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於嘗試，建立靈活變通的機構來處理新的問題
首先，羅斯福強調了新政的即興發揮和實驗本質。面對大蕭條造成人類苦難的未知深海，羅斯福在制定和執行政策上「幾乎沒有先例可循」。他認為面對這一系列錯綜複雜、影響廣泛的法律，他別無選擇，只能嘗試非傳統的行政做法。「我們遇到了新的、複雜的問題，」
羅斯福解釋道：「我們真的不知道它們是什麼。那何不建立一個新的機構來接管新的職責，卻要將職責強加給舊的機構呢？」舊部門不可避免地習慣於熟悉已久的慣例、既定思維與行為模式。新機構能以創新、活力和高效能為核心，自由地打造新文化。在執政的前十八個月裡，羅斯福從「字母湯」[1]中創建了二十個新機構且為其命名，這些機構以字首縮寫為人所知。
羅斯福的第一項嘗試就帶有他個人發明的特色，那是通常被稱為 CCC 的公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法蘭西絲．珀金斯曾說，羅斯福「時不時」會閃現「幾乎能預知未來的想法和領悟」。公民保育團就是這樣一個概念，它串連了各種不同的事物，形成一個新穎、浪漫而又實用的計畫。該計畫最初於三月宣布，目標是在七月中旬為二十五萬名年輕男性提供工作和生活目標。
這些人大多數住在城市裡，那時剛從學校畢業，正在尋找「成功的機會」。他們到處都找不到工作，所以無精打采、情緒低落。與此同時，數十座國家森林多年來陷入了「被忽略的悲慘狀態」，變成了阻礙生長的第三、第四級灌木叢林地。這些枯死的樹木和灌木必須被清除，也需要有人種植新樹木、建造防火牆，以及清理道路。
公民保育團拯救年輕人的同時也拯救了森林。由於工資大部分都被寄回家，這些收入將同時幫助家庭並刺激難民營附近的當地經濟。根據羅斯福的設想，公民保育團是現在的務實措施，也是對未來的實質投資。種樹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種下「一種道德和精神價值」，以提升和支撐一個世代漂泊的年輕人。
當羅斯福第一次向內閣描述這個計畫時，珀金斯認為這是「一個白日夢」。如何招募二十五萬名年輕人？如何載送他們到森林，而且如何照料他們的衣食和住宿？誰來設計和監督工作項目？這個計畫如何能在三個月內啟動並運作？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可在羅斯福領導風格中見得：建立一個明確目標、要求團隊制定細節、跨越傳統部門的界限、制定短期與長期的大目標，並創造能讓成長與動能加速的具體成功。
羅斯福在幾次與內閣討論的過程中，漸漸有了實現其構想的整體方法。四個部門將出力促成這獨特的共同合作。勞工部從救濟名冊中挑選、招募年輕人。內政部和農業部推薦工作地點，並設計適當的項目。陸軍部建造營地、提供衣食住行，並支付薪資。預備役軍官將返回現役職務，管理營地。內政部將挑選工頭來監督工作。
羅斯福精明地選擇了羅伯特．費希納（Robert Fechner）這位由機械師起家的工會領袖，來領導公民保育團並協調部門間的運作。當羅斯福問他建立第一個營地需要多久，費希納回答「一個月」，羅斯福說「太長了」，於是費希納立刻將時間減半。羅斯福簡短回應：「很好。」
號召二十五萬人在七月中旬以前進駐森林營地──羅斯福藉此催逼他的團隊，透過設定一個超出所有傳統預期的目標來超越正常標準。「現在就做，我不接受任何藉口。」他這樣告訴他們。珀金斯後來說道：「他的特點就是大膽構思這個項目，快速讓它通過。然後就開心地把它留給其他人去操心細節。他把炸藥放在那些必須做這份工作的人的身旁，讓他們自己去摸索方法。」而羅斯福的整個團隊都給出了回應。
到了七月初，超過二十五萬人在一千五百個營地工作，羅斯福自豪地宣布：「這是我們歷史上最迅速的大規模動員。」勞工部每天設法招募一萬名男性，直到達成目標為止。包括喬治．馬歇爾上校（George Marshall）在內的一群能幹的軍官建立起營地，以容納比美西戰爭期間更多的人。深入參與各種保育任務的團員們已經找到「自己在這世界上的位置」──他們要對公共土地的基礎設施進行持久的改造、改善林地、確保防洪和防火，並為後代子孫管理及保護林地資源。
事實證明，公民保育團是最受歡迎的新政計畫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該計畫被中止之前，有超過二百五十萬名年輕人進入營地。其中許多人以前從未見過森林，更不用說住在自然環境中，也很少有人做過艱苦的勞動工作。但是，正如羅斯福希望預見的那樣，他們培養了廣泛的工作技能，並學習與全國不同地區的人一起工作。「我去到那裡時，體重大約七十三公斤，離開時大約八十六公斤，」一個男孩這樣說，他渾身充滿了新建立的自尊：「這讓我完全變成了一個男子漢。」
羅斯福當然明白公民保育團不是「萬靈藥」。儘管最初獲得成功，但公民保育團的二十五萬個工作崗位只占一千五百萬名失業人口的 1/60。為了更能說明這種情況，羅斯福又以體育來比喻。他將自己比做美式足球隊的四分衛，「我的腦袋裡有個整體的比賽計畫」。他知道他的第一場比賽會是什麼樣子，但「直到下一場比賽開始之前，都無法告訴你接下來會如何。如果進十碼，接下來的比賽將與輸球時完全不同」。公民保育團徹底成功，為剛開始解決龐大失業問題的複雜比賽計畫，提供了有利的第一場賽事。
激發競爭和辯論，鼓勵創造力
山姆．羅森曼認為，羅斯福的工作成效最高的時候，是在「贊成與反對的想法、論點都在他面前『被激發出來』，接著進行討論和辯論」的狀況之下。羅斯福身邊都是個性鮮明的人，會為了自己的想法而努力奮鬥，然後羅斯福會刻意設計一些情境，用對立的觀點挑戰他們，讓他們捍衛自己的立場。非常重要的是，他最後會引導他們進行和解。他一次又一次違反傳統的行政程序，指派相同的工作給同一機構的不同人，或者將同樣的項目分配給不同的機構。羅斯福觀察道：「發生一點小衝突是好的。你知道的，一點點小競爭會帶來刺激。這讓每個人持續證明自己比別人更好。」
雖然羅斯福本人從未感受到多重混亂的威脅，但他的政府「天生無序的本質」經常令下屬不滿。有時會威脅到士氣，傷了感情。羅斯福的祕書格蕾絲．塔利說：「羅斯福花了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的時間，在維持他的內閣大家庭的和平。」當羅斯福確定團隊成員感到被輕視或有壓力時，他就立刻行動。他會邀請受委屈的助手到白宮進行「握手會議」。一位行政官員發現，羅斯福「有一種罕見的能力，能夠療癒他不慎傷害的情緒」。
史列辛格說：「在比較平靜的時期，當問題已成為家常便飯，人們就完全有理由要求一個嚴謹且有條不紊的政府。但在危機時期，人們重視主動性與創新，以及會包容與鼓勵這些特質的政府組織。」
羅斯福將權力界限模糊化，因此他可以同時朝不同方向前進。他放手讓他精力充沛的團隊成員自由工作，從不懷疑自己管理他們的能力。此外，羅斯福拒絕將過多的權力下放或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因此他得以掌握最終決定權──這也是他想要的。最能清楚闡釋小羅斯福的競爭管理理論的，莫過於哈羅德．伊克斯和哈里．霍普金斯這兩人之間的鬥爭──這兩個極度能幹的人彼此爭奪「以公共工程緩解失業的數十億美元撥款」的控制權。
作為內政部長和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局長，伊克斯有著積極的商人視角。他認為，解決失業問題的最佳方法是「啟動幫浦」，即透過補貼私人承包商來建造巨大工程。完成這些工程需要花很長的時間，但一旦完成之後，就會永久存在。這些大計畫包括邦納維爾大壩（Bonneville Dam）、林肯隧道（Lincoln Tunnel）、拉瓜迪亞機場（LaGuardia Airport）和大煙山國家公園（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哈里．霍普金斯曾是社會工作者，曾經領導民用工程署（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即後來的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他傾向支持各式各樣的小型和分散式計畫，這些計畫的設計，是為了讓更多人脫離救濟名冊，盡快進入實際的工作崗位。這些迅速動員、以社區為中心的計畫包括數百所學校、圖書館、消防站、遊樂場、溜冰場和游泳池。聯邦藝術計畫（e Federal Arts Project）資助了公共建築的彩繪壁畫。聯邦劇場計畫（e Federal eatreProject）使經典作品的現場演出能深入偏遠地區。
這兩人截然不同的行政風格，反映了他們不同的哲學觀和性情。哈羅德．伊克斯綽號「誠實的哈羅德」，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行政官員，他決心恢復內政部在哈丁政府期間因「茶壺山醜聞」而嚴重受損的聲譽。伊克斯堅持縝密的計畫，他鉅細靡遺地管理每一份合約，時時刻刻提防著浪費或醜聞。作為一絲不苟的紀律者，他很早就上班，而且在華麗的內政部辦公桌前一直待到很晚。在民眾反對的聲浪提高之前，他會在早上八點三十五分把前門鎖上，防止員工因為閒晃而遲到。他甚至還拆除廁所隔間的門，以阻止員工閱讀報紙。
霍普金斯是一個「愛喝黑咖啡的老菸槍」，住在「華盛頓最破爛建築」裡，他常常看起來像是睡在他的辦公桌前，「連續三、四天都穿同一件襯衫」。他對官僚主義相當厭煩，也嫌惡組織結構圖。他偏執地專注在工作量不足而導致的「身體、精神與心靈痛苦」。
霍普金斯認為，以救濟金形式的直接幫助，會破壞一個人的品格和獨立性。人不分男女，都迫切希望且需要工作的尊嚴，以及勞動為生活帶來的紀律。當評論家批評民用工程署提供的工作通常是短期的，對長期經濟幾乎沒有什麼影響時，霍普金斯反駁道：「人們不是在長遠的未來才要吃飯，他們每天都要吃飯。」
羅斯福重視這兩人的思想觀念，並將其加以運用與調和。他尋求短期和長期的利益以治癒這個國家，包括分散式的立即工作計畫，與集中式的持久改進。羅斯福坐在委員會中，評估這兩人提交的競爭計畫──他直接參與了資金的分配。
他認真聽著霍普金斯爭論說，伊克斯偏好的大型計畫要花費太多時間來開發，材料成本越高，這樣直接流入人民口袋的資金比例就越低。羅斯福也同意伊克斯的擔憂，他擔心霍普金斯無法仔細監督他發起的成千上萬個小計畫，使他們面臨效率低下、潛在貪汙，以及國會支持減少的風險。
然而，隨著大蕭條持續了一個月又一個月，羅斯福發現自己更常站在霍普金斯這一邊。相較於由統計數據驅使的宏觀項目，羅斯福更容易被人們的生活故事感動。霍普金斯告訴羅斯福一大堆這種故事──政府提供的工作如何「重建」整個家庭，或公共事業振興署的計畫如何為一個心懷感激的社區提供遊樂場、公園或游泳池。
由於評估結果傾向撥款支持霍普金斯五花八門的項目，羅斯福不得不去安撫伊克斯。伊克斯在日記中記錄了無數次，當他決心辭職時卻被「這個人的質樸和魅力」重新拉回來。這位美國總統一邊耐心聽他說明，一邊「在男僕的幫助下穿衣服」，過程中仍然保持放鬆、專注，並能理解他的個人不滿。伊克斯後來表示：「你能拿這樣一位總統怎麼辦？」
這兩人長期的積怨最終在眾目睽睽下點燃。伊克斯說公共事業振興署這個計畫是「不重要的工作」、「掃落葉」。霍普金斯反擊，怒斥內政部長的建設計畫不斷拖延。羅斯福總統雖然重視，甚至也在他的政府大家庭中煽動這種爭論，但當爭執出現在報紙上時，他就不那麼高興了。
沒過多久，羅斯福邀請伊克斯和霍普金斯陪他進行一次全國巡迴演說，然後搭船遊覽巴拿馬運河。這兩個人日日夜夜都和總統在一起，到墨西哥外海的淺灘釣魚、聊天、玩撲克牌、喝馬丁尼。兩個人都非常享受這難得且長達一個月的親密之旅。當羅斯福「在釣魚時就像一個無助的孩子一樣被人抬上抬下時」，伊克斯再一次驚訝於他「高昂的興致」。霍普金斯告訴他的兄弟，他「玩得非常開心」，而且感覺「真正休息到了」。
這一艘船的日報《藍帽》（The Blue Bonnet）上，出現了一則奇怪的新聞，標題為「葬於大海」。輕快的寫作風格讓人直接想到身為老報人的羅斯福本人。
霍普金斯和伊克斯之間的爭執在今天獲得了一場體面的葬禮。船的桅杆降半旗⋯⋯總統主持了這莊嚴的儀式，我們相信這將使這兩個寶寶永遠從頭版上消失。
霍普金斯對於伊克斯說他的壞話表示遺憾，而伊克斯則承諾，一旦他能找到速記員記下這些熱騰騰的話，他會說得更強烈──只會更強。
總統在背後用力推了他們一把──將他們雙雙推入大海，並且下令「全速前進」。
開放未過濾的訊息管道，以補充和挑戰官方訊息
羅斯福一再勸告他的助手，不要將華盛頓民眾說的話和全國人民的感受混為一談：「去看看發生了什麼，去查看我們做的最終產品。與人交談，親身感受。」如果出現前所未有的情況，必須創建「新的、未嘗試過」的計畫，那麼羅斯福作為最高首長，必須弄清楚哪些計畫有效、哪些無效。這種評估不太可能透過正式管道而完成。為了避免資訊在官方訊息管道中被扣留，羅斯福啟動了全國性的調查。他利用各種非正規的情報來源，使他能夠快速修正、拋棄或改革進行中的計畫。
儘管羅斯福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像收割機吞進穀物一樣」，先消化六份大都市的報紙，但他還是依靠他長久的祕書路易斯．豪爾，把全國各個小村鎮報紙上的文章和社論剪貼下來。羅斯福藉由這份所謂的《號角日報》（Daily Bugle），以更個人化的方式，吸收民眾對於每一項新政計畫的看法。
在羅斯福宣布他想直接聽取人民的意見之後，每天約有六千到八千封信被送達白宮，這些源源不絕的信件也會被集結為類似的剪報。愛蓮娜也要求人們寫信給她，因為公眾人物「可能會與影響國家的生活潮流脫節」。她的每日專欄不僅提供忠告，也聽取民眾的意見和建議。愛蓮娜和她的丈夫一樣，開啟了雙向溝通的管道。
比起其他任何消息來源，羅斯福更加依賴愛蓮娜提供的「未經修飾的真相」。羅斯福稱她為「行蹤不定」的老婆，因為她在全國各地旅行了數十萬英里，一次都要花上數週甚至數月，與來自各地、各式各樣的人交談，傾聽他們抱怨、檢視新政計畫、蒐集大量故事。愛蓮娜每次回來後，都會安排與丈夫共進「不被打擾的一餐」，好讓奇聞軼事「保持新鮮，不會因為重複而變得索然無味」。
羅斯福對於她觀察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有著絕對信任。「愛蓮娜看到了許多總統永遠看不到的事情，」珀金斯說：「她知道的很多東西，以及她對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的了解，都影響了總統。」內閣首長們經常聽到羅斯福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太太常常四處跑。」他會說：「我太太說她上週訪問的那個鎮，住民的工資比全國復興總署（NRA）說的最低工資還要低。」
愛蓮娜的彙報促使羅斯福精簡計畫、提高效率，有時甚至創建出新的機構。當時農業調整管理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已開始支付農民用來銷毀農作物和屠宰牲畜的費用，試圖藉此拉抬下跌的農產品價格，當時過低的價格在農村地區造成了難以承受的痛苦。
愛蓮娜直截了當詢問一位負責人：「這個國家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挨餓，為什麼你還把這些小豬扔進密西西比河？」她對於農業調整管理局計畫糟蹋資源的驚人觀察，促使了新機構「聯邦剩餘物資救濟公司」（Federal Surplus Relief Corporation）的成立。政府購買剩餘的小麥、玉米、肉類和棉花，然後將多餘的商品分發給救濟機構，為失業者提供食物和衣物。
從外部帶來新的訊息來源的同時，羅斯福也攪動了正常的內部訊息流動。若聽聞某局室裡有一個有趣的年輕下屬，他可能會邀請這名員工到白宮，於是打亂了指揮系統，並經常惹惱這些部門的主管。羅斯福習慣深入了解別人，更甚於深入讀書。談話使他有機會釐清自己的思路，他表示：「在平常的日子裡，我會致電或去信聯絡，親自接觸了大約一半的聯邦救濟機構的代表們。我盡可能與我們所有工作的協同人員保持聯繫。」至於給他參考的備忘錄，則是為了過濾每小時堆積如山的資料而量身製作。
法蘭西絲．珀金斯說：「我學會如何準備資料，好讓他可以自己記在腦海裡。」對於行動的建議應該簡短，「最好是一頁」，以大綱形式呈現，列出誰贊成、誰反對，以及為什麼。但她知道，羅斯福最想要的是尋常百姓的獨特故事。這些故事會永遠銘刻在他的記憶中。
適應各種情況，在必要時迅速改變方向
第二次爐邊談話第一次概述系統性改革計畫時，羅斯福曾表示：「我不否認，我們可能會在程序上犯錯。我不期望每次打擊都會命中，我所追求的是盡可能提高打擊率。不僅對我自己，對團隊也是如此。」羅斯福一再告訴那些容易對眼前的重大任務感到壓力的員工說，只要他們在有限時間內盡可能考慮到各個面向，就沒必要煩惱自己是對是錯。羅斯福向羅森曼透露道：「你我都知道，有些人因為不確定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所以反覆踱步，把地毯都踩壞了。盡你所能做出決定，而一旦下定決心，就往前進。」
這種適應性，也就是願意改變立場、做出修正，並且接納不斷變化的情境，可以被視為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原則，貫穿這百日乃至其後的日子裡所制定的各種計畫。其中一些將成為聯邦政府的永久組成部分，包括田納西河谷管理局、聯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Administration）和聯邦通信委員會。其他計畫在戰爭動員時會因為無必要而解散，包括民用工程署，公共工程管理局，公共事業振興署，國家青年管理局。
準備好適應各種情況，是羅斯福在銀行界危機最高峰時履行承諾的關鍵──他在復甦後進行改革，根除不受監管的股票市場與銀行體系中的「舊弊端」，使這些事不再發生。羅斯福用《證券真實法》（Truth in Securities Act）展開他監管股市的首次行動，他說該法案「是為了避免投資者在出售證券時聽到的假訊息」。
羅斯福表示：「我看見那些老實人的家庭承受著極大痛苦，因為他們被說服將自己的儲蓄投資在偽裝成投資產品的投機性證券，再以高壓的方式出售。」他於是得出結論：「國家立法是必要的。」《證券真實法》要求新證券的發行人向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提交完整的登記聲明。蓄意的不實陳述將被判處最高五年的監禁。
該法案激怒了左右兩翼人士。商人們警告說，由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業餘者訂下的「嚴厲」懲罰，會限制股票經紀人，導致股市停滯，進一步阻礙復甦；而改革者們對於「已發行的所有股票和債券都不受監管」深感失望。
不到六個月，羅斯福意識到該法案「行不通」，於是立刻「放鬆限制」，並將聯邦監管擴大到整個股票和債券領域，而不僅僅是新發行的證券。該法案要求廣泛而具體地禁止股票操縱行為的一切形式，並計畫成立一個新的監管機構，即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Exchange Commission），由五名任期五年的委員組成。商界領袖相當憤慨，認為放了一名政府的「警察到他們的角落」。紐約證券交易所威脅要搬到蒙特婁。
羅斯福向國會發出一封特別信函，警告說，與其他新政的立法相比，反對這一項法案的「運動組織得更為嚴密」。他警告說，如果有任何人企圖削弱或破壞該法案，議員們將必須對美國人民負責，因為人民已充分意識到「不受監管的投機行為」助長了「沒有保障的繁榮」和經濟崩潰之後「可怕」的歲月。該法案後來輕易通過了。最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成為最受推崇的新政機構之一。
在百日新政的第九十九日，監管銀行業的立法終於正式簽署了。《格拉斯──史提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提供了預防性改革，以檢查造成銀行業危機的顯著弊端。羅斯福認為，這場危機的起因是銀行利用存款在過熱的股市中進行投機行為，於是無法滿足提款要求。該法案要求銀行做出選擇，它們可以從事商業活動，也可以投資銀行業務。但從此以後，它們被禁止兩者兼顧。
在關於該法案的辯論中，參議院增加了一項修正條款，要求聯邦政府向銀行收取儲蓄保險費的同時，也對存款提供一定額度的擔保，而這一額度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羅斯福強烈反對這種擔保。在一份書面說明中，他要求參眾兩院會議委員會的成員否絕該修正案。「這不會起作用，」他堅持認為：「弱勢銀行將會拖垮強勢銀行。」羅斯福甚至威脅要否決整個法案，除非存款擔保的修正案被否決。
儘管如此，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該法案最終仍以完整的修正案通過。羅斯福立刻打電話祝賀格拉斯參議員，並在簽字儀式上開玩笑說，這項法案的生命力比貓還強。莫利觀察道：「這是他對於自己在存款保險問題上最終被打敗的善意承認。」
然而幾個月後，羅斯福意識到他堅決反對擔保存款的想法是錯誤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成立為存款人提供了他們所需的安全保障。到了 1934 年，超過九成的銀行購買了保險。五年內，存款增加了近五成。根據貨幣歷史學家的說法：「銀行存款的聯邦保險，是 1933 年經濟大蕭條時最重要的結構性變革，最有利於貨幣穩定。」
在這兩個案例中，羅斯福都修改了他原來的提議，並表示自己願意妥協。《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減輕了處罰的嚴厲程度，同時擴大了構成違法行為的範圍。羅斯福在反對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後，又優雅地接受它，並最終將其視為自己成功又合法的孩子。沒有一成不變，沒有最後終點。對羅斯福而言，決策和管理是生命歷程的一部分。他向珀金斯保證：「目前我們必須盡我們所知做到最好。如果不成功，我們可以邊做邊修改。」
由於這種即興、更動和改良的傾向，以及這種靈活領導富於想像力和渲染力的本質，小羅斯福經常被比擬為一位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按照劇作家羅伯特．謝爾伍德的說法，他是「政府中真正的藝術家」。
作為一個逆轉重建的藝術家，小羅斯福沒有現成的範本或模版，讓他加以擴大並應用於國家。珀金斯觀察到，他「用手邊的資料和問題來工作，當他在處理某個階段的同時，下一個階就已經展開」。隨著一個又一個計畫成形，他也越來越純熟老練。他直覺性的人際互動變得更有自信、更加細膩，就像這個國家的人民對他和他們自己的信心及信任愈發強大。
在這一百日的尾聲，第七十三屆國會特別會議終於在六月十六日休會，羅斯福表達了他的感激之情。他讚揚這一種「超越黨派的團隊合作精神」。羅斯福也對「立法和行政部門之間的全心合作」致敬，這種合作採用一種「解決新、舊問題的新方法」，而且「證明我們的政府能夠應對緊急狀況，能夠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完成一項計畫」。
當戰爭來臨時，小羅斯福喜歡說自己從「新政醫生」變成了「打勝仗醫生」（Dr. Win the War）。雖然兩位醫生面對不同的挑戰，但他們有相同的做法，相同的領導基因──一種憂慮時不會踩壞地毯的特質、透過交談來放鬆和思考的特質、享受領導樂趣的特質。當狀況危急且需要急救，這兩位醫生都會跳入戰場。
這位醫生曾經設定了一個目標，要在短短三個月內招募二十五萬名年輕人加入公民保育團，但七年之後，他又戲劇化地做出一個決定，要在一年內達成五萬架飛機的驚人年產量，讓美國在一年內領先德國。這個一開始看似荒謬的目標，後來被證明是「提升視野的心理目標」，激發了團隊成員的想像力，並激勵民用工業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這位教育家在他第一次爐邊談話中，清楚解釋了銀行危機迷宮般的複雜性。後來，他要求國人在自己的桌子上攤開一張戰爭地區的全球地圖，這樣他就可以指出「關於地理的一些事情──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戰爭的總體戰略是什麼──每一場戰役又是如何與地圖呼應」。
小羅斯福的溝通天賦無疑是他成功完成共同使命、澄清問題、動員行動和贏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工具。他的信念從未動搖，如果人民「得到政府的信任，能看見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得到完整而真實的陳述，那他們通常會選擇正確的道路」。小羅斯福與他所服務的人民之間的這種相互連結，就是他領導的核心。
確實，不論國內或國外，在這個充滿憂患的時代，如果說領導者的性格與智慧具有確切的重要性，那麼，這個論點絕對會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寬闊的肩膀上得到證明。
.png)
本書以美國最具代表性、風格截然不同的四位領導人物為借鏡：林肯、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與詹森。他們的領導方式與他們面對的時代特性相互契合，正如鑰匙與鎖頭。每一把鑰匙都是獨一無二，因此無法處處通行，而同一塊鎖頭也不能放諸四海皆準。儘管如此，我們依循歷史脈絡，依舊能在偉大領導者身上察覺到一脈相承的品格與價值。
[1] 指小羅斯福為應對大蕭條而成立的新政機構，又被稱為「字母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