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籍情結並非臺灣當代產物！從300年前的朱一貴事件中就開始

派系情結在臺灣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是當代的黨派對立，就連在清領時期，難以計數的械鬥、民變，都與省籍對立有關，影響不同祖籍的宗族地理分布。

康熙六十年（1721 年），臺灣南部爆發「朱一貴走反」，戰事集中於今高雄、臺南一帶，是清廷將臺灣收入帝國版圖後，首宗民間發動的大規模武裝反政府行動。這起事件引發許多連鎖效應，像是清廷在平定事件後重新調整行政區域、事件千里外的半線地區，增設了「彰化縣」、甚至也導致了下淡水河「六堆」客家武裝集團的誕生。

對於「朱一貴事件」，我們或許比較熟悉清廷與反政府軍的戰爭過程；今天我們則要來看，省籍情結如何影響涉入此事件的派系團體？
 

和朱一貴並肩作戰，事件中的另一位領袖──杜君英

史書方志多將「朱一貴」之名作為這起造反事件的代稱，使得另一位民變領導人「杜君英」常常被忽略。若以時間序來講，杜君英於康熙六十年三月十日在「鳳山縣下淡水」（今屏東縣內埔鄉）起事，比朱一貴的「內山羅漢門」（今高雄市內門區）起事時間（四月十九日間）還早。
 

杜君英原籍「廣東省潮州」，廣義上可以說是「屬於閩南語言系統的廣東人」。他號召起事，既能在語言上吸引閩南漳泉片，也能在省籍上吸引廣東省客家集團的支持。杜君英在內埔起事後，獲得下淡水河下游地方頭人的響應（以閩南裔漳泉片為主），接連打下下淡水汛、鳳山汛（今高雄市）。而朱一貴部眾尚在岡山汛與清軍對峙，甚至遭受當地原住民的攻擊，處於相互僵持的狀態。杜君英為了幫助朱一貴，還遣派手下楊來、顏子京前往馳援。

朱一貴在赤山（高雄鳥松）一役落敗後逃往山區躲藏，等待與杜君英會師，再度並肩於赤山和清軍會戰，最終順利擊潰清軍。此一同時，杜君英部將林曹等已經進督臺灣府城（今臺南市）。

朱一貴部將在赤山役獲勝後，與杜君英分兵。朱一貴往府城進發，卻未獨自和清軍交手，而是等杜君英攻克鳳山縣治後，雙方再會師一同進攻臺灣府，逼得當時臺灣最高長官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道員梁文煊，以及臺灣府知府王珍、臺灣縣知縣吳觀域，全數坐船走避澎湖。

最後，朱一貴與杜君英分別佔領臺灣府的道署（文官機構）和鎮署（武官機構）。但這時臺灣縣治（即臺南）尚未真正攻克，攻克臺灣縣治有賴諸羅縣人賴池、張岳等起兵響應，耗時三日打下臺灣縣。直到此時，眾人奉朱一貴為共主「中興王」。
 

康熙六十年（1721 年）五月初，臺灣府（臺南）被三支獨立軍團佔據，朱一貴僅為共主。日後朱一貴雖然封王，卻不代表他對其他兵團有指揮權。
 

以戰績而言，朱一貴部隊明顯不及杜君英部隊的表現，兩人也同為草莽出身。那麼為何杜君英在歷史上的名聲不及朱一貴？籍貫或許是個原因。

朱一貴為福建漳州裔，朱姓又與大明皇室同姓，加上後人戲曲加持，為朱一貴搏得「鴨母王」美名，名聲益加響亮。而杜君英是潮州人，雖然在語言文化上，杜君英所操的潮汕片，比以客家語系為大宗的廣東移民更親近福建漳泉片，但仍究吃了籍貫上的悶虧。後世或多或少夾雜閩粵情結下，刻意淹沒杜君英的事蹟也未可知。
 

共患難易，共享福難：朱一貴驅逐杜君英

朱一貴的部眾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且又姓「朱」，號召群眾的吸引力自然比杜君英打著「清天奪國」名號強大了許多。然而，朱、杜從來就不是從屬關係，而是各自獨立的軍團。所謂「共患難易、共享福難」，入城之後雙方因為「利益分配不均」，很快就爆發衝突。

杜君英自恃戰功，首先不滿朱一貴封賞不公，對此發出猛烈的不平之鳴。而朱一貴和杜君兩人皆出自草莽，手下的部眾都不是紀律森嚴的士兵（雖然說清朝的士兵紀律也沒好到哪）；但相較而言，朱一貴仍然比較有統治者的自覺，至少他一入府城便發布不得欺凌百姓的禁令，也明令約束手下的行為。

杜君英為表對朱一貴的不滿，無視朱一貴不得擾民搶掠的禁令，強搶民女達七人之多，他的下屬戴穆也有樣學樣起來。朱一貴會顧忌杜君英，但對戴穆便直接痛下殺手，算是給予杜君英鄭重警告，只是杜君英依然故我，不肯放民婦，終於惹惱朱一貴。而原本杜君英閩籍下屬的郭國正，決議倒戈接受朱一貴的遣派，攻擊杜君英所在的總鎮署衙門。
 

過程中，朱一貴真正作戰勝利的戰役，其實就是在驅逐杜君英這一役。而且杜君英作戰失利有一大敗因，在於自己原本集團的部隊不相挺。
 

無心插柳：六堆客家的成形

杜君英戰敗之後，率領一千多名殘部往北逃往貓兒干（今雲林縣崙背鄉），一路上還不忘以燒殺閩人報復（省籍情結的恨多深啊），據稱行跡最遠還曾逃到半線地區（今彰化市）。

其實驅逐杜君英，對朱一貴並不值得慶幸，因為勝利的代價是成為清廷反擊的目標。朱一貴統理臺灣府的時候，還不知曉清軍已經在對岸集結、醞釀攻打臺灣，他浩浩蕩蕩進行奉明朝為正朔、將年號改為「永和」、頒布廢除薙髮政令等政治動作。朱一貴也後來沒有嚴加討伐往北逃竄的杜君英，而是將重心放在下淡水河的（鳳山以南）客家人，但這些客家人自行組成民軍，表達不願歸附朱一貴的立場。
 

下淡水河客家人此舉，對朱一貴而言，大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感。為了替自身政權樹立威望，朱一貴集結部隊，在六月十八日朝南部的客家民團發動攻擊，但很可惜，六月十九日間朱一貴軍隊就被對方擊敗兩次。當朱一貴還在對客家人束手無策、咬牙切齒的同時，清軍已經派兵從臺南鹿耳門悄悄登陸了。

這群分布於下淡水河（今高屏溪）的客家人，在朱一貴事件之後開始登上歷史的舞台，後來成為臺灣有名的地方自保組織—─「六堆客家」。這也可看出「六堆」一詞，並非客家移民的原鄉名稱，而是源自於民間聯合自保軍。
 

清朝軍隊的反擊

康熙六十年（1721 年）五月，朱一貴與杜君英攻佔臺灣府城之後，清朝官員效率忽然好了起來，五月中消息就傳回中央（皇帝還是康熙爺），六月一日便火速籌備好向臺灣進軍的事宜。

為了平定朱一貴之亂，清廷派出臺灣鎮總兵、署理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來臺。藍廷珍後來在大肚溪北岸（今臺中盆地），創建墾號「藍張興」，大量引渡漳州移民（偷渡）來臺闢田、造水圳，原本棲息於此的巴布拉族人生活型態也大大被改變，影響臺灣中部歷史深重。
 

六月十七日，清軍由藍廷珍（漳裔）與施世驃（泉裔，施琅後人）率領抵達安平港，同一時期，朱一貴的主力還在和六堆客家火拼，臺灣府城因而空虛，六月廿三日就被清軍奪回。

得知府城失陷的消息，朱一貴只好循杜君英路線率眾北逃，畢竟往南可是他前幾日對著幹的六堆客家，豈不是自投羅網？只是好景不常，朱一貴逃到溝尾庄（今嘉義太保）就被清軍擒下，其他餘黨也差不多在七月間被清軍捕獲，包括諸羅縣軍團的賴池、張岳等人。清軍僅花半個月的時間，奪回臺灣府城、並捉住叛亂頭目。

至於民亂的另外一位主角杜君英，見大勢不成便直往遼闊的諸羅縣域以及山區逃竄。清軍一時還拿他無法，派杜君英舊部陳福壽好說歹說，才以「不殺」為名被誘降。不過杜君英實在情節重大，難逃一死，十月份還是落得跟朱一貴下場一樣，和他的兒子杜會三一同被押送到北京，斬首示眾。

爆發於 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在三月份杜君英開起第一鎗、朱一貴在四月份號召萬人響應後，浩浩蕩蕩草草率率在六月份落幕了。民間遂有歌謠傳唱：「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寥寥三言兩語，就將這場 1721 年的動亂很傳神地總結完畢。
 

朱一貴：空有高義之名的民變領袖？

朱一貴最令人稱頌的事蹟，便是在他落網之後，被押解到臺灣鎮總兵藍廷珍面前，洋洋灑灑「吾乃大明臣子」、「汝等堂堂漢人，甘心侍虜」論調，為後世人激賞和讚譽。迄今仍不乏有改編的戲曲或歌仔戲，朱一貴「鴨母王」昭昭忠義之名傳唱，後人可師。
 

事實上，朱一貴做為領導者，從來沒有思考過對粵籍杜君英集團兵戎相向的連動效應。事後甚至大舉興兵，追剿在下淡水河口的粵籍客家人，落得自己腹背受敵、倉皇潰敗，落得草率收場，難可謂雖敗猶榮。倘若朱一貴連同為漢人的閩粵派系尚不能容──無法調解派系問題──那麼朱一貴在兵敗受縛時，在藍廷珍面前，以高道德標準痛斥藍廷珍為清廷異族統治者效力之不義，是否也有些諷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