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歷史」該是全民運動！
——訂閱支持《故事》，一起灌溉臺灣的人文土壤！在 1953 年，當西莉亞．桑切斯帶著何塞．馬蒂的半身像攀登馬埃斯特拉山脈時，斐代爾．卡斯楚正身在哈瓦那，他是一個身材魁梧，有時脾氣急躁的年輕人，他時年二十六，即將滿二十七歲，正在謀劃一件比在山頂豎立一座雕像更不可能，也更危險的事。
那時，斐代爾．卡斯楚已經在哈瓦那待了十一年。但從根本上說，他是一個來自古巴東部的人。斐代爾．卡斯楚出生於 1926 年，他的父親是西班牙人，曾在古巴獨立戰爭期間為西班牙作戰，母親是古巴人（是他父親的第二任妻子），曾在他家做過廚師，他生命的最初幾年是在巴內斯附近的比蘭村（Birán）附近的一個佔地兩萬五千英畝的種植園度過的。那裡離慈善聖母首次向黑人和土著漁民顯容的海灣並不太遠，離克里斯多福．哥倫布首次在古巴登陸的海岸也不遠。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糖業投資和擴張的衝擊之前，這些土地的大部分都尚未開發。
↑↑↑比蘭是古巴東部的一座小鎮，作為卡斯楚兩兄弟的出生地而聞名。↑↑↑
在古巴，很少有地方會像斐代爾年輕時的鄉村那樣被美國資本所支配。卡斯楚一直待在那裡，直到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東部首府聖地牙哥的一所耶穌會學校上學。在 1942 年時，他去了哈瓦那，進入該國最著名的學校──耶穌會貝倫學校（Jesuit Colegio de Belén），獲得了全國最佳全能學生運動員獎。他在 1945 年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進入了哈瓦那大學，並迅速參與到動盪的學生政治中，幾十年來，這種政治一直是國家體制裡的主流，而最近，gangsterismo（幫派風格）也開始主導了古巴政治。
在 1948 年，普里奧的總統就職典禮和教育部長惡名昭彰的搶劫案發生的兩天之後，卡斯楚與一位古巴政治家的女兒米爾塔．迪亞斯．巴拉特（Mirta Díaz Balart，她後來是美國眾議院兩位頑固的反卡斯楚議員的姨媽）結婚。巴蒂斯塔是她家的朋友，送來了一份結婚禮物，這對夫婦在紐約度了蜜月。
在巴蒂斯塔於 1952 年發動政變時，卡斯楚是一名執業律師，也是正統黨中一名有抱負的政治人。在政變發生後，他立即對巴蒂斯塔提起了訴訟，指控其篡奪權力和違反古巴憲法，但未獲成功。卡斯楚對巴蒂斯塔的自鳴得意越來越感到沮喪，他相信現在是時候來點新東西了，甚至可能是一些里程碑式的東西。
輸了戰鬥，卻贏了民心
卡斯楚很快就確定了對古巴第二大的軍隊設施──聖地牙哥的蒙卡達軍營（Moncada barracks）發動武裝襲擊的想法。斐代爾與他的兄弟勞爾合作，為獲得武器和汽車籌集資金，並招募年輕人，其中許多人來自正統黨的青年部。
他知道他們成功的機會很渺茫。只有 135 名叛亂分子參加襲擊，他們的人數將嚴重不足。但有幾件事對他們有利。他們把攻擊的時間安排在聖地牙哥的狂歡節期間，這是島上最熱鬧的地方。慶祝活動意味著許多士兵和警察都會喝得爛醉如泥。繁忙、擁擠的狂歡節也有助於掩蓋陌生人的到來。襲擊者們將穿上正規軍的制服，以便進入軍事設施，從內部給士兵一個驚喜。最後，叛亂者們期望，一旦他們在軍營實現了名義上的控制，士兵們就會加入反對巴蒂斯塔的鬥爭。卡斯楚起草了一份宣言，在最初的勝利後立即在廣播中宣讀。這份宣言是面向「全國」的，落款署名為「古巴革命」，聲稱要「以祖國神聖權利的名義，為[馬蒂]百年誕辰紀念而發聲。」
為了攻擊軍營，斐代爾．卡斯楚將他的部隊分成了若干組。勞爾．卡斯楚和他的人將攻擊司法宮；他們可以從它的屋頂上發起攻擊，然後控制通往鄰近軍營的通道。阿貝爾．桑塔瑪利亞（Abel Santamaría）是哈瓦那一家龐蒂克牌汽車經銷商的二十四歲的簿記員，也是正統黨的成員，他將控制隔壁的軍事醫院，監督對所有傷員的照顧。斐代爾本人將領導對軍營的攻擊，他率領了九十五人，其中大多數人穿著軍裝，乘坐不同的車輛抵達。這就是計畫。
在 1953 年 7 月 26 日清晨，前四名襲擊者走到軍營的三號大門前，向衛兵敬了軍禮，隨後順利進入了軍營內部。然而，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人認出這些人是外來者，並拉響了警報。陸軍部隊開始射擊。在斐代爾率領的九十五人隊伍中，已知只有四十五人抵達了軍營。有一些汽車在城裡迷了路；有許多叛軍來自城外，他們發現自己要走的預定路線被狂歡節活動封住了。同時，與桑塔瑪麗亞在醫院的，以及和勞爾．卡斯楚在司法宮的許多人都遭到了擊斃或是俘虜。斐代爾．卡斯楚的汽車遭到了槍擊，他從來沒能進入到軍營裡。他隨即逃進了附近的山區，幾天後才被抓住。這次襲擊是一次壯觀而無可爭議的失敗。
然而，後來，斐代爾．卡斯楚對蒙卡達軍營的攻擊將成為一個扣人心弦的起源故事：幾個抱持理想主義的年輕男人（和兩個女人）本著何塞．馬蒂的精神向獨裁政權發起攻擊的故事。蒙卡達襲擊事件成了初始的失敗，但在事後看來，它將不可阻擋地走向勝利。到了 1955 年，斐代爾．卡斯楚將會用蒙卡達襲擊事件的日期來命名他的革命計畫，稱之為「七月二十六日運動」。在他於 1959 年上臺後，這次襲擊的週年紀念日將成為整個古巴最重要的全國節日，在革命廣場上，在何塞．馬蒂的雕像的注視下，舉行盛大的政治慶祝集會。
但即使在這些事到來之前，在失敗的攻擊之後的幾天和幾星期內，卡斯楚在公眾輿論的鬥爭中也取得了勝利。在這一點上，他得到了巴蒂斯塔政府的無心幫助。軍隊在這次襲擊中損失了 33 名士兵，並進行了惡毒的報復。軍隊在俘虜了五十多名叛亂者後將他們殺害。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把襲擊者的屍體扔在了可能看起來像是在戰鬥中死亡的地方。許多死者被埋葬時沒有眼睛或牙齒。
兩名參與襲擊的女子被用菸蒂燙傷過。她們遭受的其他酷刑更嚴重。當局向其中一名女子海迪．桑塔瑪利亞（Haydée Santamaría）出示了一個托盤，上面放著她弟弟的眼睛和她男友的睪丸。記者和後來的歷史學家稱政府對蒙卡達襲擊事件的反應是「獨立戰爭以來對囚犯最大的一次大規模屠殺」。
這一事實將一次失敗的、軍事上無關緊要的攻擊變成了斐代爾．卡斯楚的政治勝利。這並不是說大多數古巴人支持對軍營的攻擊，也不是說他們對發起攻擊的人以及他們的具體目標一無所知。而是因為，一個本就不受歡迎的政府的做法是如此的粗暴和殘酷，以至於公眾的同情心立即傾向了年輕的叛軍。在整個古巴島上，法官、記者、大學官員、神職人員，甚至島上的兩位大主教都譴責了軍隊的行動，要求對被告進行公平審判，並尊重憲法保障（巴蒂斯塔在襲擊發生後立即暫停了憲法保障）。
這是古巴人民對國家的控訴
因此在九月底的時候，當蒙卡達襲擊案中倖存的叛亂者接受審判時，許多人都對此事予以了極大關注。在 1953 年 9 月 21 日，對卡斯楚的審判開庭了。他走進了被擠得水泄不通的法庭，站在舞台中央，所有人都在注視著他。「他在那裡，」圍觀者喃喃自語，指著斐代爾，他的身高超過六英尺，穿著他最喜歡的海軍羊毛套裝，波浪髮型梳理得十分到位，新鬍鬚也剛剛打理過。卡斯楚被帶到了法庭前面，他立即將手臂舉過了頭頂，露出手上的手銬，對法官說：
法官先生……我在這樣的審判上能擁有什麼保證呢？即使是最壞的罪犯，也不會被這樣關押在一個自稱是正義殿堂的大廳裡……一個被銬上手銬的人是得不到正義的……
全場靜默了，然後法官命令摘掉他的手銬。被告人於是變成了原告人。而國家對斐代爾．卡斯楚的審判，即將變成一場斐代爾．卡斯楚對國家的控訴。
在幾分鐘內，卡斯楚再一次讓所有人目瞪口呆，他聲稱自己作為一名律師，有權利擔任自己的辯護人。法官再次同意了他的要求，並命令給卡斯楚一件黑色的律師袍，就像是其他的律師一樣。在接下來的審判中，擔任律師的斐代爾穿上黑袍，而當他恢復到被告的角色時則脫下黑袍。向斐代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很簡單：你是否參與了對蒙卡達軍營的攻擊？是的，他回答道。律師指著他的一些叛亂者問道，那麼其他這些年輕人呢？斐代爾這一次的回答更長：
這些年輕人和我一樣，都熱愛自己國家的自由。他們沒有犯罪，除非為我們的國家爭取最好的東西是一種犯罪。他們在學校不是教我們要這樣嗎？
法官打斷了他的話，建議他只需回答問題。當律師們問他從哪裡得到攻擊的錢時，斐代爾將自己與何塞．馬蒂相提並論。正如馬蒂沒有接受不義之財一樣，他也沒有接受腐敗政客的錢。他有什麼政治地位來動員全體人民？一位律師問道。斐代爾的回答是將自己比作每個古巴人都知道的獨立英雄：年輕的律師卡洛斯．曼努埃爾．狄．塞斯佩德斯，他在開始第一場獨立戰爭時依靠的是同樣的地位，一個名叫安東尼奧．馬西奧的趕馬車人也是這樣起身反對西班牙的。這兩位愛國者在開始時都不太出名。當被問及誰是攻擊蒙卡達的幕後大腦時，斐代爾回答說：「只有何塞．馬蒂，我們獨立的使徒。」法庭上的人們報以掌聲，法官不得不進行了干預。
在審判的最後一天，在法官宣判前，在一個有策略地不對公眾開放的法庭上，卡斯楚發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講之一。講話有五十多頁，儘管言詞迂迴曲折，但仍然是一篇控訴的檄文。它細數了國家機器對年輕革命者犯下的罪行，包括對投降或被俘人員的酷刑和謀殺。它拒絕了對他提出的主要指控的判定基礎──對國家憲法權力的攻擊。
「請問檢察官是生活在哪個國家，」他反問道。「首先，壓迫國家的獨裁政權不是憲法權威，而是違憲的權威：獨裁政權的建立本身就違背了憲法，它凌駕於憲法之上，違反了共和國的合法憲法。」在審判期間，他援引了古巴歷史上的何塞．馬蒂、馬西奧、戈麥斯、塞斯佩德斯這些英雄人物，但他的觀點也遠遠超出了歷史人物的範圍：1688 年的英國革命，1776 年的美國革命，1789 年的法國革命。除此之外，他還引用了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其他許多不那麼為人所知的人：宗教改革的哲學家、蘇格蘭改革者、德國和西班牙的法學家、一位維吉尼亞的牧師。他在談到古巴人民的時候，詳細地澄清了他所指的是什麼。
這個名單還在繼續：教師、小商人、年輕的專業人士、藝術家。他說，所有這些人都是人民。
最後，卡斯楚談到了他自己的革命。他解釋了他們若是能在蒙卡達軍營取得勝利的話，即將在廣播中宣讀的五項革命法律。第一項法律恢復了 1940 年的憲法，承認它是「真正的國家最高法律」。另一項法律是向農民承諾提供土地；還有一項法律是命令沒收所有不義之財。這些擬議的法律聽起來很熟悉；自 1920 年代末以來，經過 1933 年的革命和 1940 年憲法的起草，它們一直是古巴政治願景的一部分。可以說，對軍營發動的粗暴攻擊是不正常的，但是這一行動的目標似乎並未違背常理。斐代爾．卡斯楚透過不同的手段，宣揚了一個人們知之甚詳的政治綱領，引起古巴社會的廣大民眾的共鳴。該方案反映了人們對民主原則和社會正義的共識。
然而，共識並沒有拯救他。斐代爾以他最著名的一句話結束了他堪稱最著名的演講：
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法官判處了他 15 年監禁。這是他所期望的結果。在演講中，他還透露了一些他預料到的事情：「我知道，我的監禁將會比任何人的監禁都更難捱。」
★★ 古巴與美國之間、愛恨交織的百年史 ★★
「如此接近，又如此遙遠。我們認為我們了解古巴，但本書揭示我們從未掌握其史詩般壯闊、又經常是悲慘的歷史。艾達．費瑞為我們提供一個透澈的視角，她既不是完全的局內人，也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她是一位對古巴及其與美國之間難解的糾葛充滿熱情的人。」──林恩．杭特，《歷史為什麼重要》作者
位於加勒比海的古巴，自 1492 年歐洲探險家登陸以後，歷經西班牙的長期殖民統治，最終在美國的干涉之下，於十九世紀末正式獨立。然而，獨立成功後的古巴，未能擺脫殖民地的地位，反而遭到美國更加全面的控制。因此，在二十世紀中葉，由斐代爾．卡斯楚領導的古巴革命爆發，他在推翻美國統治的同時，也將古巴帶向全新的時刻。
在本書中，出生於古巴的美國歷史學家艾達．費瑞，透過其獨到且深富個人情感的筆觸，生動呈現了古巴數百年來的歷史變遷及反抗文化。她指出影響古巴歷史走向的關鍵，便是製糖工業與貿易的發展，以及奴隸制度的興衰。不論是來自歐洲的白人農場主，或是來自非洲的黑人奴隸，正是在他們追求自由、反抗殖民體制的過程當中，一步步的形塑出今天古巴人不分種族的反抗文化。
隨著敘事推進到現代，本書更聚焦於古巴與美國之間複雜而多變的關係上，並貫穿十位美國總統的任期，以及斐代爾．卡斯楚長達五十年的統治。艾達．費瑞透過三十多年的研究，與遊走美國、古巴各地的實地考察經歷，深入探討美國與古巴在各個層面上的密切聯繫，包括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移動、文化上的相互影響、經濟上的互通有無，尤其是政治上從敵對到和解的可能性。
艾達．費瑞認為，要講述一部完整的美洲史，必然同時涵括古巴及美國的不同觀點。因此，不論是 1492 年的哥倫布到來、1898 年的美西戰爭或是 1959 年的古巴革命，本書引領讀者深入古巴歷史中最美好也最黑暗的時刻，將這個島嶼國家的精彩故事融入全球歷史的大格局。艾達．費瑞以其卓越的研究和深刻的見解，為讀者呈現古巴與美國之間，一部關於殖民與奴役、自由與反抗、革命與獨立的宏大史詩。
本書特色
◎一部全面的古巴史：美國知名的古巴歷史學者，廣泛探討古巴從地理大發現時期到當代的歷史，並深入探討古巴與美國之間愛恨交織的關係。
◎多視角呈現：書中不僅描述歷史的知名人物或事件，更透過一般古巴人及美國人的日常視角，呈現兩國之間的歷史時刻。從國王和總統、革命者和獨裁者，到一般的古巴難民與美國民眾，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角色，這樣的敘事風格使讀者能夠更全面地理解歷史。
◎歷史與個人情感的融合：作者為古巴出生的美國人，她將個人經歷及女性細膩的情感，融入全書的敘事當中，這種將敘事者與歷史現實相結合的手法，讓整個敘事更為生動，並提供對古巴歷史的深刻見解。
◎反思與對話：本書透過對歷史的回顧和反思，促使讀者重新思考古巴歷史，以及古巴與美國的關係。這種引導讀者參與對話的方式，使本書不僅僅是歷史研究的成果，更是一段引人深思的探索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