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墉現象的歷史背景
光緒十年（1884）醇王集團當權，恭王下野，除了這位「有純臣之度」[1]的恭王抑鬱不堪之外，還有一個對近代中國命運不無具體影響的紅頂商人胡光墉，也在同一年間受洋商排擠構陷而宣告破產。
恭王集團在十年後復出掌政，但是胡光墉卻在第二年謝世，一生努力付諸流水。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恭王和胡光墉兩人的命運代表了十九世紀末中國改革派人物的挫折。
早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日本學者大橋式羽就撰寫了《胡雪巖》一書，對於胡光墉崛起的過程和他建造「芝園」、創辦「胡慶餘堂」中藥廠的具體情況做了詳細的介紹。
由日本人來「發現」胡光墉，並不令人覺得驚訝。
十九世紀後葉的日本在福澤諭吉的倡導下，商人金錢觀取代了封建時代武士重義輕利的價值觀，福澤論吉說：「文明男子的目的在於賺錢。」雖然這想法在當時也算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思想很快被有識之士接受，「貿易是發揚國家光輝的呈現」[2]迅速成為日本明治時代的新思潮，商人地位因而逐漸提升。
不過，同一期間，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仍然受到壓抑。無論歷史上或者小說裡的胡光墉都算得上是一代奇男子，也是國史中商人得到頭品殊榮的一個極端特例，以此特例，卻不見得真正得到讀書人的尊重；換言之，即使在胡光墉在左宗棠卵翼下呼風喚雨的時期，和那些經由科舉途徑出身的官宦比較起來，他總有一段無法彌補的心理差距，這部分高陽在小說中多有暗示。
胡光墉的生平頗具傳奇性，在高陽的前三冊《胡雪巖》[3]中又對他發跡的過程加以文學性的渲染，自然顯得更加有趣。其實，這個出身微賤、一生大起大落的大生意人，就他參與史實的部分而言已充滿拔群不凡的色彩。
他是安徽績溪人，一說為浙江杭州人，字雪巖，生於道光三年（1823），早年在杭州設銀號，繼而捐納，入浙江巡撫王有齡幕。
- 咸豐十一年（1861），曾運辦軍火糧食接濟杭江湘軍，在江面被太平軍阻遏，不久杭州城陷落，王有齡殉職。
- 同治元年（1862），奉左宗棠（兼署浙江巡撫）命，與法國人組纖「常捷軍」[4]對抗太平天國部隊。
- 同治五年（1866）九月，協助閩浙總督左宗棠（1863 年接任）創辦福州船政局；十月左氏調為陝甘總督，開始籌劃西征事宜，胡光墉主持上海採運局為左氏籌餉。
- 同治十一年（1872）前後，代左氏借內外債達一千二百餘萬兩。繼而於南方各省廣設阜康銀號與當鋪，創立杭州慶餘堂中藥店。
- 光緒十年（1884），受洋商排擠破產。
- 光緒十一年（1885），憂憤而死[5]。
胡光墉出生的時候，恰巧是鴉片大量流入中國的十九世紀二○年代；自胡光墉出生的道光三年至道光十一年間（1823-1831），每年自廣州外流的白銀達一千七、八百萬兩，到鴉片戰爭（1839-1842）前中國自廣州外流白銀每年已達三千餘萬兩。過去中國以長江下游生產的茶葉、生絲和土布出口成為出超國，在二○年代之後中國經濟受到嚴重威脅，江南地區的產業出口反而異常顯得重要，成為彌補中外貿易逆差的最後力量。
咸豐十一年祺祥政變（1861）以前，朝政由鄭親王之弟肅順控制，肅順提拔漢人郭嵩濤、王闓運、曾國藩、左宗棠等，已經種下漢人以武力割據地方的遠因；在祺祥政變後，恭王集團控制的中央一方面依賴地方財源維持運作，另一方面又無力供給地方平亂賑災及建設所需的費用，形成各地督撫必須自行籌餉的狀況。
現代化的外國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登陸中國，又形成當時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在左宗棠西征以前，中國政府未開對外借款之例，但是西洋式銀行的業務介入中國原以票號、錢莊為匯兌與信用機構的金融體系，並取而代之，卻是一項不可忽略的徵候。
在以上的政經背景下，胡光墉以金融業和國際貿易崛起，涉身龐大的政商勾結系統，他前後和王有齡、蔣益澧、左宗棠等疆吏權臣互相利用，不斷提升層次。做為胡光墉政治靠山的疆吏權位愈高，他的事業和信用也水漲船高、急速擴張。他龐大的關係企業建立在政商一體兩面的信用擴張上，他的金錢王國也潰敗於斯。
高陽筆下的晚清政商關係
高陽對於胡光墉其實是充滿著同情的，在他的詮釋下，胡光墉的手段與身段都有時勢使然的味道，事實上，高陽毋寧說是支持著這個在曖昧不明的時代中背負多重包袱的民族資本家。
約當胡光墉同時，德國商人希來曼（Heinrich Schliemann，另譯許萊門，1882-1890）在他的自傳中描述了自己如何靠著國際貿易發財致富的過程[6]。通曉十二種語言的希來曼和胡光墉一樣是本國社會中白手起家的菁英分子，他和胡光墉一樣聰明過人、總是受到幸運之神的垂青，但是希來曼不需要政治靠山便可以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因為希來曼已經處身於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形態中，不用捐納買官，憑藉自己的財富就可以獲得群眾的尊敬，晉身上流社會。
對於胡光墉而言，他無法不躋身到政商聯鎖系統中，在中國任何大小生意都和官方發生各種糾纏的牽繫。一個日漸龐大而且日漸貧窮的官僚體系必須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結合在一起，形成「結構性的沾黏」，彼此口喙相啣、血脈連接，而胡光墉也不免成為如此怪物的一個器官，這是他的「性格」所無法拯救的「命運」。
在《紅頂商人》中涉及的政商關係，值得注意者有如下數端：
（一）捐納與商人地位
杭州城淪陷前，被外人稱為「胡道台」的胡光墉，「這幾年連捐帶保，官運亨通，成了浙江省裡亦官亦商的一位特殊人物。」胡光墉也不過是當時眾多靠買官而騰達的人物之一。
捐納是清代銓敘官員及教職人員的「異途」，康熙十六年（1678）因三藩之亂，許童生納銀四兩取得院考權，人民捐銀一百二十兩可獲得生員資格。康熙五十、五十一年（1712、1713）上諭「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之後每逢重大公共支出（軍需、河工、賑災、營田）便以捐納籌款。
自乾隆迄同光期間，職銜愈加便宜[7]，但要補上實缺卻非得繳納各種「花樣」，還得以賄賂打通各層人際關係，在《胡雪巖》上冊裡關於王有齡捐納過程記敘甚詳。
當然，我們也可以考慮到清朝中央政權藉納捐以平均財富的目標，並且藉之充實中層官僚體系員額。但是前者的效果極其微渺，似乎只能分散地主的資財，對於急遽興起的商人階級而言，捐納只是投資的項目之－；至於後者，由於官員定額有限，補實不易，濫發虛職只能以充實中央府庫的理由予以解釋。
商人憑捐納獲得虛、實職銜，有助於其浮面的社會地位之提升，儘管他們買來的頂戴實際上受到讀書人和科甲出身者的鄙視，卻能滿足某種自欺欺人的虛榮感；不過更重要的是，商人因而獲得和政客平等交遊的機會，即使是坐擁虛銜也能和同等級的官吏平起平坐，這是談生意經前身分上必要的映襯。
（二）票號錢莊與地方政局
清代中葉以後，北方票號興起與運送京餉問題有密切關係，票號承擔了地方匯兌京餉以及中央匯兌軍費予地方之業務，因為受到官方信任，在民間也產生了巨大的信用能力。過去以現銀運輸的方式往返多費、濫冒難稽，票號無疑解決了這項問題。
至於所謂錢莊、銀號則是比較傳統的民間金融組織，由兌換銀錢的錢舖，逐漸發展成中小型兌換與存蓄放款機構。
胡光墉的阜康銀號雖然稱作「銀號」，但是在政商體系的運作下，已儼然成為長江下游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其信用擴張的程度足以和北方票號頡頏。
胡光墉自道：「錢莊第一講信用；第二講關係；第三才講交情。」這是治亂交替頻繁的時代中經營錢莊的銅則鐵律。但是胡光墉利用他在政界的縱橫捭闔，阜康的經營藍圖並不滿足於「放京債」之流的利錢和地方性金融中心的地位。
讓阜康代理藩庫是一舉多得的手段。首先，如此一來解決了疆吏的財政困擾，其次不無足以合法中飽的利潤，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借官方威信確立阜康在民眾心中的可靠度，等於是有了官方做保，這道理和北方票號因京餉匯兌而茁壯是相同的。胡光墉在說服蔣益澧讓他代理藩庫之後，和身邊的人說：
靠著這種民間受「委辦」的官方事務，使得官商之間既成為利害與共的集團，也形成彼此利用、互為籌碼的局勢。
（三）善後與籌餉
在整本《紅頂商人》中，忙碌非凡的胡光墉除了騰出一些兒女私情的空間外，大多的時間都不斷在奔走軍餉和處理地方平靖後的善後工作。胡光墉說動左宗棠讓他接任「善後局」總辦職務，「善後局」旋即改稱「賑撫局」，讓胡光墉坐收民心。如此熱心公益，其理由在於胡氏的這番想法：
這是疆吏和資本家合力清理檯面的大好辦法，「於公於私，都有莫大的好處」正是皆大歡喜、「刀切豆腐兩面光」的作工。
至於籌餉，就必須調度更為複雜龐大的金融網絡，胡光墉代墊軍費，無非是要鞏固他在政治上的靠山，以換取更大的活動空間和行動能力，在左宗棠奉調陝甘之後，左氏的幕僚吳觀禮和胡光墉有如下的對談：
「雪巖，」吳觀禮問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話問得很率直，胡雪巖也就老實答道：「是的！以後無論公私，我都難了！」
「不然！不然！」吳觀禮大為搖頭。
照吳觀禮的看法，出關西征，總得三年五載，才能見功；這當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勢與剿捻不同。捻匪竄擾中原，威脅京畿，在朝廷看，縱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剋日收功。事勢急迫，不容延誤。
西征則在邊陲用兵，天高皇帝遠，不至於朝夕關懷，其勢較緩，公事自然比較好辦。至於私事，無非胡雪巖個人的事業，有近在東南的左宗棠，可資蔭庇，處處圓通。一旦靠山領兵出關，遠在西陲，鞭長莫及；緩急之際呼應為難。吳觀禮認為亦是過慮。
「你要曉得，從來經營西北，全靠東南支持；此後你在上海的差使，會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為。」吳觀禮拍拍胡雪巖的肩說，「你沒有讀過『聖武記』，不知道乾隆年間的『十大武功」。經營邊疆，從前都是派親貴或者滿洲重臣掛帥；如今派了我們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楊以來的元戎勛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兩位其次；從此以後，只怕曾左要並稱了。」
這段對話點醒了胡光墉，「靠山雖遠，卻更高大穩固」，此所以他在超乎個人能力範圍之外，仍然願意放手一搏為左公西進計畫籌餉的道理。
（四）洋商的介入
為了籌借大筆墊款以支付左宗棠陝甘總督任內的開銷，胡光墉將腦筋轉向西洋銀行。洋商和西洋銀行在當時已顯現出雄渾的金融實力；書中人物古應春熟悉洋務尤甚於胡光墉，古氏曾經感嘆：「如今做生意要想發展，似乎不是靠官場的勢力關係，就得沾洋人的光。」
在恭王主政時期，洋商與銀行對於中國內政實際上是具備著干涉能力。當民族資本家、疆吏和洋商行在利益下結合起來以後，便形成更為獨特的三角關係。在《紅頂商人》中對於此一現象僅有暗示，但這也恰是中國式票號、錢莊開始趨向沒落的徵兆。
當然，在整個「胡雪巖系列」中，對於商界與政界你來我往的實際運作有非常詳細的敘述，《燈火樓台》二冊裡對於胡光墉奔走籌款的細節尤其精采。本文集中於《紅頂商人》一書的相關論證，自然有所局限。不過就高陽所側重的政商關係的主要現象而言，前文大致上已俱現端倪、予以點提。
高陽在《紅頂商人》的結尾，告示讀者：
說穿了，《燈火樓台》二冊的內容就是這段話的「擴充與延展」，拓寬細節，形成一個悲劇的最後樂章。
以高陽對於胡光墉一生的詮釋，可以看出他對胡氏深刻的同情兼有無限的無奈。「時代的巨輪不斷推進」，胡光墉畢竟只是一個螳臂當車的英雄，他的金錢遊戲建立在對於龐大債務的無限責任和鉅額債權的口頭信用上，身為一個世紀末的改革派人物，終於不支潰敗在西洋勢力之下。
胡光墉這個人，他代表著十九世紀末中國經濟靈魂的最後掙扎嗎？他所攀緣的官場現實只是一塊墜落中的瓦片嗎？也許從容雲遊歷史的高陽在寫作的當時正是這麼想像著。
清末最有名的官商，從錢莊經營、藥店商號，到發展新式造船廠、到現代織呢廠甚至軍火買賣，胡雪巖是近代民營大企業的始祖，其商場手腕更是清末在面臨西化過程中的一場燦爛花火。
《胡雪巖》從他結識「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寫起，為了助王補實官位而挪借錢莊銀票，兩人結為莫逆。此後一人在朝一人在野，結識不少朝中江湖友人。胡更插足蠶絲、中藥、放貸等事業，最後王有齡升任浙江巡撫，全力相挺胡所創立的「阜康錢莊」，助其事業更盛。
[1] 《清史‧列傳八》。
[2]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3]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0年。
[4] 又稱「花頭勇」、「花勇」、「黃勇」、「信義軍」，另稱「中法混合軍」。成立之初駐寧波法國艦隊司令勒伯勒東任統領、寧波海關稅務司官員日意格任幫統，和清軍協同對太平軍作戰。成立次年勒伯勒東及繼任者買忒勒在紹興相繼殉職，後由德克碑接任統領。同治三年（1864）解散。
[5] 以上紀年以《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下》為準，清史卷編纂委員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年。
[6] 見 1880 年倫敦英文版《伊里亞德》序文（即其自傳）。劉景輝節譯本〈許萊門自傳〉收入《歐洲史新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 年。
[7] 張惠信曾製作〈清代貢、監生捐輸職銜歷屆銀數比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