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後，被下放的中荷混血青年如何求學、過日子？

下放多年再回到北京，滿城都是標語。
 

毛主席是我們心目中的紅太陽！
批判個人主義，打擊修正主義！
不忘階級鬥爭！
向大慶學習！

但街頭已經沒有紅衛兵。革命熱潮正在消褪。

增義獲准返回北京，一週後，他去車站接何麗。兄妹倆辦完一系列手續，恢復北京戶口，父母的儲蓄帳戶也已解凍，他們終於能夠動用裡面的錢，於是來到莫斯科餐廳。

這裡是荒廢城市的奢華綠洲。一般飯館裡，等待座位的食客通常就站在桌邊，等人一起身就立刻接下位置。但在莫斯科餐廳，增義與何麗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廳沙發裡，等待服務生叫到他們的號碼。

白襯衫黑長褲但沒繫領結的服務生領他們就座。橢圓形餐廳鋪著鑲木地板，他們上方水晶吊燈滿佈灰塵，旁邊雕花柱子已然斑駁。十一年前，他們全家與外祖父佛斯先生在這裡共進午餐。桌上鍍銀刀叉依舊。他們點了羅宋湯和基輔雞。
 

文革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住在一起

回到北京以後，他們沒能回到過去的住處。以前他們家的房子已被分配給別人，所有家具都被拿走，現在心理所讓他們暫時住在友誼賓館對面，那裡有幾間破舊公寓可供人棲身。這裡的住戶都是心理所的年輕員工，何麗和另外兩個女人同睡一間，增義和數人共住一間。

這些人以前曾經抄他們家，沒收他們家產，吼叫威脅他們，肯定也是這些人虐待曹日昌。而且，他們不只虐待曹日昌，事實上心理所四名所長有三人都被他們整死了。曹日昌沒有得到需要的醫療照顧，另外兩人一個因心臟病死於監獄，另一個患有嚴重風濕，不知怎的死在紅衛兵手裡，細節從來未曾公開。這些人讓增義與何麗感到極度恐懼，何麗經常擔心自己會失控攻擊室友。

1969 年，心理所的紅衛兵和其他員工也都下放到農村，參加再教育營，美其名曰「五七幹校」。白天他們在農場工作，晚上研讀毛澤東著作。心理所原址在城西端王府， 但文革期間古典建築都被推倒，江青主張毀掉舊建築，在原地給自己蓋了一幢大房子。如今心理所試圖重建，在新址確立之前，員工分散在北京不同地點工作，如今增義兄妹也成為這研究所的「成員」。
  現在他們兩人分別是二十四和二十五歲。增義沒有放棄學習電子的夢想，但他知道必須獲得心理所推薦，才有可能被大學錄取。畢竟他出身有問題，別的單位不可能願意與他有瓜葛。

問題是，心理所給了他床位，沒給他職位。

兩兄妹試圖在莫斯科餐廳待久一點，但他們還沒開口要結帳，服務生就拿著帳單來。他們離開時看了一下大廳裡的麵包店，這裡是北京少數還賣西式點心的地方。櫥窗裡陳列著鮮艷奶油裝飾的樣品。何麗指給增義看：差不多要半個月的工資，誰買得起？然後她看到有個年輕人剛買了糕點，正接過紙盒。

「好像是大頭。」她說。

「是大頭，沒錯。」增義說。

大頭也認出他們，高興打招呼：「你們回來了！」

大頭和他們一樣，也在鄉下待了幾年，現在在長春讀書，過年回北京探望家人。增義想知道怎樣才能被大學接受，約好和大頭再次碰面。告別之前大頭說：「我一直記得你媽媽烤蘋果派給我過生日。」

這次巧遇之前，增義與何麗已經拜訪過以前的鄰居熊家，那時聽說唯一幫助過他們的唐家已經搬走。後來他們找到唐家的新住所，唐太太和阿妞熱情迎接他們，好像迎接失散多年的孩子。
 

大家都想看西方電影

他們在公車上巧遇安妮克（Annick，漢名吳文上），色爾瑪法國朋友潔曼的女兒。安妮克邀他們到家裡。文革期間這個家庭也破碎了。潔曼的大兒子入室行搶，被判處死刑並槍決，另一個兒子參與其中，現在還在服刑。悲劇打擊讓潔曼一夜老去，但能夠見到老朋友，她還是很高興。

增義和何麗與同齡的幾個朋友經常往還，這包括中法混血的安妮克，前鄰居唐家阿妞，還有許多老同學。偶然有人弄到一本逃過紅衛兵的禁書，他們就逐字逐句抄寫複製。有一次兄妹倆拿到一本手抄的大仲馬《茶花女》，可以留在手上兩天，他們就狼吞虎嚥輪流閱讀。

讀過《茶花女》，增義又讀了一篇文章，是美國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對美國總統甘迺迪越南政策的批評。對增義來說，這可謂義在文外。他透過哈伯斯坦的論點了解美國民主的運作機制――有一個選舉產生的國會，由不同政黨的代表組成，各方意見可能分歧，記者可以報導這一切。原來國家也能以這種方式運作。

每次讀完了書，他們無事可幹，只能在公園閒逛。

文革開始後，劇院只准演出江青認可的八大樣板戲，例如《紅色娘子軍》之類，他們早已看得爛熟。現在他們希望能看到西方電影。文革之前，電影院放映英國、捷克和俄羅斯的影片，文革後遭禁已有八年，但傳說黨的高級領導人曾在文革期間，在專門的劇院看過外國電影，這當中也包括江青。這些傳聞後來也由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證實。
  現在限制放寬了，電影私下流通，但公開放映依舊不可想像。以教育名目關門放電影是一種可能，但這得有單位掩護，還得有關係，能與進得了劇院的單位聯繫。增義解釋：「大家都想看西方電影，獲邀看西方電影是一種餽贈，也是一種交換，能讓停滯不前的經濟運轉起來。」

這是禮尚往來之道，唐家阿妞知之甚稔，曉得如何獲邀看電影。

增義、何麗和阿妞在友誼賓館一起看了文革後的第一部電影。自從 1966 年色爾瑪回荷蘭，之後變故頻仍，他們沒再來過友誼賓館。現在他們拿著電影票，順利通過門口警衛。大理石地面與金色天花板的劇院大廳座無虛席。當晚播放 1940 年的美國電影《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現場有同步口譯翻譯英語對白。他們三人都被淒美的愛情故事迷住，但更嚮往電影中的場景―大笨鐘，泰晤士河，雙層巴士，迷人的英倫生活。看完黑白電影，他們又看了一部關於史特勞斯家族的新電影，滿是絢麗色彩與曼妙音樂。
   

一切生活都要靠組織

當時傳聞科學院要為剛從農村回來的員工子女安排工作，據說成年子女還沒有完成學業，整天待在家裡，讓父母很是頭痛。

此時增義與何麗先是禮貌問好，然後直接托出實情。如今讀來，這信彷彿色爾瑪在他們耳畔口授。
 

多年來，我所苦惱的是為什麼我們總被另眼看待？是因為我們是混血？因為我爸爸媽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還是我們自己表現不好？實在想不通。我們兄妹倆在插隊時很困難，但都嚴格要求自己，組織上把我們轉回北京，我以為其他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可是不然。看到某些孩子們，仗著爸爸媽媽，走後門，能夠選調工作、參軍或上大學，我有時都懷疑我是否走錯了路。我們沒有爸爸媽媽能夠照顧，沒有後門可走，又不會上竄下跳，能打會鬧，只知道老老實實的接受再教育，和聽任組織安排，看來這樣連個起碼的安定生活都達不到。我事事處處都得靠組織，如果組織上不關心我們，讓我們往何處去呢？

此等行文對中國人來說極不尋常，反倒能夠收效。增義被分配到化學所當機械修理工，與他一同受雇的還有另外三個才從農村回來的年輕人，他們的父親原本也在科學院擔任要職，文革期間遭到打擊。他們結成一個緊密團隊，其他員工都不和他們打交道。上班第一天，科長給增義一張購買自行車的優惠券。這優惠券就要過期了，他們部門卻沒人有錢買單車，於是增義靠著父母的儲蓄買下自己的交通工具。
  他的新同事本來就有自行車，閒時他們一起騎車去公園，或遊覽北京景點。天氣好的時候，他們會約好大清早在頤和園見面，在昆明湖游泳，之後再飛速騎車進城趕去上班。多年以來，增義第一次感覺到無拘無束的快樂。

何麗被安排到科學院下屬的計量儀器廠當刻字工，每天在測量設備元件上刻下破折號和數字，是非常講究精確，也非常無聊的工作。好在教她技巧的女師傅和她相處得很好，經常幫忙她。這位師傅的丈夫經常去城外收集蝸牛，她把蝸牛烹調得很美味，總是帶給何麗。何麗還設法買了一輛自行車，從此她不用再擠公車上班了。

增義本來和另外五個男子合住一間二房公寓，後來幾個室友被派往外地，還有幾人拿不到北京戶口，與妻小一起搬到城外，現在他成了這公寓的唯一居民。何麗把她的東西搬到空出來的房間，增義在門上加了一把鎖。日後何麗說：「我們就是強佔那兩間房。」

有了足夠的空間，增義決定回中曹（編按：其父親曹日昌老家所在的小村）拿東西。唐家阿妞有辦法借到車和司機，可悲的是，他們至多只能載走塞滿衣服的皮箱，一些實用物品和大件家具都帶不走。最後增義決定，由最年長的堂兄一家接手他的家具。大家都不認為增義會長久待在中曹，都為他回北京感到高興。

何麗在增義從中曹帶回的針線盒裡發現一個裝鈕扣的信封，信封背面是他們外祖父佛斯先生的地址。他們決定寫信告訴佛斯先生，他們已經回到北京了。他們請鄰居熊先生代筆，以英文寫信。

那時熊太太的妹妹從美國來訪。文革期間，他們因為海外有親人而遭受打擊，但現在看來，海外關係又是一大好處。熊太太的妹妹希望把母親接去美國，但等不到官方批准，就得先離開中國。等到批准下來，老太太無法獨自旅行，於是決定由十七歲的小女兒陪去美國。這對女孩來說當然是展開新生活的大好機會，只是官方文書作業拖沓，還無法確認行程。

「你們也該離開中國。」那時熊先生這麼告訴曹家兄妹。

熊先生代筆的信寄到桑普特，又被轉到佛斯先生的新住所。佛斯先生經常擔心，兩個外孫或許已經死了，這來信讓他欣喜若狂，立刻提筆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