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中國共產黨來了就要趕快跑。」冷戰時期中緬邊境，冒險越境交易的雲南移民們

冷戰時期中緬之間的國界在政策上是關閉的，雙方政府並不允許人民自由往來進出鄰國，雙邊關係實質上並不穩定，常處於彼此不信任的狀態。

然而，為了躲避迫害，或為了營生，民間地下化的跨境活動不僅依然持續，常常也為地方邊境勢力所默許。這篇文章討論的即是雲南移民在冷戰時期進出往來中緬邊境所產生的不同遷移型態的一部分，聚焦於兩邊非正式的經濟移動（informal economy）。

當時，在軍事化的治理下，邊界雖然是關閉的，但民間藉由非正式、地下化的商貿，實質將邊區轉化為另類的經濟空間（alternative economic spaces），不只維持了他們的生計，並補充流通雙邊所需物資。

大體上說來，這些物資主要包括從緬甸流入中國的豬隻、豬油、牛隻、醃豬肉、鹹魚、動物皮毛、鹿茸、農產品等等，以及從中國流入緬甸的熱水瓶、腳踏車、布匹、碗盤、膠鞋、枕頭套、床單、藥品、武器等等。

在下面的章節我所要處理的問題是：邊境人民如何因應地方上不同的政治勢力（不管是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勢力）對邊界的管治？他們又如何因應不同邊區的地形限制來運輸貨品？他們如何交易販售商品？又如何在過程中突破原本看似「裸命」的生活狀態？

在田野中我搜集到許多個人的敘事，除了對當時的生活樣貌提供了豐富的描述外，同時也不斷呈現出個別主體的意向性與開創性。在這篇文章中，限於篇幅，我只摘用了幾位來自不同地方的報導人的敘事，來勾勒討論這些問題。

跨境經濟移動

中緬之間經濟往來的歷史已存在久遠，由於高山的地貌造就了長途騾馬商隊（馬幫）的運送。在當代即使因為國界的劃定與邊防關卡的設立，基於地形障礙與長距離的國界，中央政府依然無法完全封鎖或控制邊民的非法越界。

自古以來，跨境移動即是邊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邊區的定期集市（periodic markets）或當地人所稱的轉街活動，尤其可看出他們跨境經濟往來的活絡與穿透性。在冷戰時期雖然雙邊國界名義上是關閉的，兩邊人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越界依然存在。訪談中，報導人經常提到藉著市集日裝扮成小販，挑著商品出逃到鄰國，下面幾位報導人的敘事將顯露出邊民的經濟主體能動性。

一、劉大叔的故事

劉大叔 1949 年出生於雲南邊區芒市的勐嘎鎮。1957 年，他的父母因為地主身分，在經歷一連串的鬥爭後，倉促南逃到緬甸，先是到緬北撣邦的貴概投靠親戚，後來念及家鄉的子女與親人，再搬到鄰近邊界的捧線地區，一個叫作「綠蔭塘」的寨子。劉大叔與他的奶奶、兩個妹妹、一位弟弟則仍然留在勐嘎。

在當時紛亂的時局下，家人分散或分批出逃是常見的現象，雖然被迫分離在中緬兩國，但家人彼此間的訊息往來甚至見面相會，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捧線距離劉大叔的家鄉勐嘎走路只要四個小時，劉大叔的父母到那裡後就跟村寨的伙頭（即村長）在街子上要了一小塊地，做小生意落腳下來，在綠蔭塘和附近的寨子趕轉街。

「轉街」是中國西南和緬北地區普遍的市集系統，以五天為一個週期趕集一次，人多的地區可以有五個村子輪流，人少的地區可能只有兩到三個村子輪替，但都是五天一輪，這些邊區小市集同時交易著中、緬、泰物資。

綠蔭塘是個雲南漢人寨子，伙頭家族來自芒市，已在這裡住了幾代。透過兩地之間的親戚傳遞訊息，劉大叔得以與他的父母保持聯繫，偶而也會越界去見個面。

劉大叔說，緬甸的捧線和對岸雲南的寨子，分別坐落在兩座山中，彼此對望，中間隔了一條小河，兩地居民長久以來往來自由，即使在冷戰時期，只要局勢許可，仍然可以進行當日往返的買賣活動。劉大叔因為地主子弟的身分，以及農場工作的監控，只能利用夜間偷偷進行越界的探親；而他探親的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走私物資。

劉大叔說當時中國嚴重缺乏物資，每個人一年只能配給到半斤鹽，一個月三兩油，相較之下緬甸的物資是較充足的。每次他到捧線，他的父母就會讓他帶走四瓶豬油、二到三緬斤的鹽巴，回到勐嘎他再把這些豬油鹽巴分送給他的奶奶、舅舅和其他親戚。

物資的流動並非是單向的，劉大叔有時也會從勐嘎帶三百個雲南老銀元給他的父母，這些銀元是向家鄉的傣族人家偷偷蒐購來的，一個銀元花兩塊人民幣買來，拿到緬甸可以賣到二十塊緬幣，相當於十塊人民幣。他的父母拿到這些銀元會賣給當地商人，之後經由專門跑緬泰的馬幫走私到泰國，再經過轉賣鑄造成為市場流通的銀飾品。

劉大叔每年都會到他父母的寨子一、兩次，但在 1961 或 1962 年因為在捧線的父親生病，所以跑了七次，主要是帶漢藥材去給他父親。他敘述了他的越界經歷：

這樣的非法越界是有其危險性的，也有報導人述說偷渡不成被抓回，或者進入緬甸被捕入獄的情形。劉大叔的跨境走私雖然沒有被官方發現，但他提及來自自然界的危險──他曾在夜間行走時遇過突然竄出的動物，他拔出長刀，還來不及揮出，那頭動物就因為衝過頭掉落懸崖，發出巨大的聲響。他沒受傷，卻嚇出一身冷汗。

這看似身處艱困時局的不凡勇氣，劉大叔卻在敘說時將它歸諸於一種求生的本能。不管他的說法是否足以解釋自己的行為，實際上他這種地下經濟移動不只提供家人物資所需，也推動了遠程的跨境貿易，將雲南的老銀元流通到泰國。

1968 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地處邊區省分的雲南見證了逃亡的難民潮。劉大叔在那年先安排了自己的弟妹們逃出，之後他自己也循著熟悉的路線和新婚的太太逃到緬甸，將先前的經濟移動轉化為難民遷移。

二、李大嬸的故事

當劉大叔從雲南越界到緬甸進行經濟交換，緬甸的邊民也越界到中國購買日常所需的商品。李大嬸在 1952 年出生於緬北邊區黑猛龍鎮的一個雲南漢人村子，村子在捧線西方三小時的腳程。訪談中她跟我回憶了許多童年的故事，例如在尼溫政府時期因經濟改革造成物資缺乏，她和夥伴們經常偷跑到中國去買貨品回來賣。

1962 年 3 月 2 日緬甸軍人政府上台，獨裁者尼溫將軍進行「緬甸式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1963 年開始沒收私人企業、工廠和店鋪，1964 年 5 月 17 日一天之內廢止五十與一百元大鈔，造成無數商人破產、物資短缺，全國經濟在幾年內崩解，跨境黑市走私貿易隨之興起。從 196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泰國成為緬甸最大的黑市貨品來源國，同一時期中國流入的物資數量相對而言較少。

和捧線一樣，黑猛龍這個地方也有好幾個村寨，住在這裡的族群有克欽、漢人、崩龍（又叫德安族）、撣族等。李大嬸的祖父在一百多年前從雲南龍陵搬到這裡，她的父親 1913 年出生在黑猛龍，後來被當地克欽的坐把（sawbwa）任命為寨子的伙頭。李大嬸家境富裕，有廣大的田地耕種玉米和大煙（罌粟花）。

她說父親還辦了一所中文學校，這所學校就如同緬北腊戌中華學校的分支，都是向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登記註冊，並使用那裡的教科書，學生也被鼓勵到臺灣繼續升學。

然而，1965 年全國私校被緬甸軍政府下令停辦，李大嬸村子的學校也遭關閉。如同許許多多 1949 年之後逃出的雲南同鄉，黑猛龍當地這些早期遷徙來的雲南人，也都厭惡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所進行的一連串政治鬥爭迫害。有些雲南難民在撣邦加入了國民黨殘軍的游擊部隊，有些則加入馬幫，往來緬甸泰國，從事地下走私貿易。儘管在政治意識型態上這些早期移民和新到的難民都痛恨中共政權，但他們依舊盡力維持與家鄉的聯繫。

在尼溫主政下，李大嬸家族部分產業也被緬甸軍政府沒收，不過他們仍然可以繼續種大煙；此外李大嬸也和朋友結伴，一起越界到中國解放軍駐守的供銷社去買東西回來賣。不過，交易需要伴隨政治教育，李大嬸說：

李大嬸用雲南話敘述著，中間也參雜幾句緬甸話，並時不時爆出爽朗的笑聲，她認為那時期的越界經歷是好玩的，她用緬甸話說「A pyo twar da a pyo bae twar da」（我們那期麼圖個 pyo［快樂］啊）她和友人持續著這種經濟、政治相混的跨境交易，一直到 1968 年緬共從中國打進緬甸才停止。

那年，一個共產黨宣傳隊先進到了李大嬸的村子，又唱又跳分發宣傳單；七、八天後緬共的軍隊就打進來了。李大嬸和她的家人連夜出逃，最後到了腊戌，他們幾乎丟下了所有的田地和產業。許多緬北邊民都被迫逃離，李大嬸說：

緬共是在英殖民時期 1939 年成立，1945 年成為合法政黨，但 1947 年淪為地下政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一些緬共領導人、族群反抗軍（克欽、果敢部隊）逃到中國接受訓練，中共重新組織他們，並於 1968 年資助他們從雲南邊界打入緬甸，很快地占領了一些區域。

緬共在中國的援助以及不斷有中國知青加入的條件之下，逐漸擴大勢力範圍，控管了撣邦和克欽邦邊界共四萬多平方公里的範圍。

中國雖然在 1960 和 1970 年代的物資普遍短缺，但毛澤東政府為了推動國際共產黨運動，除了幫忙訓練人員，也不斷以物資援助南亞和東南亞區域內的共黨勢力，援助的物資包括武器、彈藥、電報器材、汽車食物和藥品等等。面對複雜的政治生態與軍事化治理，中緬雙邊人民只要情勢允許，仍持續進行經濟交換來維持生計所需，並把商品流通到更遠的地方。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出版《南方的社會，學》（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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