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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侵襲全世界的武漢肺炎（covid-19，又稱新冠病毒），可以說是本世紀以來影響範圍最大的疫病，直至今日病毒的蔓延尚未停歇，人們與疫病之間的對抗也還未到達終點。
在臺灣，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成為人們持續思考的課題。回首過往臺灣的抗疫史，我們是如何面對、防治、醫療以及擊敗大型傳染病的呢？
臭蟲，納命來！防疫從防止病媒開始
在清國時期、甚至更早的紀錄中，臺灣就曾被稱呼為「瘴癘之地」，像是來臺找尋硫磺礦的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是這麼形容臺灣的：「特以深山大澤，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郁永河說明了人來到臺灣就會致病的原因，與臺灣保有原始環境而延伸出的瘴癘之氣有關。
此處所謂的「瘴癘」，不外乎一些流傳於臺灣的傳染病──瘧疾、霍亂、鼠疫、傷寒……等，皆是透過病媒蚊蟲、生飲生食等所傳播的疫病。尤其是蚊蟲這類難以完全杜絕的傳染源，打也打不完、捉也捉不到，著實惱人。
當然，臺灣先民們也不是吃素的，早已發展出對付蚊蟲的一套辦法。在清康熙年間的巡臺御史黃叔璥則記錄下臺灣人在端午節那天發展出「送蚊」、「避蚊蚋」的有趣習俗：「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燻之，用楮錢送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兼插禾稗一莖，謂可避蚊蚋。」
過去人們將病媒蚊蟲視為是疫鬼，除了燒稻梗驅除，也會燒冥紙（楮錢）送其離開；至於掛艾草、菖蒲則是保留至今的端午習俗之一，黃叔璥更為明確地告訴我們就是要避免病媒蚊蟲的侵擾。
然而，雖然已有許多防止疫病的傳統手段，傳染病仍然是許多踏上這座島嶼的人最害怕的事情，進入日本時代，來到臺灣的日本人更是心有餘悸。早在1874年，日軍因牡丹社事件前來臺灣，長期駐守在島嶼南端的日本人深刻見識到臺灣傳染病的厲害，光是病死者就高達561人，這也成為日後日本統治臺灣時首要處理的問題。隨著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也將近代醫學、公共衛生觀念帶入臺灣社會，逐步防止傳染病的危害。
日本當局陸續在臺灣推動的市區改正、臺灣家屋建築規則等，都帶有改善環境的意涵，希望藉此避免病媒的傳播。除了從改善衛生環境來根本解決問題外，對於大眾來說消滅會傳染疾病的蟲害、鼠害，更可以說是全民運動。
《駐臺南日本兵日記》中便可以看到，日本時代初期，軍隊中抓到老鼠、蒼蠅不僅有獎賞以鼓勵士兵，甚至這些日本士兵下午閑暇無事時，休閒活動居然是聚集三五好友一起「拍胡蠅」！這幾乎成為他們每日的固定行程之一，可見蒼蠅的侵擾之盛。
即便到了 1930 年代，蒼蠅帶給人們的困擾仍然未減，這群飛蟲也成為臺灣文化協會重要成員黃旺成揮之不去的夢魘。從他日記中對蒼蠅的描述，彷彿可以想見他咬牙切齒的模樣，日記寫道：「午飯後臥了一點多鐘，蒼蠅很討厭，總睡不着覺。」
在 1934 年 3 月 16 日這個烈陽高照的炎熱日子裡，黃旺成早上先是面對愛犬所生的三隻孩子中、兩隻因為生病而死去的悲痛；中午，黃旺成便「化悲痛為力量」，拿起驅蠅神器「打蠅扇」在中庭擊斃上百隻的蒼蠅，成為當之無愧的蒼蠅殺手。不知道他是因為對愛犬的憐惜之情，憤而找蒼蠅發洩心頭之痛，還是當時蒼蠅危害實在太過興盛，因此能「手動」擊斃這麼多隻蒼蠅。不過，如果黃旺成有閒錢購入一臺「捕蠅器」，似乎就不用這麼累人了。
這臺捕蠅器（ハイトリック，AUTOMATIC FLY TRAP），是名古屋的尾張時計製造會社的劃時代產品，於 1919 年開始販售，一經發售便成為人氣商品，也吸引其他的會社陸續推出相似產品，可見得「捕蠅」在當時是令人苦惱的事情。這臺捕蠅器的用法，是在四角柱的四面塗上糖水與醋水，透過氣味吸引蒼蠅停留，接著將發條上緊，讓四角柱自動旋轉，將停留在上方的蒼蠅帶入箱內，無處可飛的蒼蠅只能往集蠅盒集中，便能「自動」地捕捉到蒼蠅。
這麼看來，黃旺成的家中應該缺乏一臺自動捕蠅器，為他分擔捕蠅的辛勞。
愛乾淨，好棒棒！打掃衛生就能受到全國表揚
維護環境衛生這件事，不只是喊喊口號而已，儼然成為臺灣人的全民運動。1915 年 4 月 1 日到 4 月 5 日，黃旺成在家鄉新竹參與「衛生展覽會」，不僅有各式衛生教育的宣導展覽，期間更安排各類演講，包括曾任醫學校校長的高木友枝、醫學校教授的稻垣長次郎，甚至在展覽中還結合了當時的「高科技」──夜間的「衛生幻燈會」，吸引大批民眾前往觀看。根據黃旺成在日記中的記載，即便那天雷電交加、大雨傾盆，他還是特別前往觀看這場幻燈會，直到半夜十點才回到家。
事實上，不僅是新竹舉辦過衛生博覽會，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地也都舉辦過，目的即是當局向臺灣人宣導各項衛生觀念。甚至到了 1935 年紀念臺灣始政四十週年的「臺灣博覽會」，更設有一館向外國人展示當局在臺灣衛生經營的成果，內容不外乎各項衛生保健成果，像是環境清掃、飲食安全，防疫措施包括海陸檢疫、鼠疫檢查、細菌檢查、病患隔離、預防注射與種痘等。
其中種痘制度的建立，更是改善臺灣一直以來預防天花的環境。過去臺灣漢醫面對天花的傳播，只能將感染者的痘漿、或是天花痘的結痂，接種於人體，讓健康者擁有天花抗體，俗稱「種人痘」。然而，這樣的做法反而讓天花更為猖獗。
日本時代起，便嚴令禁止利用天花患者的任何病徵接種在健康者身上，並且在 1906 年公布「臺灣種痘規則」，自此出生滿一歲的幼兒都要接種天花疫苗，往後每年二至四月間定期接種一次，成為臺灣人出生後都必須經歷的一個環節。另外，每當天花大流行時，總督府更會推動臨時種痘，期望透過多一層保護讓疫情得以趨緩。
只是，每每種痘都是一次大工程，臺南醫生吳新榮就在日記中說道：「單單佳里本街即直轄內人數都上五百幾名。我用三小時，直種亂種又大種，這是未曾有的。雖然疲勞太甚，而想起社會上的意義我也甘願。」可見每到種痘季節，醫護人力總是相當吃緊，雖然吳新榮為此深感疲憊，但為了臺灣人民的健康，他也願意不辭辛勞的付出。
在當局與人民的努力下，日本時代後期許多臺灣的傳染病都陸續得到控制，公衛系統也有了很大幅度的革新。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嚴重破壞了臺灣好不容易改善的衛生環境，加上醫療院所因戰火倒塌、停業，以及戰後初期百廢待舉，造成許多傳染病捲土重來──尤其是瘧疾。直到 1950 年代，隨著臺灣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合作，引進各類治療瘧疾藥物，以及使用 DDT 進行撲滅病媒蚊的工作之外，政府也成立衛生處等相關單位，持續推動環境清潔工作，逐步控制瘧疾的傳播。
巫醫、醫師、寄藥包，臺灣人治病的百百種選擇
疾病時常殺人於無形，過去人們要發現疫病的存在，往往是因為染疫之後，許多人出現類似的症狀，因而警覺事態嚴重，才會執行對應的治療手段。面對來無影去無蹤的疫病，自古也發展出許多不同的處理方式。
以原住民族為例，許多部落擁有自己的巫醫系統，舉凡各種問題皆需要透過巫醫向祖靈詢問，像是泰雅族的竹占。當部落裡的族人遇到生病、厄運、壞事時，便會請巫醫透過竹占向祖靈問事。此時，巫醫會蹲下以膝蓋夾住竹棒，使其保持水平，將圓珠置於竹棒前端，開始與祖靈溝通，如果圓珠能夠停止竹棒上不動，則表示疾病、厄運能夠解決，如果圓珠一直掉落，則代表事情未能輕易結束。
進入日本時代，面對臺灣的疫病，有鑒於隨軍而來的醫官數量並不充足，日本當局於 1897 年就在臺北醫院開設土人醫師講習所，期望培養醫事人才，降低醫療系統的負擔。直到 1899 年正式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能夠取得「醫師免許證」在臺執業，只是這紙證書卻不等同於日本的醫師證書，執業範圍仍有所侷限；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於 1922 年改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到了 1936 年又改制為臺北帝國大學的附屬醫學專門部，也就是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在醫事人才的培育下，臺灣人不僅得以進入官方醫院任職，在大街小巷也可以看到私人開設的病院，像是蔣渭水在臺北大稻埕開設的大安醫院，前文提到的臺南醫師吳新榮在故鄉開設的佳里醫院等。
除了醫師培育需透過層層考驗才能取得證書執業，藥品製造與販售在日本時代也受到相當嚴格地管控。1896 年的「臺灣藥劑師、藥商、製藥業者取締規則」先規範製藥業者與藥商需要登記，1900 年更針對藥品公布「臺灣藥品取締規則」，由日本內務省試驗所或是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試驗過的藥品，才得以進行販賣。
只是對於偏遠地區來說，若未有醫師開業，進城就醫往往緩不濟急，因此出現了專員帶上斷咳散、十全大補丸、九牛大補丸等常備藥袋，寄放在顧客家中，依據使用數量定期結帳，形成「寄藥包」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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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臺灣與疫病的對抗之路尚未停歇，從防疫到醫療，不僅僅有各種生活化的工具產生，像是捕蠅器，以及藥商生產的家庭用藥；各式制度規範，也逐漸影響著臺灣人的生活，像是種痘規則、賣藥許可證等等，都是有別於傳統的醫療制度。
如今看來，過往人們與疾病的抗爭就好像不斷再重複發生，我們始終走在與疫病對抗的道路上，未曾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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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話」臺北市立文獻館典藏特展
這些珍貴的歷史物件，或者年代久遠，或者珍稀少見，訴說生生長流的點滴風貌。2022 年適逢臺北市立文獻館 70 歲生日，特地推出「第70話」特展，以「紙上浮生」、「閑話東西」、「返景原鄉」、「和風習習」、「繪聲繪影」、「一頁臺北」六大主題，邀請您一同進入文物的故事宇宙。
▲展期：2022 年 8 月 4 日（四）至 10 月 9 日（五）早上 10 點至下午 5 點（週一休館）
▲地點：西本願寺廣場樹心會館（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 174-2 號）
＊特別感謝劉錡豫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協助擔任和風習習展區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