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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活下來,一定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丈夫遭槍斃後,林雪嬌眼中的二二八事件
作者:王文妘(共生音樂節論述組成員)

像她這樣的大小姐

像林雪嬌這樣的大小姐,皮膚白皙、吹彈可破,文藝少女的氣息體現於言行及穿著間。她信手拈來的是一本本世紀經典著作,熱愛文學如其天職,《茶花女》或是《簡愛》,早已翻皺。

一般的女孩從小學的是針線活和刺繡,天天進廚房學燒菜,而她的童年卻是倚著父親的書架,那書本堆疊的岸,在充滿知識的長灘上擱淺,雖還未航向那片歸屬於男人的海,但也擁有在岸邊踏浪的機會。年輕時沒想那麼多,她閒來無事便撰文投稿,也因此累積了不少人生經驗。

比起當時多數的臺灣女性,林雪嬌更添了一些別於他人的特長。大學時期甚至赴日就讀醫護營養,這些經歷,著實累積而成就了現在這樣勇敢的她。

像我這樣的大小姐,從小所受的教育,只曉得要做個賢妻良母。

她的自我分析框出了當代女性的輪廓,不須過於出風頭、只需安靜沉穩地坐在書桌前,當個好女孩便足矣,就算像她這樣非主流的女孩,思想也仍然被置於框架中,滿是無奈,卻難以跳脫。

另類的門當戶對

林雪嬌不懂得「通俗」文學,那些作家筆下的社會不公,在她眼中皆難以置信,直到遇見了郭琇琮。

郭琇琮是位很出色的醫生,長期致力於社會上的醫療救助,他經常在報上發表防疫相關文章,而林雪嬌的專業剛好就是醫護營養,這使得她對郭琇琮的尊敬仰慕油然而生。藉由高中同學輾轉認識他後,發現他不只將專業付諸醫療,更關心婦女議題,以人道主義關懷著整個社會。

藍博洲所著的《幌馬車之歌》,封面即是郭琇琮

他倆的初次約會在妓院,林雪嬌看著他為得了梅毒的少女們注射六O六[1],心頭滿是意外與震驚。兩人雖出身相仿,皆是大戶人家。然而,他愛自己的祖國,林雪嬌卻沒有明顯表現出這樣的感情。但並非她不想,而是不知該如何表達,她也不是對時事冷血無感,但那些社會主義、參與革命對她而言,似乎還是日式大宅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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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一般情人間的互動,郭琇琮對她少有稱讚,反倒強調她的不知足。起初她會慍怒反駁,然而經歷了多次宛如思考訓練課的約會,兩人從書籍中的民族主義,討論到社會意識,再從醫病關係,連結到婦女議題。

後來,她發現了自己的認知,都是建立在衣食無缺的大小姐的視角,實在太過平面。漸漸地走入了那個從未接觸、思考過的社會剖面。褪去大小姐的華服,林雪嬌與郭琇琮齊步向前的探尋社會不及照顧之處,絲毫沒有一點不甘願。

只有社會得到改造,婦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等地位。

郭琇琮帶著理想,充滿肯定的說道。

這也許是林雪嬌迷戀上他的原因吧!她不僅欽佩他的觀念,更願與他上山下海的奔走。在她的眼裡,郭琇琮是如此的正直且不求名利,出於真心真意的,對社會上每個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

也因此,他倆時常一同上山為原住民治病,並定期到山裡教人識字。除此之外,林雪嬌也跟著他到處跑革命活動。兩人熱情學習各種未知領域,彼此思想上的碰撞有了更多的火花。兩人的戀愛,在亂世中展開。

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的突如其來,撼動整個臺灣社會。

事件爆發之初,郭琇琮便義無反顧地投入抗爭行列,而林雪嬌也偕同他前往行政長官公署前。街頭上的憲兵治安警察隊、軍隊熙熙攘攘,空氣中瀰漫前所未有的混亂氣息,交通被斷、商店與工廠停工,昔日繁華的臺北如一座死城,那是 1947 年 3 月 1 日。

「打倒陳儀!」

「我要自由民主!」

「我們不願坐視同胞被逮捕!」

唯一有聲的是牆壁上滿布的傳單,呼著口號,聲聲擊碎悲情與血淚交織的死寂。

「團結起來鬥爭吧!」

學生運動在各大學與中等學校間鼓譟了起來。

首次與郭琇琮在革命前線並肩,林雪嬌對於自己正在改變社會一事,必定也有所共感。投身運動並不是個人獨流,而是製造整個社會的反動浪潮,在事件後餘波仍劇烈起伏的時刻,全體人民的心中是懼怕與憤慨並存的,在這樣百感交集下,接踵而來的要務,使得她也沒時間有更多的情緒表露。

「雪嬌,隨時準備動員女學生籌組醫護隊協助前線。」郭琇琮說。

曾在日本學過醫護,這樣的任務分配,對她而言想必是一大肯定。但就在她準備往革命運動更深的海域潛進時,她的父親因為擔心女兒的安危,硬生生地把她滯留在安全的宅邸內,禁止她出家門。

好不容易成了革命參與者,她卻被迫停止,不曉得當時的她是什麼感受?是加倍的憤慨不公、怨嘆自己無能為力出一口氣嗎?又或是,在各種心境感受的堆疊下,感到啞然無語呢?

當時,臺北地區的行動轉為準備「武鬥」的狀態。

3 月 4 日,各校學生代表在延平學院召開秘密會議,會中把動員而來的學生,加以行動編組,而郭琇琮擔任副總指揮,並帶領第二大隊。 計畫逐步擬定,3 月 5 日,首先由第三大隊會合烏來的原住民,攻入戒備較鬆散的景尾軍火庫,再與第一、二大隊會合攻入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

待取得充分武裝配備後,分頭攻取市內所有的軍、警、憲武裝據點,於 3 月 6 日凌晨,全體攻進行政長官公署。

臺北市役所,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接收,成為行政長官公署辦公廳舍
(Source: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臺北市役所,1940。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然而,3 月 5 日凌晨,烏來的原住民始終沒有動靜,第三大隊於是自行起義,攻入景尾軍火庫。這場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而作戰計畫也落得無法展開的地步。

3 月 6 日,烏來原住民頭目下山了,表示須按照習俗,舉行出征儀式,才能夠一同作戰。各方備齊後,原住民的動員沒了問題,然而,要如何重組學生們,已經不容易了。

第一次的武裝行動未成,3 月 8 日,國軍登陸,在臺灣各地展開軍事大屠殺,郭琇琮等人,隨即投入第二次備戰階段,但行政長官公署隨即於隔日展開戒嚴,使得武裝行動只能稍告一段落。不論計畫再縝密,最後還是一場空。原本引領期盼的學生們,熱情被澆熄了。

戒嚴開始後,上班上課都是照常進行,但聽周遭的人口耳相傳,許多人一出門後,就再也沒回家過了,恐怖氛圍籠罩整個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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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家中的林雪嬌已經好幾天沒見到郭琇琮了,也沒收到關於他的任何消息,心中除了思念,更多的是忐忑。而在郭琇琮派人向她報平安時,她才終於放下心中大石。

不久後,郭琇琮的父親病逝,兩人依習俗於 1947 年 5 月成婚。

嫁給我的人,生活會很苦,以後要過喝稀飯配蘿蔔乾的苦日子,妳願意嗎?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林雪嬌心甘情願。

暗湧

雖然結為連理,但國家的使命感對於郭琇琮來說,是個更重大的包袱。二二八事件後,雖然兩人皆倖免於難,但思想上的苦悶日漸嚴重。他們如同大多人民及政治菁英分子,普遍對當局執政的國民黨感到失望,基於愛國、救國的情操,欲尋求新的思想歸宿。

即便當時的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未必有深入了解,但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生起反感,於是便往共產勢力靠攏,對其產生寄望,期待更好的生活環境,於是加入了以蔡孝乾為首的省工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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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琇琮身為二二八事件中參與武裝動員的熱血青年,當然也不例外的被邀請進入組織,於是,廖瑞發[2]先生的拜訪,成了轉捩點,於六月時,郭琇琮便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約莫一年後,中國共黨中央為了更進一步策畫在臺的工作,在香港召開了「臺灣工作幹部會議」,而郭琇琮身為北市工委會的重要幹部,便會前往與會。

當時,林雪嬌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在臺灣守候著。在這樣混亂的時局下,即便她的思想已破門而出,卻仍須嚴守大部分女性應有的「職責」,只有待在屋內的分。

社會改革

從香港返臺後,郭琇琮逐步開始推動社會改革,起初的行動,當然不能太過明目張膽。透過改編歌仔戲《白蛇傳》,從文化改革的層面來觸及社會,用戲劇演出啟蒙一般民眾的意識。

集結各路人士,透過故事的改編,以戲劇的方式展現統治階級的惡行以及勞工階級備受壓迫的議題,激發社會大眾的共感,間接使民心得以團結。在中山堂的演出獲得好評,也揭示了地下黨所擔起的文化鬥爭,悄悄於 1949 年 7 月展開。

然而,國民黨的情治機關也不是省油的燈,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工委會組織,地下黨與國民黨間的關係也越漸緊張。

其實早在二二八事件後,當局機關即從破獲他案的過程中,發現「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工作綱領」以及相關宣傳品,臺灣有共黨分子在活動一事已藏不住,然而當時,當局未能深入調查,直至刊物的發行日漸甚益,政治運動與日俱增,才讓情治單位於 1949 年 8 月、9 月時,因光明報事件[3]的爆發,而循線偵查到組織等人的下落,而郭琇琮與林雪嬌兩人,當然也不例外的在他們的名單內。

雪嬌,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將來可能要犧牲的!

林雪嬌在這樣壓力漫溢的社會氛圍中,扎扎實實地認知到,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政治手段下,是可能輕易地被莫須有的罪名輾碎的。

意外總來得比明天還快。

警察和特務趁夜圍堵在林雪嬌父母住的日式大宅外,幸好房間距離家門口有段距離,林雪嬌的母親抓緊時機,塞了金戒指和幾張鈔票到林雪嬌手中,囑咐她和郭琇琮到後花園的秘密通道逃出宅邸,盡速離開臺北。

林雪嬌永遠都忘不了,孩子還躺在嬰兒床內熟睡。沒有父母願意離開還未斷奶的嬰兒,但她的母親毅然決然地說道:「妳丈夫既然敢做,妳做查某人的,就要用勇敢承擔。」

1949 年 10 月中旬的夜晚,懸著思念與擔心孩子的心,林雪嬌隨同郭琇琮連夜逃亡。

逃到了宜蘭,郭琇琮從早到晚不是忙於農務,就是幫人治病,而她想孩子想到心痛。

「讓我再看一次兒子。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不會再有第二次了。」

「雪嬌,我們可是在革命呢!你不能這樣任性啊!」

最後,在林雪嬌百般哀求下,兩人做齊準備,偷偷的與孩子見上一面,但這幸福來得倉促短暫。而後為了避免風聲走漏,兩人前往宜蘭三星鄉,後來又到了羅東。當時,組織在南方澳有個游擊基地,她的任務是扮成農婦,把刺刀片裝進甘蔗裡掩飾,戰戰兢兢地送出去作為補給。

過不久,兩人又透過組織的安排,輾轉到了嘉義落腳。從東北角流亡到西南部,橫越大半個臺灣,逃亡路途顛簸艱辛,肉體上與思想上的革命皆使人俱疲,但在肉身反抗體制的過程中,更能具體觸碰到內心深處的恐懼。

逃亡中,郭琇琮持續與同樣流亡中的組織幹部們籌備活動、參與原住民工作,每次前往部落開會,林雪嬌都得待在家裡以策安全,即便已身處革命當下,角色定位仍然使她還是個在場的局外人。

當局派遣特務追查、跟蹤讓 1950 年初的社會氛圍不得安寧。在街弄、在市場,在每天的歸途路上,敏銳的她,總覺得身後多了鬼祟的注視。果不其然,隔幾天的夜,兩人便在嘉義暫居的屋內遭到逮捕,連夜被送到西門町的保安處看守所。

五月中,蔡孝乾號召其他「躲藏者」出來「自首」,眼見越來越多的成員因為蔡孝乾的供詞而入獄,地下共黨一舉被破獲,組織工作也來到了低谷。一旦革命者被貼上了「叛國賊」的標籤,便難以撕去了。

情治人員看好郭琇琮,以高官利誘,希望他「低頭認錯,改過自新」,然而,他終其一生都在實踐他心中高尚的價值。郭琇琮拒絕妥協、拒絕國民黨對他拋擲的任何好處,對比接受優待的蔡孝乾,郭琇琮的死不鬆口,換來的卻是沒日沒夜的拷打訊問。

郭琇琮與林雪嬌夫妻情深,兩人雖被關在不同的牢房,但通訊未曾間斷,利用晒衣場內晾著的內褲,把字條塞進褲縫中,這樣來來回回的聯繫許久。

放封時,林雪嬌望見平時意氣風發、瞳孔總閃爍理想的他,戴著沉重腳鐐,兩腿在嚴刑逼供下被打得泛紅瘀血,想必已身心俱疲,卻仍可以從他的眼神中,看見他的無悔與堅毅。歷經長期的流亡、政府的粗暴對待,她心底盡是不甘與怨嘆。郭琇琮是她的丈夫、人生榜樣,也是她的思想啟蒙者,如今落得此貌,林雪嬌情何以堪。

泅泳

入獄過了半年,在窄小且骯髒的牢房地板上,林雪嬌每夜難以翻身、輾轉難眠,已習慣凌晨聽見其他的政治犯被帶出牢房後,用悲戚壯烈的口號與歌聲為人生畫下句點。

恐懼死亡偶爾顯得幽微,在她的腦海裡,郭琇琮走向刑場的踉蹌背影老早排演了數萬次。但當她從字條上得知他被判處「二條一」[4]時,當下的心情,仍宛如緊繫的繩索應聲斷裂,而溺於深淺未知的海域。那夜,她無聲地哭著。

如果我活下來,一定會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你在這短短三十三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情。題目我已經想好了,就名叫美好的世紀』……

她提筆填滿了整張小字條,卻填不了心裡淌血的那條裂縫,淚汩汩流下,難以止息。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不只是對他的回覆,更是對自己的交代,就算頻頻嗆水,但她必須游出水面,成為那個勇敢承擔的查某人。

1950 年 12 月 3 日凌晨,郭琇琮穿著借來的白色襯衣,呼喊著口號,壯烈走上刑場,林雪嬌爬上牢房的窄窗,奮力呼喚他的名字。

槍響之後,世界又回復一片死寂。她的手裡捏緊他臨刑前一晚留下的字條,雙頰的淚像兩條潺潺小溪,無止盡的流著。

請勇敢地生活下去。

她發誓,絕對要將所遭遇的那些故事,乘著歷史的浪,永遠承載下去,她會永遠成為那向外開的窗,聲嘶力竭地呼喊著,使餘音得以遠播。

馬場町紀念公園(Source: Wikipedia

寫在文後

在英雄壯烈犧牲的故事中,女性往往是陪襯的角色,但我們卻忽略了,她才是說故事的人。

領導民眾團結鬥爭的是郭琇琮、被中共地下黨吸收的也是郭琇琮,最後成為國民政府槍口下的叛國賊也是郭琇琮。

然而,林雪嬌女士從旁經歷的同時,她也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在反國民黨的文化鬥爭時,林雪嬌亦飾演白蛇傳中的角色,背著方出生不久的嬰兒,在舞台後方整理戲服。

在郭琇琮值得被記錄的大半歲月中,林雪嬌從沒有缺席,她用自己的雙眼及雙腳,同步在歷史的刻痕上行走著。她不只記下倆夫婦為臺灣所作的貢獻,回憶的過程中更再現了郭琇琮面對國民黨勢力的頑強不羈。

而後,林雪嬌女士更名為林至潔,致力於協助記憶及拼湊二二八全貌、參與白色恐怖平反運動,亦擔任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董事,不斷地身體力行,形塑一股流動可見的力量。

此外,林雪嬌也翻譯了不少文人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文人呂赫若的作品。呂赫若在日治時期時便小有名氣,以日文刊登的許多著作都頗受好評。

國民政府遷臺後,呂赫若以文學作為基底,以筆尖批判社會亂象、暗諷當局,潛在的社會主義精神早已紮根。他的小說探討階級、性別等問題,字裡行間描繪著低層人民的刻苦生活,是位富有人道關懷的作家,和郭琇琮的貢獻也有相似之處。

延伸閱讀:「有些人被槍殺了,殘存下來的人則逃亡了!」從日治到戰後,呂赫若與張文環的友誼
呂赫若(Source: Wikipedia

呂赫若於二二八事件後加入共產黨,後因光明報事件的爆發,而在逃亡過程中「被消失」了,至今有關他的死亡仍是個謎。

身為忠實讀者,林至潔將他譽為「臺灣第一才子」。熱愛自己鄉土,具有充沛理想主義的呂赫若,藉著書寫來傳達人民心靈苦悶的吶喊,雖然他不幸與一批菁英死於革命,卻在臺灣文壇上,留下了璀璨不朽的文學作品。而林至潔透過翻譯他的著作,逐字將寫實的描述灌注新的力量。

我們的故事,是一段臺灣人奮鬥史的縮影。

時隔四十幾年,至今林至潔才能好好地回想,娓娓道來「林雪嬌與郭琇琮」的過往故事。她說,她一定要親眼看著國民黨衰敗,走完末路。做為一個臺灣女人,受了這麼大的迫害,她認為,必須要伸張。

「親身經歷的事情,一定要講出來。」行經歷史風霜後,逼出的骨氣,路途雖崎嶇不平,卻步步扎實。

其實那個時代,我們沒什麼選擇。不走那樣的路,你叫我們跟誰走,又走什麼樣的路呢?

那現在的我們又應該要走在怎樣的道路,回眸及駐足於流動的歷史中呢?

林至潔女士,用她的餘生,不間斷地為歷史創造場域,證明了過去的流動,也體現它們現今仍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從她的身上,我們看到不只有人未亡,精神也永存。

延伸閱讀:灰色的二二八──讀《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本文出自: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編,《戊寅份子:二二八的在場證明 》,臺北:前衛出版,2021。

[1] 六O六:灑爾佛散(德語:Salvarsan),也稱作砷凡納明或胂凡納明(英語:Arsphenamine)或 606,是第一種有效治療梅毒的有機砷化合物,也是第一種現代化療藥物,1910 年代初投入應用。

[2] 廖瑞發為臺灣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員,曾協助蔡孝乾成立省工委臺北市工委,吸收郭琇琮等人加入共產黨,後遭牽連逮捕,於省工委被國民黨破獲後,遭判處死刑,於 1950 年 7 月 2 日被槍決於馬場町刑場。

[3] 光明報是 1948 年至 1949 年間,在臺灣流傳的地下刊物,為中國共產黨臺灣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發行之刊物,其內容主要在啟蒙臺灣人民及報導國共內戰實況,當然引起國民政府不滿,而後,當局開始查獲相關人士,許多臺共組織內的成員相繼落網,史稱光明報事件。逮捕的成員包含文中所述之蔡孝乾在內,而蔡孝乾的落網,也導致後來的臺灣共黨組織的慘烈瓦解。

[4] 二條一指的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在當時論處死刑。

參考資料

  1. 藍博洲,《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臺北:INK 印刻,2005。
  2.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臺北都會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
  3. 曹欽榮,《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臺北:書林出版,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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