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肝疫苗研發的背後，是一場遊走道德邊界的醫學人體實驗

1967 年，哲學家提出了經典的「有軌電車問題」：當你看到一輛電車正駛向鐵軌上的 5 個人，你會不會拉動控制桿讓電車駛離原本的軌道、並將電車引導到另一條上面只有 1 個人的鐵軌上？
 
當人們回顧 1950 年代的索爾・克魯格曼（Saul Krugman）的案件時，所遭遇到的就是這樣的道德兩難。這位充滿爭議的美國醫生對抗著人類歷史上最兇殘的病毒之──肝炎。為了製作出拯救無數人命的疫苗，他以精神病的孩童為實驗對象。這起事件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呢？而這起案件，又給人怎樣的道德啟示呢？
 

困擾人類千年的肝病

 早在希臘時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就已經紀錄患了肝病的病患會出現發燒、皮膚變黃等症狀，但直到 20 世紀，人們對於這種疾病的瞭解仍然非常有限，當時的人們只知道一種肝病，被稱為「流行性黃疸」（epidemic jaundice），且每年超過一百萬人因這種疾病死去，對醫療系統造成極大的負擔。這種情況維持到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軍爆發了最嚴重的一波肝炎疫情，超過 5 萬名士兵出現了黃疸。嚴峻的情況終於導致美軍成立專門的委員會，目標只有一個──找出肝炎的疫苗！
 
當時擔任軍醫的克魯格曼也開始對肝炎產生了興趣。二戰結束後，他向流行病委員會提出想研製肝炎疫苗，但問題是：到底哪裡才有合適的研究場所呢？就在此時，紐約一間為智力殘疾兒童設立的機構，進入了他的視線範圍之內──威羅布克學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
 
我們先解釋一下威羅布克學校的來歷。威羅布克學校落於紐約南邊的森林之間，佔地 151 公頃的機構（大概比臺大還要再大一點）本來是紐約州一間退伍軍人醫院，二戰結束後，有人提議把這裡改建成一間照顧殘疾退伍軍人的療養院。然而，這個建議卻被當時的紐約州長道威（Thomas Dewey）打了回票，因為他認為現今紐約州裡還有好幾千名身心缺陷、永遠無法成為社會的一份子的兒童，需要受到「高度的溫柔與關愛」。因此，在州長的堅持下，照顧啟智兒童的「威羅布克州立學校」正式於 1947 年 10 月開學了。
 

然而，短短 7 年後，這間學校就已經到達滿員 4000 人的狀態，人數甚至還在不斷擴張。到了 1950 年代後期，這裡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精神病院、也是全美生活條件最惡劣的所在地，幾千名病人根本無人照顧，只赤裸著身體或衣衫襤褸，其他則被留在骯髒、上鎖的病房，無休止地晃動著身體。稠密的人口加上衛生條件惡劣，讓此地一再爆發肝病。學校的負責人因而找上了當時正在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克魯格曼，請他前往調查許多孩子染上傳染病的原因與防治方法。
 
當克魯格曼終於登上紐約南部的史泰登島、漫步偌大的校園中時，他幾乎難以掩蓋內心中興奮的情緒：他終於找到進一步研究最理想的地方了！這些研究將可以幫助那些孩子，而更重要的，還可以讓他獲得更崇高的聲譽。從 1955 年左右開始，克魯格曼就在這所學校裡建造起實驗室、開啟他們長達 15 年的實驗⋯⋯
 
一名患有嚴重自閉症的小女孩尼娜・蓋倫（Nina Galen），便是其中一名實驗的受試者。她的母親找遍了所有可能照顧她的機構，最後她找上了威羅布克學校，但她萬萬沒想到，等待她的幾乎是魔鬼的抉擇：要把女兒送進學校就要同意讓女兒受肝炎人體試驗。但由於 1950 年代這類機構極度缺乏的原因，不管她找遍了所有地方，回應她的都只有一串長長的、幾乎看不到盡頭的等候名單。威羅布克是她最後的希望。她回憶：「我會被拒絕.....除非我抓住這個機會。」
 
最後，她達成了協議。「我完全絕望了.....所以我同意了。」
 
克魯格曼很快就湊到了足夠的人數，展開實驗。他將肝炎病毒的提取物混進蛋糕、奶昔等食物裡，餵食給孩子們，仔細紀錄下他們感染的過程。用一句克魯格曼自己的話：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夠「闡明疾病的自然史及預防方式──新獲得的知識將導致疫苗的開發」。接著，他又將已康復病患身上取出抗體打到兒童身上，證明已康復病患身上的抗體的確能夠預防感染。
 

實驗年復一年的進行著。最後，他的肝炎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1967 年，克魯格曼發表研究結果，證明有兩種不同的病毒株引起肝炎：第一種（A 型肝炎）是通過糞口途徑傳播的，而第二種（B 型肝炎），則是通過親密的身體接觸和體液傳播。克魯格曼確認了兩種不同的肝炎病毒和它們的感染途徑。這是 B 型肝炎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克魯格曼也因此獲得了無數讚譽。但發現 AB 兩種肝炎還不是他的終點，克魯格曼的最終目標是發展疫苗。
 
三年後，克魯格曼再次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發現將患者的血清稀釋後再加熱，就可以取得一種死毒 B 肝疫苗的原型。雖然這並非是最終的疫苗，但克魯格曼的研究成果依舊震撼了醫學界，但這也就是他能走到最遠的地方了，因為維洛布魯克學校內部真實的情況，已經隨著電視轉播出現在數百萬人的眼前。
 
1972 年，兩名熱血記者在接到威羅布克學校內部狀況的線報後，決定偷偷潛進學校一探究竟。一進去後，他們被裡面的狀況徹底震撼了。當時整間機構已經有多達 5400 名患者，高達 60% 的患者無法自行上廁所，一些兒童沒有衣服穿、一絲不掛的蜷縮在地板上，裡面的空氣聞起來盡是惡臭、疾病與死亡。

記者找到了一些能夠說話的受訪者，他們訴說了裡面難以想像的狀況：「我被棍棒和皮帶扣毆打。工作人員踢我的頭.....大多數孩子都赤身裸體的坐在房間裡、也發生了很多性虐待.....」

事實上，過去整整十年來，克魯格曼的行為從來都不是秘密，包括紐約大學醫學院、紐約州精神衛生部和紐約州公共衛生部都批准了他的各種實驗的方案，而克魯格曼的研究成果也都會發表在各種知名的醫學期刊上。一直到 1966 年，才有第一位醫學倫理學倡導者亨利・貝克（Henry Beecher）博士跳出來質疑這場醫學實驗。

貝克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文章，明白表示醫學倫理的一條行為準則：「在任何情況下，醫生都不得做任何會削弱人類身體或精神抵抗力的事情，除非那件事是為了患者的利益而採取嚴格的治療或預防適應症。」舉例來說，化療會引起患者嚴重的副作用，但化療可以幫助患者治療癌症，因此合乎道德。但克魯格曼的行為，是在一個人身上誘發疾病，就算之後會帶來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利益，在道德上仍然值得存疑。
 
在貝克發出聲明之後 5 年，又有另外一位哥德比（Stephen Goldby）醫生也站了出來，致信最知名的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譴責克魯格曼的方法──

⋯⋯整個克魯格曼的研究，⋯⋯無論在學術或治療上多麽重要，都是不合道理的。⋯⋯在對受試兒童沒有任何好處的情況下，對他們進行實驗是否正確？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有沒有父母的同意都是如此。

指控接二連三傳來。對此，克魯格曼醫生也有自己立場：他認為自己的實驗並沒有剝奪孩子的權益。根據當時學校的衛生條件與傳播狀況，90% 的孩子一進來就會染上肝炎，因此他向孩子的父母解釋了實驗，並表示如果自願參加受試，這些受試的孩子們也會比其他人更快獲得疫苗。
 

⋯⋯這些研究讓我們有可能在機構中控制肝炎。如果這個目標能夠實現，那麼不僅孩子會受益，他們的家人和學校裡照顧他們的人也會受益，更別提那些世世代代都飽受肝炎困擾的世界各國人民⋯⋯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買單這種說法。兒科醫生保羅・歐非特（Paul Offit）就強烈反對克魯格曼為孩子接種病毒的行為。他認為就算裡面的孩子90%都會染上肝炎，克魯格曼這種刻意接種病毒的行為，將得病的機率提高到了百分之百。
 

我認為，你永遠沒有理由可以為孩子們接種可能會殺死他們的傳染性病毒。

歐非特這樣說道。
 
正當醫學界為了克魯格曼的行為爭論不休時，威羅布克學校的慘狀隨著新聞報導出現在數百萬觀眾面前。輿論壓力下，紐約州政府終於關閉了威羅布克學校。在克魯格曼的實驗被攤開於陽光下，整個醫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實驗中的道德：當進行類似的人體實驗時，實驗的準則與規範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早在事件爆發前的 1960 年代，世界醫師會（WMA）便發表一份《世界醫師會赫爾辛基宣言──人體醫學研究的倫理原則》，為人體臨床實驗設立下尺度，重申最重要的一條準則就是「知情後同意」原則：受試者並須大致理解實驗內容、並在清醒下同意試驗，實驗一旦危害到人體便需立即停止。另外，對新知識的追求也永遠不能凌駕每一個受試者的個人權益。1970 年代，美國《貝爾蒙特報告》（Belmont Report）更確立了臨床試驗的三個核心原則：對人的尊重、仁慈與公正。在威羅布克的案例中，對肝炎知識的渴望已經凌駕於孩童的權利與尊嚴之上，因此這實驗在道德上便是錯誤的。
 

克魯格曼實驗帶來的啟示，絕對不只「噢這件事是錯的」如此單純，相反的，它呈現了黑白分明的善惡之間，其實還有一塊模糊的灰色地帶──「雖然這實驗對受試者不好，但之後可以拯救更多條人命⋯⋯」的道德困境。這類的道德議題未來還是會不斷地困擾我們的世界，但我們也不用太過灰心，隨著新的事件引發新的道德議題，人們也會進一步審視是非對錯的邊際，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探索與追尋，最終逐步打造出一條可遵循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