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處在中日關係的主導地位，這是兩國面對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實質是什麼？兩國在新時代該如何合作，才能既造福彼此，又能有利於其他國家？
2014 年後的中日關係
在西方探險家、商人和傳教士到來前，中日兩國是靠一個由中國文明主導的、鬆散的區域秩序聯結起來的。但現在，這兩個國家都是全球秩序的一部分，這一秩序儘管很不完美，卻是根據一套最初由西方國家建立、比中國秩序複雜得多的規則和程序來運作的。即使將來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仍是西方人創造的這個全球體系的一部分。中國在世界各地獲得影響力與籌碼後，已開始在現存的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同時，中國也正在帶頭創建新的區域和全球制度。儘管為中國所建，這些制度在運作上與其說是按照中國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傳統方式，不如說更像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下所建立的制度下運作。自同盟國軍事占領的那天就臣服於美國的日本，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全球經濟強國，並將繼續在美日安全同盟的框架下運作。
但自從川普政府上臺以來，美國與區域及全球組織的聯繫日益鬆散，日本變得更加自主，慢慢開始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也變得更加主動。
現在中日兩國人民彼此間的聯繫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1978 年改革開放後最初幾十年間，中國的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獲得長足的進步。時至今日，中日間商品交換和人員往來的規模是 1972 年兩國重新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時的一百多倍，商品交換頻繁，遊客眾多。今天，兩國間單日人員往來與商品交換的數量，就超過清朝與德川時代十年間的總量。
從二戰到 1972 年間，兩國年度貿易額從未超過十億美元；但到 2017 年，兩國年度貿易額已高達三千億美元。1965 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前日本訪華人數最多的一年，除去參加廣州交易會的日本人，全年只有不到五千名日本遊客來到中國；而在 2018 年，日本政府發給中國旅客的簽證超過八百萬份，來華的日本人超過二百六十八萬。到 2018 年，中國旅客單日赴日人數約為兩萬多，該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中國現在有超過三萬家日本公司，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外資公司都要多得多。即使一些負責地方經貿關係的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日情緒，實際上卻很務實，願意與日本人合作。日本公司也透過電子商務為中國消費者提供產品。
儘管如此，與其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交流相比，中日領導人之間的交流，互信程度低、共鳴不多、坦誠交流的次數也很少。他們的交流方式比較嚴肅、更加官樣。沒有任何一方的高層政治領導人與對方國家的國民有私誼或深交。兩國最高領導人偶爾會趁參加區域或國際組織會議之便，安排一些短暫的場外會談，但他們長談的次數，五年間不會超過一次。按照中國接待外賓的標準，日本官員通常得不到高規格接待，有時甚至根本得不到接待。
1894-1895 年甲午戰爭前，東部沿海大城市之外的大部分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日本的存在。甚至直到 1937-1945 年中日戰爭期間，除了那些生活在大城市或日本軍事基地附近的人，占中國人口 80％ 的農村人口沒有收音機，幾乎沒有人知道日軍在中國做了什麼。
而現在，中日兩國幾乎所有人每天都能透過電子媒體得知關於對方國家的新聞和專題報導。在中國，主管國家媒體的官員們監控著傳播給大眾的訊息內容。1992 至 2014 年，中國觀眾在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形象。
現在的日本已沒有類似他們在二戰時期設立的那種有組織的宣傳部，但日本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中，有中國示威者向日本商店投擲石塊、中國軍艦與飛機騷擾尖閣諸島／釣魚島附近的日本船隻這樣的電視畫面。兩國播出這類新聞所造成的後果，就是一種普遍的、互相的、公開的敵意，這種敵意在 2010 至 2014 年間到達高峰。儘管如此，隨著中國人均收入開始提高，日本工業產品倒是獲得了中國人的青睞。
因此，中日間廣泛的民眾交往以及經貿關係建築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受制於兩國民眾間普遍的敵意以及政治領導人間因缺乏互信而導致的兩國關係的波動。因為中日關係中的諸多情緒歸根究柢來自對歷史的看法，除非他們處理好由歷史問題造成的情緒反覆，兩國關係就很難建立在一個更堅實、穩定的基礎上。
面對歷史，展望未來
當下關於中日關係史的討論，都集中在兩國關係中不幸的一面，對於積極的一面卻關注較少，比如兩國間大規模文化借鑑的幾個時期，尤其是日本大規模借鑑中國的 600-838 年，以及中國從日本借鑑頗多的 1895-1937 年和 1978-1990 年代。中日文化都隨著歷史而變化，但它們在書寫文字、文學、佛教、儒學、藝術、建築和音樂等方面仍然保留著廣泛的共同之處，有些甚至已成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國家政策允許，這些共同之處可以成為兩國在未來繼續合作的基礎。
中日雙方都更強調自己如何有恩於對方，以及如何受到對方的壓迫。這些鮮活的歷史形象被用於加強對本國及其領導人的忠誠。
中國一直在強調中日關係史上的陰暗面，尤其是透過賣座的中日戰爭電影強化這一點。很多中國人相信日本人本質上就是具有侵略性的。在中國的愛國主義論述中，1937-1945 年的中日戰爭不過是暴露日本人本性的最新篇章。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人儘管有禮貌，也只是表面的。就像在現代史上，日本人嘴裡講要合作，但最後他們製造事變，偷襲了中國和美國一樣。
中國人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與日本關係中積極的一面，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從 1895 年後「學習日本」的各種項目以及 1978 年後的日本「發展援助」項目中受益巨大。他們沒有完全認識到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日本援助項目的慷慨程度，也並未意識到日本已做出的道歉程度之深，以及日本多麼徹底地放棄了軍國主義、追求和平。
透過兩國漫長的交往史，日本人對於中國要求別人臣服於自己的自大與傲慢有著深刻的認知。自 607 年以來，日本不願意向中國低頭，堅決要求被視為政治上的一個平等國家。對日本人來說，每次中國要求他們低聲下氣地道歉，就代表著中國試圖宣稱其優越性的最新版本。日本人願意道歉，但他們還不打算卑躬屈膝地按照中國要求的那樣去道歉。
日本人了解日本對滿洲和台灣的現代化，以及 1895 年和 1978 年後中國的現代化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在他們的集體歷史記憶中，對於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傷害和痛苦留意不多，而這恰恰又是中國不斷在強調的問題。日本政府有時不允許那些批評日本侵華的教科書進入課堂，很多出版物和公共討論都在粉飾日本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
面對歷史，中日兩國能做什麼？
透過向本國國民提供更完整、更準確的歷史敘事，以及對當下的兩國關係進行更持平的講述，兩國可以避免讓歷史造成的問題繼續惡化。他們可以幫助國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間長期的、互相交織的歷史，以此方式承認彼此學習的程度之深，並呈現彼此合作的正面經驗。
日本首相和其他高層官員應該做出決定，在任期內不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高中歷史必修課的課綱上，應該提供關於中日戰爭更全面的論述，特別在教科書中應該使用「侵略」一詞。日本可以製作更多電視節目，完整呈現日本侵略帶給中國人民的痛苦。每一個作為個體的日本人，都應更多地了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以及中國人的態度。
靖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1978年之後，因二戰犯入祠靖國神社引起爭議，此後天皇便未參拜此神社。（Source：by Toshihiro Gamo , via Flickr）中國人應向學生教授更多關於 1895-1937 年以及 1978 年後，中國從日本學到了什麼的歷史。他們可以為民眾提供更全面的陳述，包括日本在 1945 年後追求和平的努力、1978 年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貢獻，以及日本官員已經做出的道歉。他們可以減少二戰反日電影在中國製作和放映的數量，代之以在博物館、課堂以及媒體上對日本更公允的描述。
中國人也可以研究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以此警惕自己：國家富強後，一旦支持軍事擴張的力量強大到成為國家領導人都無法約束的極端愛國主義情緒時，最終可能會導向災難。
新願景：政暖經熱
中國和日本都習慣將兩國之間的關係描述為「政冷經熱」。儘管政治關係不佳，兩國卻有著廣泛的經貿關係。現在的問題是，兩國能否在經濟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外交關係？
自 2010 年以來，改善關係的關鍵一直都在中國人手中，既因為中國在戰時受害更深，也因為中國現在是更大的經濟體，擁有更大的全球影響力。中國領導人當然也會考慮，在一些區域和國際問題上，與日本的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對老百姓的忠誠有足夠的自信，不必再利用反日節目進一步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九○年代，描寫日本敵人的戰爭題材電影是加強愛國主義的有效手段，當國家領導人對民眾的愛國主義有足夠自信時，就可以減少製作與利用這類電影。
中日之間因為歷史問題所產生的不滿情緒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並成為親密朋友是不現實的。這可能是未來幾十年的目標。接下來十年的合理目標，應該是以直接、坦率、務實的方式處理兩國關係，使兩國可以成為可靠的合作夥伴。期待中日兩國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能夠享有「政熱」是不現實的。但如果他們能繼續擴大合作，達到「政暖」則並非不可能，比如「一帶一路」項目、發展聯合項目以解決環境問題，以及共同參與多國組織。
對美國來說，中日之間發展出更密切、更務實的關係應該不是一個問題。一些美國人可能會有警惕性的反應，但他們的警惕可能放錯了地方。中日關係不那麼緊張，加上西太平洋秩序日趨穩定，以及兩國對維持世界秩序做出貢獻，這些都符合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利益。
中日合作議程
2006 至 2008 年，中日兩國領導人和代表們舉行了一系列會議，討論如何合作實現雙贏，他們也設定了一個達到此目標的議程。
2007 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日本並發表了題為〈為了友誼與合作〉的重要演講。
該演講以中文進行，被翻譯為日文，中文原稿又透過廣播播放給中國聽眾。在演講中，溫家寶公開說了日本領導人長久以來希望中國領導人說的話。他承認，在很多場合日本政府和領導人對受害國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然後他對日本戰後選擇和平發展道路表達了讚賞。溫家寶建議以以下五個原則將中日關係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增進互信、履行承諾」、「顧全大局、求同存異」、「平等互利，共同發展」、「著眼未來，加強交流」，以及「密切磋商、應對挑戰」。
中日兩國官員當時同意實現的議程包括如下目標：
- 擴大領導人之間、部長之間、高層官員之間的交流和對話。
- 年輕人之間的交換項目。
-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互訪。
- 在涉及北韓問題上的合作。
- 能源合作（包括節約能源和環境保護）。
- 針對能源問題建立部長級對話。
- 在農業、知識產權、藥物、中小企業、資訊和通訊科技、金融、刑事司法等領域展開進一步合作。
這份 2007 年的議程有望成為符合中日利益的起點，也是全球和平與秩序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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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大國的恩怨情仇該如何解開？
1979年傅高義以《日本第一》讓讀者重新認識日本這個國家，2012年的《鄧小平改變中國》讓大家看見新中國的崛起。
2019年的《中國與日本》將要帶我們同時看見兩個亞洲大國1500年來的交流，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異同，以及千絲萬縷的糾葛，另附中日關係史上十四位關鍵人物的深度側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