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臺商與日商是好友,還是敵人?經濟史家洪紹洋帶你看當時兩國商人如何攜手賺大錢
採訪撰稿:黃詩茹 ▎編輯:黃詩茹 ▎攝影:汪正翔

穿過幾落書堆,再越過層層書牆,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教育中心洪紹洋教授埋首研究室一隅。這段路彷彿穿越時光隧道,而隧道的那一頭,是二戰前後的臺灣,那個脫離日本殖民,剛成為獨立經濟體的臺灣。

研究經濟史,談經濟,也談歷史。經濟專長出身的洪紹洋,梳理戰後臺日經濟關係,他讀數據,也翻史料,挖掘那些往來臺灣、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商人,如何在動盪時代中開創商機。

洪紹洋從史料檔案中,拼湊出臺日商人如何在戰後開拓貿易版圖。(攝影/汪正翔)

漂洋過海尋商機的臺灣商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從那一天起,東亞政經版圖重新洗牌。

日治時期,臺灣依附在日本和中國兩大經濟體之下。日本戰敗後,臺灣就此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直到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正式成為獨立經濟體,臺日和臺美的經濟關係由此揭開新的一頁。

日治時期,製糖、樟腦等大型工業由日人經營,商業活動也多由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財閥控制。「臺灣是島嶼經濟,資源不足,市場有限,必須尋求對外連結才能發展。在戰後初期,臺日之間短暫斷絕的時期,給了臺灣商人很多機會」。

戰事甫歇,小資本的臺灣商人就以靈活身段前往中國探尋商機。洪紹洋說:「一般人容易誤解臺灣和中國之間的商貿交流是以戰後為起點。實際上兩方的人流和物流,應該放在近代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延長線上討論」。

洪紹洋考察回憶錄和傳記,將這群臺灣商人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在戰前就隨日本侵略過程前往中國、滿州國,戰後便留在當地經營兩岸貿易,他稱為「殖民地網絡延續型」。

以黃烈火創辦的和泰商行為例。黃烈火戰前在神戶從事棉布、雜貨買賣,並將事業版圖拓展至滿州國,在長春設立木材加工廠,也從上海進口油品、輪胎等物資回臺銷售。戰後因應臺灣發展交通業,他選擇進口橫濱輪胎、豐田汽車產品,之後更爭取到兩家公司的在臺代理權,累積足夠資本後便在 1953 年創辦味全食品公司,由貿易商轉向食品加工業。

臺灣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後,臺灣商人以靈活身段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商貿交流。(繪圖/鄭喬尹)

第二種類型則是在戰前經營日本進口生意,戰後初期將進口源頭轉向中國,例如臺南幫。其中包括創辦統一企業的吳修齊、吳尊賢兄弟,早期由日本進口棉布來臺銷售,戰後則將布匹來源轉向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事業有成後便成立臺南紡織公司,並跨足食品業。

第三種類型是擁有船舶,不受定期航班的限制,能自由往來兩岸的「創業者」,例如新光吳家。戰後創辦新光紡織的吳火獅,曾打造一艘 150 噸的木船自用,每個月載著麵粉、土布和海產往返基隆與中國港口,雖然戰後未繼續發展海運事業,1950 年代後便以多角化經營成立紡織、百貨、保險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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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先行!日資和臺企聯手

臺日間的貿易,直到 1950 年國民政府和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GHQ)簽署「中日貿易協定」後,才恢復正式往來。這段時間「經濟先行」的臺日關係如何重新啟動?曾在臺興建眾多事業的日資為何再度投資臺灣?臺灣企業又是如何在其中獲取利益?

1950年代初期,臺日間的經濟關係先行於外交關係。日企以提供技術、與臺企合資等方式重返臺灣經濟市場。(攝影/汪正翔)

洪紹洋提到,「1950 年代,政府對外資是偏於保守的。尤其當時規定,外資賺的錢如果要匯出投資母國,必須經過政府審核,實際上非常嚴格。而且臺灣被認為隨時可能發生戰爭,所以外國人來臺投資並不多」。

當時臺灣各種新興事業處於草創階段,設備、原料、技術等方面都仰賴日資支援。在這個基礎上,日本企業一方面提供技術發展,另一方面積極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以這兩種模式重返臺灣市場。

尤其在臺日經濟重開初期,不少日本企業尋求舊殖民地的商業網絡合作。例如永豐商行在戰前是三井物產的合作廠商,1950 年後,三井選擇繼續和永豐合作發展在臺事業,類似的案例都能窺見戰前後臺日互動的連續性痕跡。

洪紹洋說:「以前都說臺灣的中小企業家是拿著一個皮箱到國外賣東西。實際上,在 1960 年代,很多產品都是透過日本商業網絡賣出去,日本商社在國際銷售的網絡優勢是過去比較少討論的」。

包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作為全球性的貿易公司,除了經營臺日貿易,也將臺灣商品銷往國外,或把國外商品賣到臺灣。同時,和臺灣中小企業合作,從日本進口原物料,在臺設廠加工生產紡織品、收音機、橡膠鞋等產品,再透過日本商社的國際貿易網絡銷售至第三國,形成所謂的「三角貿易」模式。

洪紹洋時常在舊書店蒐集研究資料,各種文書、名片都是他的收藏。(圖片提供/洪紹洋)

說到這裡,洪紹洋鑽進書堆,翻出一本《三菱商事臺灣史(1952-2011)》,「三菱商事當時就和新光、遠東、奇美合作,從日本引進技術,從事紡織加工、橡膠鞋、家電用品,再賣到國外。這些商事一開始只是做商業買賣,後來也開始在臺灣投資工業」。

他認為,過往強調戰後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突顯中小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外資貢獻較少著墨。透過釐清大型日企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的過程,也可窺見這些外國資本在臺根植、本地化耕耘的軌跡。

冷戰、美援,還有日圓貸款

以臺灣經濟史為中心,洪紹洋不以戰前、戰後的斷裂與延續作為分野,而是從臺日、臺中和臺美的對外經濟關係進行剖析。如此一來,就不可忽略二戰之後,長達半世紀的冷戰背景,以及美國對臺灣為期十五年的美援計畫。

「對臺灣而言,美援是一個渠道,日資也是一個渠道,這兩個脈絡看起來各自獨立,實際上也有關聯」。

四處找尋商機的日本商社,自然也將目標鎖定當時的美援。洪紹洋指出,美援中有許多農產品物資採購計畫,日本原本也想利用自身的國際商業網絡優勢,透過投標計畫獲取商業利益,但當時決標都需要美國同意,最終多是美國企業得標。

洪紹洋說:「當時臺灣和日本都從屬於美國,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一員。在日資來臺的過程中,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對日本商人而言本來是一個賺錢機會,但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洪紹洋提到,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臺灣與日本,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產生既合作又競爭的互動關係。(攝影/汪正翔)

而在 1965 年 6 月 30 日,美援結束的隔日,日本對臺灣實施「日圓貸款」,臺日經濟往來又進入下一個篇章。

爬梳這段歷史,洪紹洋說:「臺灣接受日圓貸款,幾乎都提供給公營事業和公共工程的設備更新。這個契機帶動日本營建業和機電業進入臺灣市場,深耕在臺影響力,一些人也陸續成立貿易公司,專門進口日本重機械,我認為對臺灣而言是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作為獨立經濟體的臺灣,在向外拓展經濟的過程中,是否也和日本產生競合關係?洪紹洋認為東南亞就是很好的案例。日本作為戰敗國,對部分東南亞國家採取戰後賠償的經濟合作模式,以對外援助的政策在當地興建公路、水壩、廠房。

同時間,臺灣也企圖將觸角延伸至東南亞,例如前往越南等地蓋紡織廠、糖廠,「臺灣政府為什麼想去東南亞投資?主要是在冷戰體系下想結合反共盟友」。於是,雖然在臺灣,臺灣經濟依賴於日本,但在東南亞,臺日卻是呈現競爭關係,而這也正是洪紹洋目前的研究課題。

「過去我們會研究南北關係、先進國與後進國的關係,但這個角度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南南關係,以及後進國的資源如何援助後進國?」

藏在檔案和回憶錄中的經濟活動

我們好奇,經濟學的訓練背景,為何選擇經濟史作為研究領域?洪紹洋笑說:「其實我本來要念歷史系,結果填志願進了經濟系」。

洪紹洋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為臺日關係史的研究領域提出新的補充。(攝影/汪正翔)

博士班畢業後,洪紹洋前往東京大學擔任外國人特別研究員。他觀察,研究戰後日臺經濟、日臺關係史的日本學者多由政治史和外交史切入,較少觸及經濟議題,而他的專長與觀點也為學界補充了新的認識。

不同於計量史學,運用統計數字和數理模型說故事,洪紹洋在檔案和史料中抽絲剝繭,親自訪談耆老,也鑽進舊書店揀寶,看似平凡無奇的斑駁舊書,在他眼中都是重現歷史的珍貴材料。洪紹洋說:「我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透過不同學門的多方學習,才能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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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來源
洪紹洋(2013-2014)。臺灣經濟構造的轉換(1931-1949)。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洪紹洋(2013-2014)。美援下的日臺經濟交流(1950-196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洪紹洋(2015)。〈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臺灣文獻》66 卷第 3 期,頁 103-150。
洪紹洋(2016)。〈1950年代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臺灣史研究》23 卷第 2 期,頁 165-210。
洪紹洋(2017-2018)。戰後臺灣經濟高度成長中的外來投資型態與企業發展(1960-1973)。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洪紹洋(2019)。〈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臺灣史研究》26 卷第 4 期,頁 97-141。
洪紹洋(2020-2022)。區域分工的移轉:1950-1970 年代臺灣與東南亞間的雙邊經濟和產業發展。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研究計畫)。
本文原刊載於人文.島嶼,〈逛舊書攤、讀回憶錄,洪紹洋挖掘戰後臺日商人如何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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