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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非親日派，從未簽署《二十一條》
早在梁啓超為學生蔡鍔的「護國軍」起草討袁檄文時，就指出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是賣國行徑。這是康梁對袁世凱的栽贓──早在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康梁就編造了譚嗣同游說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太后、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謠言，史家已經考證，此事根本不可能發生。
而袁世凱乃至整個北洋系，都是反日的。北洋之建立，主要就是對抗日本。
關於《二十一條》的歷史事實是，從 1915 年 2 月 2 日開始、歷時 105 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 25 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的蠶食鯨吞之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袁世凱早年出使朝鮮，宛如朝鮮的太上皇，一手主導朝鮮推動近代化改革，但因作風過於強勢，遭致朝鮮朝野的怨恨。在日清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被迫離開朝鮮，眼睜睜地看著朝鮮落入日本手中，以及此後北洋艦隊灰飛煙滅。
袁世凱對日本非常痛恨，他絕非親日分子。日本與袁商談《二十一條》，從未拿出支持袁稱帝為條件。恰恰相反，袁稱帝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乃是日本的反對。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在為袁世凱所寫的傳記中指出：
最後袁世凱還是回歸到了清帝退位前的「君主立憲」，這也與以日本為模型設計的政體一致。從此一角度來看，《二十一條要求》這個讓袁世凱轉而對抗日本的契機，對於袁世凱的皇帝即位，其實具有意想不到的影響。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書寫道，「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許暗指了此事吧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來威脅袁世凱的，居然是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中國革命黨與日本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總統不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確實，孫文等流亡者為在反袁上得到日方大力支持，早已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和山東的建議。
5 月 7 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調兵遣將，在五月九日期限的最後一刻，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二條，其他關鍵部分被刪除。即便是接受的部分，如有關山東和滿洲的條款，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限制條件。
5 月 25 日，在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後，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並告知原因：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條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
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對比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條件超過《二十一條》的賣國協議，毛澤東 6 次感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才使其奪取政權，袁世凱難道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據自始至終參與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他晚年回憶：
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閔、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
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如果説袁世凱、曹汝霖是當事人，有可能是為自己辯白，那麽後人可以參考在野知識分子的對袁世凱外交成敗的評價。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説：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寫過《袁世凱傳》並對袁基本持負面看法的左傾新聞界人士焦隱菊，也對此事公允地評論說：
「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在對日外交中，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確實作出很多妥協，但妥協不等於賣國，妥協往往是救國的惟一辦法。中國的歷史書寫，往往將主戰派稱之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稱之為「民族敗類」。
在傳統的史學模式下，歷史研究淪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約束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其實，主戰派閉眼不去看中國的現實，被一種狂熱的愛國激情蒙蔽，將中國帶往危險的境地。而主和派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為和平奔走，才換來避免戰爭、生靈塗炭的結局。
袁世凱君主立憲制的失敗嘗試
稱帝之舉堪稱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據袁世凱的秘書張一麐回憶，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凱在稱帝 83 天後發現此舉不得人心，將其召到總統府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
袁世凱對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
張回答説：「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
袁不愧為敢作敢當、敢於承擔責任的領袖，失敗就是失敗，錯誤就是錯誤，他總結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對比崇禎皇帝諉過他人的「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 」的名言，袁世凱顯得光明磊落、謙卑自省。
袁世凱並非獨裁者，其人品也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袁稱帝，是看到民國初年政局混亂，認為實行兩千年帝制的中國，驟然引入共和體制未必妥當，或許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國情。他要當的只是憲政之下的君王，而不是一人獨裁的君主。
人們不能一看到「皇帝」這個名詞就產生厭惡之情，沒有皇帝的政權未必就能實行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對民眾自由與人權保障，比得上袁世凱時代嗎？
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想法來自於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古德諾因提倡君主立憲更適合中國，遭到國共兩黨和左派知識分子的百般辱罵。其實，古氏為美國公共行政與市政學的奠基人和權威，著有《政治與行政》等專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市政管理體制改革運動有重要影響。
古德諾來華擔任民國政府憲法顧問，經過調查研究後指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強固政府，維持政局穩定，以改良財政、修明法制、厘定政府與人民的法律關係。
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類似法國而迥異於美國，中國不宜學習美國而應當學習法國，若干年後，「民國如採用法制（法國式內閣制）或較為有益」。但當下百廢待興，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及其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在中國建立共和制只不過是一場夢，中國實行總統集權和負責制會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
古德諾給袁世凱上了一篇意見書，建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毫無代議制經驗的國家裡實踐代議制，短時期內難望有成效，因此民國國會目前只應作為諮詢機構。
在洪憲帝制的高潮期，古德諾發表長文《共和與君主論》，認為君主制最大好處即在於權力交接時不致引起動亂，從而保證政治穩定。文中稱：
中國數千年以來受制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
古氏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晚年的封筆之作為 1926 年出版的《解析中國》一書。他並未因袁世凱君主立憲嘗試的失敗而放棄自己的觀點。
他將近代中國政治變革的挫折歸罪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的「激進」，而對晚清「立憲」因辛亥革命而中斷深覺惋惜，稱若非革命，中國到 1917 年就可能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質的代議政體。
最後，他寄希望於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整體性進步，包括經濟發展、科學普及、家族觀念的淡化等，由此將可逐步走向憲政，逐步實現真正的共和制度。
古德諾來華服務時間只有一年多時間，但他對袁世凱影響頗大。袁世凱未必具備美國國父華盛頓、富蘭克林、麥迪遜們的崇高品質和清晰理念，但他至少不是草菅人命的暴君，而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對於反對者，他從未痛下殺手。孫文、章太炎等人，他可以殺之而不殺；蔡鍔一起兵，他就約束部下，停止內戰，不願傷及無辜。對照蔣毛之殺人如麻，何止天淵之別？
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指出，讓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時百般苦惱、並促成失敗的原因，是南北對立。
自武昌起義起形成的對立趨勢，在首都為總統府與參議院的對立、在全國則是北京與各省的對立，辛亥革命後雖然改變了型態，卻依舊持續。
表面上是主義、主張的對立，是政府、政局上的紛爭以及軍事上壓迫與抵抗，然而本質上卻有更深的歷史脈絡：不論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還是「三次革命」（護國戰爭），反抗北京並脫離中央形成各省分立的局面，都是如出一轍的，這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變法、「東南互保」就開始的趨勢。
弔詭的是，袁世凱本人正是如此情勢開端的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凱培育、掌控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並將其納入自身的資本，這也是依循李鴻章時代以來「督撫權重」的體制才能做到的。
然而，當袁世凱取代清廷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執掌中樞之後，由於身份的變化，他不得不以「今日之袁世凱」（總統、皇帝）反對「昨日之袁世凱」（很多像擔任直隸總督時代的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強人）。他以北京、中央的立場來強化體制權力，也因此演變為與地方對峙、北京孤立的情勢。
袁世凱擊敗「二次革命」的孫文一黨，是因為得到外國借款而軍費充沛，以及革命黨力量分散、準備不足，這場虎頭蛇尾的戰爭依然延續了清末以來「洋人的朝廷」之結構——藉外國之力來壓迫地方。但袁世凱被「三次革命」（護國戰爭）擊敗，使得他死後北京淪為不受地方遵從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失去地方的中央」。
此後數十年的中央政府（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都處在國內很多省份不受其管轄，僅有外國予以認可的奇妙局面。有若干地方省份通過與外國直接的交流而深化了經濟成長，降低了對中央和其他地區對依賴，更足以建立其自給自足的財政、軍事運作。岡本隆司指出，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所在：
袁世凱對於這樣的中央、地方關係之來歷、趨勢、實際情況，究竟瞭解多少呢？從他的言行來看，似乎是被侷限在西式的立憲制及近代國家概念裡，而無法洞察全貌之結構、動態。不過説穿了，並非只有袁世凱有這樣的問題，當時幾乎所有檯面上的人物，都沒有例外。從這一角度來看，他的施政無法讓中央與地方有效地結合，而是引發了反目與抗爭，也是必然的結果了。
在此意義上，袁世凱的失敗的遺產仍然有參考價值。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致力於國家整合（國民黨未能完成而共產黨完成了），但使用的工具卻是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比，袁世凱的失敗反倒是另一種成功，他至少沒有將中國變成「動物農莊」或「一九八四」。
為袁世凱正名，乃是歸正中國未來之路的第一步，張永東在《百年之冤》一書的結尾提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中國未來之路是繼續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農民王朝的道路；還是和平變革，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的民主與憲制社會？未來中國需要袁世凱，還是需要孫文？需要理智、冷靜、和平、民主的制度變革，還是需要革命、激情、暴力、專制的權力轉變？」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袁世凱》的作者佐籐鐡治郎就指出：
支那之立憲，能達其目的與否，姑不具論，惟二十世紀中，專制國斷難生存於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憲之成與不成，即前途興亡之關鍵也。支那苟亡，袁世凱亦湮沒無聞矣；使支那立憲果成，將來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則最近世界進化史中，袁世凱三字亦必能佔一特別地位矣。
而今日中國之情形，居然脫離佐籐所設想的兩種可能──中國實現了沒有民主憲政的、法西斯式的「大國崛起」，但這種畸形的「大國崛起」無法長久持續，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很可能將跌入比清末還要悲慘的全面崩解之中。
而袁世凱這個名字，在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實現之時，注定了仍然是被唾罵和羞辱的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