩名漢人，經詢問後，兩名漢人告訴他們：「往西方有大耳人，會砍頭，應往南方走。」

但這兩名漢人雖然一面帶著琉球人南行，卻又一面搶奪琉球人身上珍貴的衣物，使得琉球人對這兩名漢人產生戒心，認為他們恐怕是盜賊之類，要他們往南方恐怕有詐，便與兩人分道揚鑣，改往先前漢人警告有大耳人的西方走去。

不久，琉球人見遠方似有人煙便向前走去，進入一個有十五、六戶人家的聚落，有男有女，耳朵幾乎垂至肩膀。這些居民提供一行人食宿，並在晚上以芋頭與米煮了兩鍋飯給他們當作宵夜享用。然而，到了半夜，突然有人拿著火把、握著刀進入屋內，奪走了他們身上剩餘的物品。第二天早上，部落裡的五、六名男子帶著武器，向琉球人表示他們要上山打獵，要琉球人在他們回部落前千萬不能離開。琉球人心想又遇上了壞人，因此決定兩人一組分散逃離。

逃了大約四、五公里，遇到一名七十多歲的老翁，似乎可以辨別他們是琉球人，還問他們是從首里還是那霸來的，琉球人因此感到親切，便前往老翁家休息。然而，不久部落的居民追了上來，從屋內抓了幾個人在院中斬首，而部分琉球人則在山中被殺害，最後只有十二人在老翁的協助下，逃往老翁的女婿家暫住四十多日。

後來在這對翁婿的協助下，走陸路、搭小船，花了四天的時間來到鳳山縣境，後在官員的護送下前往台灣府城，清朝官員並協助他們搭大輪船前往福建進入琉球館，歷經一番周折終於返回琉球。根據後人推測，琉球人的某些舉動，如私自離開等，可能觸犯了大耳族人（高士佛社人）的禁忌，或對琉球人的行動不解產生疑慮，因而先下手為強地殺害琉球人。

後來日本鹿兒島縣參事請求天皇為此事出兵問罪。「日本為琉球人向台灣原住民出兵問罪」這件事，涉及的層面相當複雜。

首先，當時琉球與日本、中國的關係相當曖昧，雖然琉球在一六○九年被日本薩摩藩征服，成為薩摩藩的藩屬，但琉球仍同時是明國的藩屬，後來也仍為清國藩屬，這種「兩屬」的情況一直沒有解決；其次，此時清廷在台灣的勢力僅止於枋寮以北，船難的發生地點與肇事的排灣族，並不屬於清廷的管轄；再者，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內部有藩閥競爭問題，此時出兵台灣，正好可以成為宣洩舊中下士族不滿的管道。

這些層層交織的複雜因素，促成日本出兵，在台灣史上稱此事件為「牡丹社事件」，在日本則稱為「台灣事件」。而先前所提到的李仙得，其南台灣經驗，正是影響這次日本決定出兵台灣的關鍵。（待續）

 

本文選自玉山社出版《「小的」與1895》（2015/05/27）

本書特色：

1.1895年，這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看台灣人民在當時「宰相有權能割地」的時空背景下，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局。

2.從仕紳、文人的詩文，以及庶民社會流傳的歌謠、俗諺等，拼組出台灣人民在面對時局遽變時的各種面向。

3.繼《「小的」台灣史》之後，再次以尋常百姓的角度書寫台灣歷史。

策畫者簡介

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文者簡介

潘繼道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台灣原住民族史、東台灣歷史文化。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近代東台灣木瓜番歷史變遷之研究〉、〈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等。

蔡承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主要擔任台灣史研究及展覽規劃。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為台灣環境史、台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圖書館編輯。著有《不純情羅曼史：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婚戀愛欲》、《沒有電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合著）、《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等書。

陳慧先

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台灣史、台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