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亞病夫」到「為國爭光」,華人如何看待運動?

每逢棒球國際賽事舉辦時,臺灣人往往陷入熱烈的看球情緒,贏球時歡欣鼓舞、輸球時咬牙切齒,彷彿國仇家恨,這樣的情感也使得不少人開始打趣的說著:「我們的國球不是棒球,應該是贏球吧?」這種對於國際競賽異樣的執著,是如何誕生的呢?

東亞病夫與現代運動

時間回到二十世紀初期,1903 年,《新民叢報》刊出一系列文章,不僅指斥中國人身體羸弱,遭到外國人譏諷為東亞病夫,更呼籲中國人應該要以身作則,強身才能救國。這與過去中華文化強調「勤有功,戲無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大相逕庭。

這系列文章引起了相當廣泛的討論,而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梁啟超將原本用來描述清朝國體病弱「東亞病夫」觀念,偷偷調包成描述身體病弱。要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唯有強身,強身救國的觀念就此進入華人的運動觀。

當時,甫近入中國的西式學堂、傳教士也帶來了歐美教育中的運動觀念,其中以德國、英國的運動觀念最為盛行。德國的運動觀念是受到拿破崙戰爭影響,在愛國情懷下鼓勵國民鍛鍊身體,從軍報國。英國的觀念則與德國大相逕庭。工業革命以後,英國的中產階級大量增加,這些新興的都市居民為追求更好的教育,紛紛將孩子送進公學校。學校鼓勵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參與運動競賽,特別是能夠培養集體精神的團體競技更是受到重視,划船、足球、橄欖球這類相互對抗的運動成為英國運動的標誌。而這些公學校的學子在畢業後陸續成為傳教士、官員、資本家,隨著英國十九世紀末期日不落帝國的腳步踏遍世界。

在現代運動傳進中國後,中國人自然也接觸了這些新式運動觀,但在「東亞病夫」的觀念推波助瀾下,強調競爭與遊戲性的運動本質卻逐漸變調,競爭成為國族榮辱的場所,遊戲就是不流血的戰爭,甚至連運動的方式也默默分成中式與西式。如霍元甲成立的精武體育會,不僅接納了來自歐美的各種運動,同時也鼓勵中國人從事踢毽子、武術、蹴鞠等傳統運動。在這當中,透過洋人的運動在競技場上擊敗洋人顯然更受到一般中國人的歡迎。

李小龍電影中的「東亞病夫」

足球:從運動競爭到為國爭光的競技

在這些西方傳入的運動中,足球尤其受到中國人青睞,這是因為足球的遊戲方式與中國傳統的蹴鞠較為接近,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傳統的一環。這讓參與足球的人口逐漸增加,從上海、香港等外國人大量出入的租界、殖民地開始往內陸傳播。上海的中國大學生開始舉辦大學足球競賽,華人運動員也漸參與由租界洋人舉辦的足球競賽,在賽場上與外國人直接對抗,宣洩對外的不滿情緒。

這種以運動對抗外國的風氣在 1920 年代逐漸加劇。巴黎和會後,中國瀰漫著一種對列強的仇視與愛國情緒,這種排外情緒使得外國人和中國報紙不斷呼籲中國球迷要保持冷靜,看球時不要「一有失望,即以怒氣加人」,因為這種激昂的情緒「不但公正人及外人球員遭危險,即彼等所崇拜之華方球員,苟未能如所期而戰勝者,亦不免受責罵。」[1] 此類因為看球而影響比賽的情況時有所聞。

1929 年時甚至發生嚴重的暴力事件,球迷因不滿比賽判決而衝場中毆打裁判,迫使以華人為主的樂華隊暫時退出上海聯合會,洋人球會甚至提出沒有武裝巡捕就不和華人球隊比賽,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2]

在此背景下,上海華人足球界誕生了一位球星──李惠堂。李惠堂活躍於 1920 年代末期的上海球壇,因為球技出眾而有「球怪」的綽號。李惠堂率領的樂華足球隊在與洋人舉辦的足球競賽中連戰皆捷,漸漸成為上海華人的驕傲,甚至有句「看戲要看梅蘭芳、踢球要看李惠堂」。

蔣介石與李惠堂(右)

除了中國各地的地區聯賽,在戰前亞洲最大的國際競賽──遠東運動會中,中國足球隊亦同樣戰績輝煌,十屆競賽中拿下九座冠軍,足球因而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運動。這種因競技勝利而全民瘋足球的盛況,讓戰前的中華民國獲得「遠東足球王國」之稱,足球亦成為當時的國球。

國際競賽成為外交工具

過了十幾年,隨著國共內戰進入尾聲,1949 年國民政府敗退來臺,雙方都對外宣爭自己是中國, 1952 年赫爾辛基奧運時,中國代表權的爭論首次浮上體界檯面,體育界也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外交戰略的一環。國民政府透過軍方人力、物力推動運動事務,利用各項運動交流的機會去和各國互動。比如透過棒球連接東北亞,足球聯絡東南亞、籃球和美國等等,而最重要的自然是組織運動代表隊參與競賽為「中國」發聲。

1952 年赫爾辛基奧運海報

顯而易見的,在逐漸狹隘的外交情勢下,國際競賽成為中華民國發聲的重要管道,在「運動競賽的勝利 = 國民身體強盛 = 國家強盛」的連結下,組織一支能贏球的國家代表隊遠比運動本身更為重要。運動場也成為國家動員的場域,不僅場內需要獲得勝利來彰顯國家的正統性,場外也需要號召國民加入比賽,完成國家與民族的一體感。

在這樣的考量之下,足球成為 1950 年代的國球,也是國家重點運動。透過徵召香港球員,中華民國不僅能與戰前的中國進行連結,也能獲得競技水準在亞洲位列前段的足球選手。中華民國建構了一個延續的足球傳統,以此獲得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支持,特別是東南亞華僑的實際支持。

除了足球外,其他運動也紛紛以勝利為目標組織代表隊,在需要的時候「為國爭光」。

體育外交的另一個選擇:棒球接力成為國球

但隨著中華民國不斷地徵召香港球員,香港足總漸漸開始感到不滿,並出手干預。1960 年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愈來愈難徵召香港足球員,居住在香港的李惠堂向臺灣政府呼籲,必須重視全民運動,培養運動人口,才能繼續在國際賽維持足球隊的競爭力。

香港足球隊代表中華民國奪冠後獲總統蔣介石接見

1960 年代末期,臺灣政府開始有些積極作為,陸續舉辦了大型的運動邀請賽和亞洲盃資格賽,希望能利用觀賽帶動運動風氣。教育部也在 1966 年開始推動《各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辦法》(也就是俗稱的體保制度),希望透過保送升學的方式鼓勵一般學生多運動。隨後,行政院在 1968 年核定「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作為教育部體育施政的方針。

1972 年,臺灣政府和香港達成協議,停止選派香港球員,失去香港球員的中華民國足球隊國際成績一落千丈。與此同時,紅葉少棒搭著舉辦邀請賽的風潮一舉躍上舞臺,意外擊敗日本的少棒代表隊,成為中華民國新的外交寵兒。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國際社會失利的中華民國,反倒在運動場上有傑出表現,中華民國的少棒代表隊屢屢在國際比賽上擊敗各國選手,原本由足球競賽承擔的國家榮辱漸漸轉由棒球運動承接。

華人的運動觀:競技

受到二十世紀初期梁啟超《新民論》以來的國族主義影響,華人的運動觀與競技密不可分,也因此產生贏球歡天喜地、輸球哭天搶地的國家一體感。政府對外積極推動運動外交,對內也輔以體保制度來提升運動風氣。然而,運動過度強調競技時,趣味性就會逐漸消失,也讓「競技」成為今天許多臺灣人對於運動的唯一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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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足球場中讀中國近世發達史〉,《中央日報》,1928年3月2日,第7版。

[2] 〈樂華退出西人會〉,《申報》,1929年3月22日,第11版。

參考資料

  1. 《申報》、《中央日報》、《民生報》
  2. N Guoth, “kangaroos and dragons: the 1923 chinese football tour of Australia.” Canberra: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0.
  3. 十一劃生,「香港足球史稿」網站,下載日期:2019年8月3日,網址:https://elevenstrokes2014.blogspot.com/2014/
  4. 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中華足球年鑑》。臺北:橙青印刷事業有限公司,1998。 湯志傑,2009,〈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臺灣的現況〉,《思與言》,第47卷第1期,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