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人生的首二十多年，對臺灣的認識可謂相當皮毛，要數的話，僅限於一般旅遊地區，而且還是旅遊團安排的典型景點。但臺灣這島似乎就像命運一樣擺脫不掉。小時要跟父母去，接著是中學時期跟阿嬤一整家人去，然後是大學畢業後加入的首家公司為答謝員工的旅遊……臺灣之於香港，畢竟算是對男女老幼都很相宜的外遊選擇。
不但距離不遠，而且也用繁體漢字。料理方面更是可滿足不同年齡層的胃口：老人家可吃中華料理和各種臺式小炒；愛吃日本料理的港人，在這裡能輕易找到更實惠的選擇；而各式咖啡廳、甜點、火鍋等，給年青人的享受亦多不勝數。總言之，臺灣無疑是港人團體旅遊的輕鬆之選。
我曾以為，以這種吃喝玩樂的心態遊玩臺灣就足夠。要認識當地更深嗎？反正，以後國語[1]學好一點就是了。當然，這個「以後」遲遲沒有正式降臨。只是，誰也猜不到，後來讓我認真探問起臺灣生活的，是一些相遇和印象，絕沒有也不需一個所謂「正式」的原因或時點。初成為自由工作者時，恰巧認識了一些臺灣朋友，便開始去臺灣探索。每一次離開時，心裡想看、想體驗的名單總是又增長了一點，於是又趕快訂下下一次去的時間。我在當地遇見一幕又一幕深印在腦海的場景，無形中竟在心裡累積成越發深廣的湖，沉靜地躺著。
我期待這個湖得以日漸完整而昇華，但卻缺乏表達那些養分的語言。而每逢在臺灣過生活，就好像有更多礦物安分地累積，等待沉澱和表達。雖然可能會漸成一種鬱結，但亦暗藏待受語言解放的興奮。它好像正在形成一股我從未見過的東西，似乎只要有方法整理表達，湖面就會生起一條閃爍燦爛的橋，或通向星河的大道；好像只要取得動力，就可形成滋養萬物的有機環境，湖水可以揮發成雨點，積聚成雲，建立循環，成為一幅生機勃勃的圖畫。當初就是有這麼一段時間，我的心裡如此累積起一個寂靜的湖，待著，也彷彿在沉睡。
一年初夏，我從臺南北上，跟友人亦修相約吃午餐聚舊。當天是平日，午飯時間過後，餐廳就剩下我們，一個研究生、一個自由工作者，在餐後悠然聊天。我們兩個港人就像獨占了餐廳的舞臺，以廣東話暢所欲言，除了互相更新近況，更分享了不少生活小發現。亦修比我更早到臺灣來。他是留學生，而我不過是間中來臺的訪客，只是待久了，開始想擺脫「觀光客」的標籤罷了。
那次聚舊，我禁不住跟他坦白自己對於「發現臺灣」的一些小驚嘆。當時我猜想，本身研修臺語文化的他，可能會認為我的發現無足輕重，或甚至覺得我大驚小怪。但由於我覺得自己的驚嘆是出於我香港人的身分，所以可能只有同為香港人的亦修能聽明白。結果，他聽著聽著也很欣然，對比我們在香港的生活時，更是興高采烈。
那次，我到底跟亦修說起什麼驚嘆的事？首先要數我當時剛從臺南得到的體會。
追溯芭樂的語言身世
有一天，在陽光普照的南方下午，我跟當地友人走過一臺芭樂車。車子停靠在公園路邊，一位老伯正緩緩整理小貨車上堆得像山丘的芭樂。友人看我一直觀察這個場景，便說：「啊，伯伯在賣『拔啦』呢。」拔啦？真奇妙。莫非因為我的國語不好，一直把「芭樂」講錯了？正當我打算取笑自己怎麼連這種日常事物都仍然說不好的時候，友人卻解釋，「拔啦」不是國語，是臺語「菝仔」的意思，亦是臺灣人對「芭樂」的常用念法。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臺灣在地使用的語言不是只有國語一種。
我想，雖然大多數港人都知道有臺語這種語言，可是臺語在臺灣有多常見？在哪裡比較普遍？這些都不是港人一般會關注的問題。我們看到「蚵仔煎」便用國語照著念，「芭樂」也一樣。只看見它們同是漢字，卻沒想過為何與香港人使用的名詞不同。這次芭樂之會，給了我一番震驚。友人並非在造作賣弄，不過是自然而然說出了「菝仔」。我開始想，這種水果到底是先叫「芭樂」，還是臺語所講的「菝仔」？為什麼說國語的臺灣人，有時卻不用國語講「芭樂」？
這個問題在心裡漸變得急切。我亟欲找到正當性來說服自己，或許「菝仔」是很偏門或過時的說法，自己確實沒必要去學臺語叫法。畢竟，學國語已經不容易了，難道還要學別的漢語語言嗎？
說來，其實心情也很糾結。首先，「芭樂」這名詞對香港人來說已經歷了一重翻譯。香港人一般稱這種水果為「番石榴」，意思大概就是外來（番）的石榴品種。中國大陸也叫「番石榴」。港人可能習以為常，也就少去想臺灣對這種水果為何另有專稱。如今，終於知道「芭樂」有與國語發音相近的臺語念法，是真的該趁機去查查看這個名字的來由。
可是，這種名字的來源找起來也不容易。我認為《蚵仔煎的身世：臺灣食物名小考》一書裡的解釋最為詳細。裡面提到「菝仔」這臺語名詞，特別是「菝」這個字，有可能是從歐洲語言而來。沒錯，是歐洲！這下子，可令謎題更添趣味了。書裡說，芭樂的名字在葡萄牙文「goiaba」和西班牙文「guayaba」都以「ba」音作尾，可能就是其臺語名字「菝」的由來。我們一般認為臺語就像廣東話一樣，是比較本土、非國際化的語言；可是，芭樂的背景，居然暗示臺語曾受西方影響？
事實上，別看臺灣今時今日盛產芭樂，就以為它是臺灣的原生植物。它的原產地為中南美洲。我為了尋找這個臺語名字的來源，特地去圖書館查了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食物指南，裡面提到歐洲人最初在海地發現這水果，而當時其海地名字為「guayavu」，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員後來把這種水果帶到世界各地去。我記起大學上西班牙語課時，學到西班牙和葡萄牙語會把聲母「v」發成像英語聲母的「b」音。
如此一來，把水果傳開來的航海員很可能把海地名字尾音的「vu」發成「bu」，並因而演變出以「ba」作尾音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名字。這只是我的推測。食物指南又記載道，芭樂在十七世紀便普及於東南亞地帶。當時正值大航海時代，歐洲多國透過航海接觸和占領東南亞各地，臺灣北部於十七世紀也曾被西班牙人占據。所以就像《蚵》書所分析一樣，追溯歷史，臺灣人首次為此外來水果命名時，真的可能受其西班牙名影響，造就了「菝仔」的臺語叫法。
除此以外，如果硬要把「芭」和「樂」用臺語念，發出的音並不是「菝仔」。根據種種線索，大致可推斷是先有「菝仔」的臺語講法，才有「芭樂」這個發音相近的國語名稱。「芭樂」這個名詞，應是根據臺語「菝仔」的念法音譯而成的國語名詞。
這就像香港以前會把日常用語寫成較正式的書面語，例如「的士」（Taxi）和「窩夫」（Waffle）。在臺灣也有相似的口語影響書寫的情況，「芭樂」就是一例。有了背景脈絡，便忽然覺得學臺語叫法也不是那麼艱深的一回事，還覺得「菝仔」好像比「芭樂」更順口了。同時，似乎也明白了為何不少臺灣人會講「菝仔」，而不一定用國語念「芭樂」。畢竟，後者是硬譯出來的書面語。某程度上，聽一個人怎樣叫這水果，就可得知對方是什麼樣背景的臺灣人。
一聲稱呼的背後故事
這件事，屬於我對臺灣的驚訝發現。單單嘗試理解一個當地名詞，就發掘到一點關於當地語言、生活以至社會歷史的故事，裡頭反映的多元世界，教人驚嘆。我想起香港的一些獨特名詞也能勾起當地的生活事跡，原來在臺灣也一樣有。而且，裡頭的多元與複雜細節，似乎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臺灣比香港大得多。
以前糊裡糊塗的，只知道臺灣的臺語是國語以外的本土語，有點像是臺灣本地的「鄉下話」。曾聽說過臺語就等如中國福建的閩南語，但沒有詳細考究。現在才知道，原來一些臺語詞源可能跟廣東話一樣，受到過去殖民者帶來的文化影響。
以往臺灣的殖民者，除了日本人外，還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語言與生活中可能還有更多外來影響，而我還未發現。而到底臺灣的「鄉下」指的是哪裡？是否即鄉郊或較為落後之地？還是純粹指本地人的「家鄉」？如果是後者的話，在今時今日的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社會，「鄉」則不一定意味著落後，不過是客觀的地理文化根源而已。這些種種，我從前都沒想清楚。
除此之外，還要再多考究的，是臺灣的原住民也不止一個族群。臺灣漢人說的臺語在很早以前，就跟當地各種原住民語互相影響、共存，也即是說，有不同語源影響了臺語。同時，臺灣的國語跟臺語又一直微妙地互相影響。在今天的臺灣，臺語不只是特定地區的人所使用的語言，芭樂的案例反映，有些名詞在臺灣普遍都用臺語發音。
跟亦修談起，才驚覺原來這裡的日常潛藏了那麼多讓人了解當地的線索。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卻一直以香港主流的旅遊視角去看這地方，只懂得留意吃喝玩樂的地點，結果錯過了各種生活小線索。我發覺，臺灣與香港有些地方很相似，除官方語言外，還有（多於一種）本土語言環繞日常生活。
這兩個地方的在地經歷，例如官方語言的合理性、方言使用、公眾場所的多語制度等議題其實有所相似，也許值得互相參考。此外，臺港兩地非但只隔一個海岸，也同是島嶼之地，以航海貿易建立繁榮。兩地在地理上的優劣、維生方式、城市設計等等，皆有可互相取經的面向。雖然臺灣比香港大得多，但兩地人的生活小故事，應該可產生不少共鳴。
在兩地，用談生活的語言談心
發現到兩地有相似又彷彿相連的命運，就有種親切感，我亦找到更多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兩地生活。我甚至覺得心裡好像得了一股力量的泉源，發現臺灣的多元性，好像給了身為香港人的我一個自白的切入點。一直以來在心底累積的湖，好像有了溫度和生機，水點開始揮發成雲，建立起生態系統。活在香港的朋友，不都常常暗自憂愁，如何消除外界看我們那些種種過分簡化的誤解嗎？諸種大眾傳媒的論述，似乎還不足以形容我們實際的生活細節。
每每出現重大的基礎建設或政策爭議時，各種立場之爭所宣示的大標題和口號，都蓋過探討多元小故事的可能。此外，這個城市多年來取得的揚名海外的標籤，像「東方之珠」、「國際大都會」、「飲食之都」、「交通發達的彈丸之地」……這些大名好像在今時今日也流通處處，但真正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根本自知那些美譽已過時。今非昔比，我們已漸漸難以這些標籤自傲。
可惜，標籤的影響好像也感染了腦袋，限制了表達，導致我們有時想要解釋真正的生活體驗時，卻不知該從何說起了。日常的語言好像離實際生活越來越遠。社會上聽到和談到的，就像諸種口號和標籤一樣，跟我們實際所經歷的，有越來越大的鴻溝[2]。表達自己變得越來越困難。該怎麼說？踏實而貼切的字詞好像都從日常討論中消失了。
在發現臺灣的旅程裡，我無意中領會，其實日常的多元細節，統統都是認識自己、形容自己的關鍵。我心裡的湖，原來統統都是生活點滴，只因難以與日常的論述連接，欠缺呈現方法，便默默在心裡累積。與亦修談著談著，才發現我們最想討論的，都應該從最基本的日常體驗說起。既然沒有既有的解釋框架，也就直接由描述最平庸的生活開始，期望藉以分享種種似乎難以述說但真實的生活體驗。
畢竟，臺港兩地對某些事物就是有不同的說法，也因地域和生活方式演變出或近或遠的價值觀和文化。假若硬要忽視那些生活細節，並以單一的論述試圖蓋過多元的生活故事，那麼最終可能只會令主流語言無法表達生活的本質。我想，大概是這樣吧。我曾看臺灣作家吳億偉提到，他意外發現自己的著作《芭樂人生》在中國大陸譯作《番石榴人生》，認為「感覺整個故事也不同了」，「『芭樂』也脫胎換骨了」，幽默之餘，更令我覺得，探討日常真正使用的語言和面對的事物，也能發掘出豐富的故事。
話說回來，看過一些關於芭樂的背景，才發現臺灣一年四季都生產，難怪日常可容易找到。這種果樹很好種，能適應多種土壤和氣候，但生長時會搶去土壤裡大量水分，容易排擠其他植物，有可能威脅到當地的生物多樣性。怎麼這種力量聽來，那麼像剛剛提到霸道的單一論述？芭樂可算是植物界的地霸，種植芭樂前的規劃應該不能馬虎。
單單因為遇到芭樂這件事，居然就把我從以前的井底拉出來，讓我突然看到許多一直存在的語言與生活脈絡。也許冥冥之中，我注定要遇上那臺芭樂車，並透過芭樂的暗示，終於啟程去認識臺灣，重新學習表達我一路走來的生活風景。
而當離鄉的兩個香港人，在異地臺灣再相會，有了長期旅居的時間醞釀，和文化觀察之眼的沉潛，一場從芭樂開始的閒聊，才終能拉出一連串從語言帶到生活的日常經驗比對，而體悟了種種：有從鴿子籠小套房到寬敞廁所的都市景況、有單人火鍋到中秋烤肉聚會的人際遠近，也有從漂泊到再紮根的身分認同。
[1] 「國語」表示在臺灣所說的標準漢語，亦可稱為「臺灣華語」，以便與北京官話、普通話作區分。臺灣於 2018 年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定義「國家語言」為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雖然已有此廣泛定義，但臺灣大多仍以「國語」作華語俗稱。相比之下，香港學校所教的標準化北京官話一般稱作「普通話」。
[2] 這種被主流論述、標籤蒙蔽心眼的體會，可歸納為一種「視而不見」的現象。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 Ackbar Abbas 就以「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 來形容香港的這種情況，那就如同幻覺的相反，不是看見不存在的東西，而是明明事物擺在眼前，但人們彷彿看不見，只繼續被陳腔濫調、主流大標籤等意識形態主導所思所行。詳情請見 Ackbar Abbas 的著作： 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