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平時對於臺灣歷史或當代新聞有所關注，一定會注意到人們常將城市與特定的家族或人名連結，像是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基隆顏家⋯⋯等，遊覽各地老街時，也必定曾走進某個顯赫一時的人物故居。
家族史就是地方史──回首過往地方發展的軌跡，家族勢力的運作確實是無法忽視的關鍵力量之一，了解家族史就等於揭開了一層在地史研究的面紗。從清領時期的農業社會，到近代工商業社會，一個個家族在政權交替與產業變遷中興起又沒落。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那些曾在竹塹地區呼風喚雨的家族與名流，與他們的風城大宅門故事吧！
騎馬畫地、築水圳、建廟宇：開啟竹塹漢人拓墾史的王家
曾到過新竹幾座重要寺廟參拜的人，是否有注意到廟旁有一座「王世傑長生祿位」──「王世傑」是何許人也？
王世傑（1661-1721）是明鄭時期即來臺經商的漢人，在明鄭政府防禦施琅攻臺時，因監督糧食搬運有功而獲准許開墾竹塹埔。傳說，當時王世傑駕著一匹馬，從鳳山崎（今竹北鳳岡）一路騎行到老衢崎（今苗栗崎頂），而擁有了途經範圍的拓墾權。然而，礙於戰亂與龐大的開墾經費，直到康熙 50 年（1711 年）前後，王世傑才率領福建泉州同安縣的鄉親一同渡海，從城隍廟附近的暗街仔（今東前街 36 巷）開始拓墾。
過去的竹塹地區是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生活區域，直到王世傑與族人開墾後，道卡斯族才漸次遷徙到舊社、新社等地。隨著竹塹的開發，王家也躍上時代舞台，成為掌握竹塹大片土地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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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騎馬畫地成為大地主，王世傑更創建埤圳灌溉田園，修建廟宇安定人心，奠定了他在新竹拓墾的重要地位。1697 年，郁永河在《裨海記遊》以「林莽荒穢，不見一人」這般描述當時的新竹；但不到 30 年，從頭前溪南岸的樹林頭往南，至靠近香山的南勢地區，逾千甲的土地均為王世傑一族墾闢為田園。
修築水圳後，更可灌溉近半數的土地，因而隆恩圳最早得名為「四百甲圳」，意思是這條水圳能灌溉四百甲土地。此外，由於早期渡海來臺的移民常將身心安定寄託於神靈祭祀，王世傑更捐獻了土地與資金，修建東瀛福地、新竹城隍廟、竹蓮寺等新竹著名的廟宇。在拓墾中，無論物質或心靈上，王家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影響深遠。
經商、科考、參與地方事務：內外公館兩大家
清領社會的社會領導階層，常是具有一定經濟資本的在地商人。他們除了經商之外，他們常也透過科舉功名與公共參與，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與建立社會網絡，將經濟資本轉換為社會與政治資本，再回過頭來鞏固地方經濟支配權。這點尤其可見於清領中晚期興起的竹塹鄭家和林家。
乾隆初年，王家因為爭訟問題逐漸沒落以後，同樣落腳於竹塹的鄭氏與林氏成為清領中晚期竹塹兩大仕紳家族，他們分別以鄭用錫（1788-1858）與林占梅（1821-1868）為代表。
鄭用錫是著名的「開臺進士」，因科舉得意光耀門楣。他在械鬥頻繁威脅竹塹安危的時候，聯合其他仕紳奏，請建造竹塹第一座以磚建造的淡水廳城（如今只有東門城被保留下來），並出任築城總監。此外，鄭用錫也與堂弟鄭用鑑長期擔任明志書院山長。哥哥鄭用鍾的「鄭恆利」商號，是鄭家強大的資本後盾。
林占梅的家族則憑著祖父林紹賢創辦的「恆茂號」，經辦全臺鹽務成為竹塹巨富。雖然沒有科舉功名，但積極捐款、組織團練，協助平定戴潮春之亂，林家還常在潛園廣邀文人雅士吟詠為樂，帶動了新竹的文教風氣，使林占梅成為竹塹地區重要的仕紳代表。
從鄭用錫與林占梅兩人的生平概述，便可充分可看出，清領時期的家族如何透過經商、科考、捐納軍功、參與地方事務等方式，成為地方領袖。此外，雖然傳言林鄭兩家常暗自較勁，建造內公館潛園和外公館北郭園來分庭抗禮，但家族間也有聯姻創造利益結合的時候，如鄭用錫次子鄭如梁與林占梅的胞妹便互結連理，因此鄭用錫在姻緣上是林占梅的叔伯輩，並曾在林占梅困頓時予以勉勵。
除了林、鄭兩家，原先在鄭家當傭工，而後自創「陵茂號」商號致富的李錫金家，以及兼營郊商貿易與墾殖事業的「吳振利」家，也同為清領時期竹塹地方上具有影響力的望族。當時的大家族多世居在北門大街上，這條路市集群聚，可說是當時最熱鬧繁華的區域。
政治遊戲規則轉變！殖民政權下的在地家族轉型
到了日治時期，舊有封建制度下的科考晉升不再適用，傳統的權力結構與政治遊戲規則也隨之改變。
在新政府統治下，仕紳們失去原有的經濟大權，他們要的不過是身家安全以及既有地位與利益的保障；另一方面，初來乍到的日本殖民政權也需仰賴仕紳在地方上的社會網絡與影響力，來協助統治。因此，當時的社會菁英與日本殖民政府，發展出雙向的互利共生體系。執政當局給予鄉紳食鹽、彩票等經濟上的專賣特權，也授予他們區長、保正等基層公職，讓地方仕紳可以透過基層公職協助推動地方建設，發揮影響力募集公債、捐款勞軍，並帶頭倡導當局的新事務政策。日治時期竹塹的地方仕紳，可說是「一方面支撐著國家，一方面又為國家所控制」。
日治的新竹望族，有延續清領時期家族能量的北門鄭家，李錫金家族的李雪樵、李文樵、李逸樵三兄弟與他們的子執輩，以及新興的古賢林高庇林家、蘆竹湳庄蘇賢合蘇家等。鄭家在日治時期的家族領袖，是鄭用錫的姪子鄭如蘭，及鄭如蘭的兩個兒子鄭拱辰與鄭神寶。其中，又以鄭拱辰最為活躍，他不只是新竹最早擔任新竹廳參事的漢人，還組織發起臺灣起最早的「新竹農會」，與眾仕紳集資籌辦東門市場。他與黃鼎三、陳信齋等人，在當時政經領域扮演核心角色，積極參與殖產興業[1]如新竹製糖會社、製腦會社、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等的投資，可說是新式產業轉型的先鋒。
有些家族雖然資本與聲望不如大家族，但在日治時期新竹產業與歷史發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影響至今。舉例來說，南勢郭家便是新竹米粉產業的先驅，他們引以維生的米粉製造，後來被發揚光大成為新竹代表特產。長期擔任新竹第一保正的蘇鴻元，以及他以下四代 24 名醫生子孫的醫生家族，更顯現了日本殖民政策下，臺灣人多選擇擔任醫師與教師，使這兩個職業成為社會菁英代名詞的時代背景。
總體而言，不論是在哪個政權的統治之下，大家族都有其相似與相異之處──
政治方面，清領時期多為地方上的官員與菁英共治，仰賴仕紳的資財與聲望解決地方問題。而日本殖民政府來臺後，藉由警察與保甲制度加強由上而下的控制，雖同樣授予傳統士紳公職，但地方社會的色彩已然減退，性質偏向官派屬員。
經濟方面 ，清領大家族多由郊商貿易與土地墾拓起家，透過科舉制度成為鄉紳來保護家產。到了日治時期，家族領袖以政治上的利益向政府交換經濟資源；而傳統家族的土地資本，也在土地調查完成後，轉換成現代金融體系的流動資本「信用」，在殖產興業政策下成為投資新式產業的現代商業資本，進行家族轉型與新型態的資本累積。
戰後「雙派系主義」下，相互制衡的東西許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大刀闊斧地實施土地改革與地方選舉，這兩大政策改變了傳統地方政治以仕紳和地主為主體的權力結構。政府透過地方自治收編臺籍菁英與地方勢力，選舉不只作為民主政權的象徵，更是要吸納與動員本土力量，鞏固並維持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至今仍深植於臺灣在地政治網絡的地方派系，因而逐漸形成。地方派系的組成雖不完全延續日治大家族的勢力，但仍以地緣、血緣或社會關係為結盟基礎，與國民黨政權形成「恩庇侍從」[2]關係，長期享有地方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獨佔特權。然而，國民黨政權對這些地方勢力，實際上是採取既合作又提防的兩面態度──一方面倚靠他們在選舉中發揮政治動員力量，另一方面卻又忌憚他們逐漸壯大後反撲。後來改採取「雙派系主義」，在各縣市扶植兩個以上的派系相互制衡，以達到「以臺制臺」的牽制效果。
在新竹縣市，這兩大派系便是同樣握有公車營運路權許可的東許派和西許派。以東門許振乾為首的東許派，擁有新竹客運公司，行駛路線橫跨桃竹苗三縣，深入各鄉鎮基層角落與民眾密切接觸。以西門許金德為首的西許派，底下則有新竹貨運、新竹合會、南港輪胎、士林電機等事業，員工眾多，聲勢浩大。
雖然地方派系形成初期家族色彩強烈，但隨著派系以利益和人際網絡為基礎逐漸向外擴展，血緣便不再扮演關鍵要素。1982 年，新竹縣市分治，東許、西許派影響力逐漸式微，轉變為以族群為分隔的閩南派、客家派與外省派勢力。
整體來說，戰後社會逐漸由傳統威權統治的農業社會，轉型為民主的現代工商業社會，家族與在地發展的關係，不再由複雜的政經利益交換網絡相連結。此外，隨著教育資源的普及與家庭、人口結構的轉變，人才培育成為國家的義務，個人成就也不再重度仰賴家族社經地位。
回過頭來說，放眼如今臺灣上層階級的權力遊戲，與其說家族的影響已然式微，不如說大家族在產業變遷下脫離了地域性的束縛，以企業集團的型態吸納全臺、甚至跨國的金融貿易資源，建立起全新的政商合作關係與商業遊戲規則，在現代社會繼續進行無止境的資本積累遊戲。
綜觀新竹從清領到現代的社會變遷，家族始終在人才培育、經濟發展、地方政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族史提供了我們一個微觀的視角，從最基礎的社會組成單位切入，以多個人物的「點」，家族與家族間的「線」，連結、描繪出鉅觀社會發展脈絡的「面」。從家族與政權間的利益交換與衝突角力，看見家族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限制，以及善用各種條件運籌帷幄、開創屬於自己時代的能動性。可以說，建構在地的家族史，就等於建構了完整的歷史生活樣貌。
除了建築物之外，「家族」何以興起、何以沒落，家族深厚的經濟或文化底蘊如何影響後輩，也是我們關心的主題。很高興本期專訪了對於新竹家族史有深刻研究的陳百齡教授，藉由拼上新竹重要家族史的拼圖，我們對於竹塹地區的發展、錯綜複雜的政治板塊又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時也期待深入淺出的報導，能引發更多讓市民朋友們思考「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討論與關心。
- 陳運棟（1997）：卷七〈人物志〉。出自張永堂編，《新竹市志》，新竹市文化局，p.198。
- 薛建蓉（2005），《清代台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學位論文。
- 陳百齡（2015）：《石碑背後的家族史--新竹近代社會家族研究》，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 陳百齡（2018）：〈探索日治時期新竹市的望族：一個以《新竹市志》人物志為基礎的初步分析〉。出自韋煙灶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市文化局，p.305–337。
- 李維修（2015）：《從素封家到社會菁英─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士紳的社會變遷(1895~1937)》，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 葉甫和（1993），《新竹市地方派系與選舉之研究》。銘傳大學公共管理與社區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 陳台峰（2004）。《地方派系與選舉關係之硏究》。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學位論文。
[1] 殖產興業是日本政府推動國家近代化的三大政策之一，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與設備，運用國家政權與資金，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加速資本累積以扶植國內私人企業的成長。
[2] 以「恩庇─依隨二元聯盟關係」來完成對政治社會體系的動員與控制。在地方派系的權力結構中，作為「依隨者」的地方派系透過對「恩庇者」國民黨政權的效忠與服從，來換取經濟特權與地方勢力的培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