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馬雅國駐臺大使返鄉考查成果報告書（一）：馬雅文化研究的背景

今年是 2018 年，距離上次大使回國已經有近 5 年的時間了。大使時時刻刻思念著故鄉。終於，在臺灣所有的事務告一段落後，大使我又有機會可以回到馬雅國。這次，我跟隨知名馬雅銘文學家 David Stuart 的腳步，再次前往貝里斯與瓜地馬拉，學到許多最新馬雅知識，以及看到不少最新出土的文物。David Stuart 無疑是當代最傳奇的馬雅銘文研究者。以下是 David Stuart 傳說（誤）。

1. 江湖傳言說他 6 歲就會解讀馬雅文，也有人說是 3 歲。（不過根據本人表示 6 歲比較合理，而且只是會一些簡單的字。）


2. 從小的遊樂場就是各個馬雅遺址。


3. 童年的好朋友，是一堆馬雅考古學家


4. 跑去找馬雅學者琳達．席莉（Linda Schele）玩，還跟她説桌上馬雅文字的意思。


5. 席莉帶他去帕連克（Palenque），讓他去試著分析神廟牆上的文字與雕刻。沒想到他 1 個月的工作成果，等於一個考古學家 3 個月的工作成果。


6. 13 歲的時候，跟爸爸合寫了一篇馬雅文化的論文。


7. 18 歲的時候，開始著手研究馬雅文字的字符變換原則，最後也成功了。

我想，看完以上經歷，如果沒有覺得他是天才，那你一定很奇怪。

在接下來的幾篇文章，大使將會介紹這次「追星」後所學到的最新知識給大家。不過，一開始作為背景知識的說明，大使第一篇想要先談談「馬雅文化研究的三個途徑」。

所謂馬雅文化研究的三個途徑是：「殖民文獻」、「考古」、「銘文解讀」。基本概念是，這三個途徑出現的順序，大致如上排序。但是三者並非絕對斷裂，而是互相影響的三個研究方法。到了現代研究馬雅，唯有透過三者之間緊密的配合，我們就能夠瞭解更多馬雅人的過去。

殖民文獻

這裡所謂的殖民文獻是指西班牙人殖民後，所留下與古代中美洲文化相關的文獻記載。文獻的書寫者有可能是馬雅人，也有可能是西班牙人。1492 年，西班牙人抵達美洲，漸次展開對於中南美洲的殖民行動。他們在墨西哥谷地面對霸主——阿茲特克人，他們擁有強大的軍力，也有許多古抄本、文物紀錄、傳承傳統文化。不少西班牙軍人、教士，也在征服後寫下不少觀察與研究。

因此，阿茲特克帝國留下相當豐富的殖民文獻，讓我們可以去暸解他們的歷史。不過，有關這方面的歷史，不是我們馬雅國駐台辦事處的業務範圍，請洽阿茲特克帝國大使館，感謝。

在征服阿茲特克之後，西班牙人書寫了不少有關征服的書籍，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記錄。例如，《征服新西班牙信史》這本書就詳細的記錄西班牙人征服阿茲特克帝國的經過，士兵、征服者進入阿茲特克都城——特諾奇蒂特蘭時的記錄，也成為我們研究相關問題的珍貴資料之一。不過，這些征服者寫成的文獻，多半帶有征服者先入為主的觀點與目的性。我們也不能完全盡信這些記載。

與阿茲特克人相比，西班牙人抵達猶加敦前的馬雅世界，已經歷一場文化的衰退，叱吒一時的馬雅潘被「修」家族（Xiu）所領導的起義推翻，猶加敦半島上因而分裂成幾個家族與城鎮的統治型態，這使得西班牙征服者在猶加敦地區，不像征服阿茲特克時必須面對為數眾多的敵人。

分裂的馬雅人，讓他們在軍事上佔據優勢。不過在瓜地馬拉高地區，則有強盛的基切王國，憑藉地形的防守優勢與戰鬥意志，讓西班牙人吃了些苦頭。但西班牙人還是順利地完成征服，開始馬雅人被殖民的悲慘歲月。在這段殖民的歲月，許多馬雅文獻佚失，卻也留下了我們破解謎題的鑰匙。

如果要說讓馬雅研究者最痛心的歷史事件，莫過於殖民初期，西班牙傳教士大規模焚燒馬雅古抄本一事。當時的西班牙人滿懷傳教熱情與對宗教的狂熱，將馬雅古抄本視為魔鬼天書。因此，有計劃地將其焚毀，導至目前僅剩四本古抄本傳世。哪怕多那麼一本，都可能讓我們對於馬雅文化的認識更進一步。

而談到焚毀古抄本，大家一定會提到迪・蘭達主教。（De Landa）他在猶加敦馬尼小鎮的冓火焚書，使得不少著作都將焚毀古抄本的罪，全部歸咎到他身上。不過，大使這裡要説，蘭達主教的確要對焚書負起他的歷史責任，但這是當時一個普遍現象，並非只有蘭達主教這樣做。所以，也不能將所有罪責歸咎在他一人身上，反而忘記其他傳教士也同樣有責任。

不過，蘭達主教卻有一個矛盾性格。他一方面焚毀這些古抄本，另一方面他也對於馬雅文化充滿興趣。1562 年，他因為在猶加敦焚燒書籍、處死祭司的罪行，被西班牙國王召喚回國調查。在回國旅程上，他開始提筆著作《猶加敦風物誌》一書。在這本書中，蘭達主教開始發揮他的「半生功力」，將他觀察馬雅文化的心得，全部寫進書中。

例如，蘭達主教觀察馬雅人書寫馬雅文字時，他發現馬雅文字似乎有一套字母表。因此，他紀錄這些「字母」，寫成了一張相當原始的字母表。沒想到蘭達主教的無心插柳，讓這張字母表成為二十世紀敲開馬雅文字之謎大門的鑰匙之一。而《猶加敦風物誌》也是考古學尚未進入馬雅研究前，最重要的研究資料。

除此之外，馬雅人也開始學習拉丁字母的書寫體系，於是出現以拉丁字母拼寫馬雅語方式，寫成的殖民文獻。例如，《奇蘭巴蘭書》（Chilam B’alam）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奇蘭巴蘭書》是猶加敦半島地區，各村落祭司或是耆老以拉丁字母拼寫當地語言而編撰而成的書籍。《奇蘭巴蘭書》的編寫時間，不少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前後，內容包含習俗、宗教與節慶儀式、天文曆法與編年史，是我們瞭解馬雅人的重要文獻資料。

不過，説到最著名的馬雅文獻，就不得不提到《波波烏爾》（Pop Vulh）。它在十八世紀時，由傳教士以拉丁字母拼寫基切馬雅語編撰而成。內容分為兩部分，分別是創世神話與基切馬雅人的編年史。其中，創世神話更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完整文獻版本。研究者藉由對比《波波烏爾》與一些古典期、前古典期出土的文物。大致上認為波波烏爾的部分情節可以追溯到前古典期的晚期。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不能説：「《波波烏爾》所記載的創世神話，就完全是古典期或前古典期馬雅人所相信的創世神話。」大使認為古典期的創世神話一定與《波波烏爾》的故事情節有些出入。而且，或許不同王國、城邦之間，也會有不同的故事情節。所以，關於古典期創世神話，還有研究的空間。

整體而言，這些殖民文獻為我們瞭解馬雅文化，提供相當珍貴的文獻材料，也是我們研究馬雅文化的開端。不過，這些文獻還是有所侷限，它們主要對後古典期的馬雅文化具有比較強的解釋性。有時候，文字之間還會帶有一些西班牙人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如果我們要用殖民文獻來研究馬雅文化，這些侷限不可不察。

考古途徑

自古典終結期以來，大多數的馬雅遺址逐漸被叢林所掩蓋。十九世紀，開始有探險家進入中美洲的熱帶雨林，尋找傳說中失落的古代城市。最著名地莫過於美國外交官史蒂芬斯，史蒂芬斯與他的夥伴們在 1839 年與 1843 年兩度進入中美洲叢林中，探訪諸如科潘、烏爾斯瑪爾、帕連克等遺址。他們先後出版了兩篇遊記，將這些「失落的城市」介紹給歐美大眾，引起一陣轟動；使得更多探險者進入中美叢林，探訪這些偉大的遺址。

更重要的是，史蒂芬斯不同於同時代的人「猜測」，這些城市為希臘人、猶太使徒等外力所興建。他認為這些城市就是當地馬雅人的祖先所建造的偉大成就。史蒂芬斯的觀點，在當時相當難得；就今日看來，也是正確的觀點。但是，這些活動就只是個探險。

雖然探險家的活動引發大眾對於馬雅文化的興趣，但真正的考古活動一直要到 1890 年代，才由哈佛大學的皮博第博物館（Peabody Museum）的贊助下，於洪都拉斯的科潘進行發掘。除此之外，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瓦克夏吞（Uaxactun）與奇琴伊札的考古活動也開始發展。不過，這些都還是單點的研究。同時，也還沒有很清楚的理解馬雅文化發展的架構。

真正大規模的發掘一直要到二次大戰後，由賓州大學支持對於瓜地馬拉的提卡爾（Tikal）進行長期的發掘行動。此後，也有越來越多的遺址被發掘出世。在馬雅世界西部烏蘇馬新河流域，帕連克（Palenque）、雅克奇蘭（Yaxchilan）、博南巴克（Bonampak）、托尼納（Tonina）等遺址；瓜地馬拉佩騰叢林的提卡爾（Tikal）、亞需哈（Yaxha’）、瓦克夏吞（Uaxactun）；米拉多盆地的埃爾米拉多（El Mirador）、卡拉穆（Calakmul）；宏都拉斯的柯潘（Copan）等遺址，這些遺址逐一出現，但這些還只是整個馬雅世界中的九牛一毛，如果清單列出來，包準你可以研究到懷疑人生。

大使想要特別介紹在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在貝里斯河谷上游地區的考古研究。戈登·威利是中南美洲考古學中相當著名的考古學家。他早年在南美洲秘魯的維魯河谷（Viru）進行聚落考古學的研究。當他在南美洲的研究告一段落後，他想要比較不同文化間的聚落型態。

於是，將注意力放到了中美洲貝里斯的貝里斯河谷中上游。他對於幾個遺址進行考古研究，想要釐清馬雅文化的聚落型態，以及聚落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他試著將貝里斯河谷的馬雅聚落分成幾個等級，作為近一步解釋的基礎。

無論是這次大使參加的文字田野工作坊，還是 2013 年參加的 BVAR，都是在戈登·威利研究的區域。例如，修南圖尼奇（Xunantunich）、卡浩・佩奇（Cahal Pech）、Banking Pot 等遺址。實際上，Gordon Willey 想要解答的問題，至今日還沒有確切的答案。大使自己認為，再過 100 年也不會有答案。

原因是馬雅地區的考古發掘，每隔幾年就會有令人驚豔的發現了！

例如，最近國家地理雜誌就報導了光達（Lidar）技術運用在低地區，得到了令人驚訝的結果。光達技術是一種透地雷達的技術，他可以藉由接收回彈的波，得知叢林、地表以下的地形。藉由光達技術，考古學家發現馬雅城市的數量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他們對於這些地區的開發、土地運用遠比我們想像的集約。例如，考古學家發現馬雅人非常密集的運用濕地，進行糧食生產。同時，城市周圍也有大規模的圍牆，顯示戰爭的激烈程度。光是這個劃時代的發現，我們就可以知道馬雅的聚落型態，還有很多新資料需要解讀。戈登·威利的問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回答。

這次，大使到了當地後，其實蠻多考古學家與參加的人在討論光達的事情。大使也趁機會詢問了一下 David Stuart 對光達的看法。對於他來說，光達當然是非常棒的一個工具。不過，現在還不能說光達可以改變我們對於馬雅聚落形態的認知。

首先，光達是個很貴的工具，這次的光達只運用在一小部分的地區，他認為每個地區應該會有不同的情形。其次，我們就算使用光達發現了城市，這些城市的學術意義，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例如，我們不知道這些聚落跟大城市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或是這個聚落的發展位於哪個時期？建築何時被建造使用？這些問題都需要透過考古，進一步研究。

最後，大使想要簡單提一下，考古發掘為我們帶來哪些認識馬雅世界的資料。最直接地，當然是考古挖掘所發現的古代城市建築。我們可以在馬雅城市中發現神廟、王族與貴族的居住區、球場、道路等，在城市的廣場，通常還豎立著石碑、祭台等設施。此外，我們在這些建築中，還可以發現大量的古代文物（Artifact），例如陶器、石器、壁畫等。這些都為我們理解馬雅文化的過去，提供珍貴的資料。

馬雅文字

接下來，就要講講大使此行，最重要的目的——馬雅文字。

過去，臺灣人對於馬雅文字的印象，不脫象形文字、無法破解的天書。但是經過這幾十年來的研究，其實銘文學家已經可以解讀大多數的馬雅文字。這個突破讓我們更深入的理解馬雅文化，在歷史學的範疇中研究馬雅文化。

眾所皆知，馬雅學家認為僅有貴族與祭司有能力使用馬雅文字，而在後古典期（AD 1000~1519）時，馬雅人使用的是比較簡化的馬雅文字。西班牙人征服猶加敦後，他們注意到馬雅人會在一種樹皮紙上，書寫曆法與宗教儀式。這個類型的文獻，在馬雅研究中稱為古抄本。文字書寫的樣式，與石碑上的樣式不太相同。因此，有時被稱為「古抄本風格」（Codex Style）。

如同前面提到的，西班牙傳教士認為馬雅古抄本是魔鬼撒旦的產物，在各個馬雅村莊搜集這些古抄本且焚毀。最有名的應該就是蘭達主教，他在馬尼小鎮（Mani）的那把火，成為馬雅研究者心中永遠的痛。同時，傳教士處死了不少祭司。在中美洲也在征服後，快速拉丁化，二十世紀時已經沒有通曉古代馬雅文字的馬雅人了。

目前，世界上僅剩四本古抄本傳世，分別是巴黎、馬德里、德勒斯登、格羅利爾古抄本。按照熱帶雨林的環境與氣候，其實很難在從遺址中發現古抄本。其珍貴性，可想而知。

然而，無論石碑、陶器、古抄本上的文字，考古學家一直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都是無能為力的，當時的考古學家僅能辨別數字、曆法等簡單的文字。到了 1950 到 1960 年代，馬雅考古學可說是湯姆森（Eric Thompson）的世紀。湯姆森提出相當多理論與預設，在當代幾乎沒有太多人懷疑；或者應該說，沒有人敢懷疑。他認為馬雅文字雖然少數可以表音，但是他強烈反對馬雅文字可以表達純粹的拼音或音節。也就是説，他不認為馬雅文字可以表音。

同時，他也認為石碑上的銘文，僅記載了天文曆法與宗教儀式，沒有任何的歷史記載。這是配合他認為「馬雅人是一群天文宅男」的預設。

話雖如此，但現在事情正在逐漸改變。

前面提到，蘭達收錄在他的長篇論文《猶加敦風物誌》的「字母表」。一直沒有人發現它的價值。這篇論文就躺在圖書館裡三百多年。（頗有大家的碩士論文的味道）直到二十世紀，一些研究者才重新審視他的重要性。蘭達主教的字母表便成為我們破解馬雅文字謎團的關鍵。

1950 年代，兩個俄國人正在改變這一切。首先是 Yuri Knorosov，他針對湯普森的論點，提出馬雅文字其實是表音文字。不過，湯普森相當堅持自己的看法，當時的人由於湯普森的影響力，多半也沒有支持 Yuri Knorosov 的看法。另外一位俄國人則是 Tatiana Proskouriakoff，她認為石碑中的文字，不僅記載天文曆法，也記載了歷史。她的假說同樣遭到湯普森強烈的反對。有些說法認為湯普森堅決反共的立場，讓他無法接受俄國人的挑戰。也因為湯普森的強勢，兩人的說法要到湯普森去世，才又受到大家的重視。

Thompson 死後，在 Michael Coe和David Kelly 的介紹下，馬雅文字能表示語音，同時記載歷史的說法逐漸被研究者所接受。1970 年代，馬雅文字的解讀進入一個新時代。在著名的帕連克圓桌會議上，馬雅學者開始試著解讀王朝歷史。第一個被解讀出來的王朝世系，就是帕連克城的王朝世系。這種合作式論壇也就成為馬雅文字研究的一個普遍模式，例如每年冬天舉辦的 Maya Meetings，就是學界現在最重要的活動。帕連克圓桌會議開啟了銘文解讀的新頁，逐漸讓馬雅學者開始能掌握一些歷史事件，進而開始初步的歷史研究，以及編年史的整理。

雖然如此，馬雅學者仍有解讀的最後一哩路需要突破，那就是馬雅文字的「字符變換」原則。也就是說，馬雅文字沒有固定的寫法，需要確認不同聲符或字符是否指同個意義或是音節。而這個問題，正是由 David Stuart 所研究解決的問題。

直到今日，只要出土文字的破損不要太嚴重，我們都可以解讀大多數的文字。大使這次在貝里斯，就多次見證大衛・史都華毫無障礙的直接閱讀石碑的神蹟。

三種途徑的重合

今日的馬雅研究，已經不是單一途徑可以解決問題的時代了。無論考古、銘文、殖民文獻，都有各自的侷限。但是，三者的發展無疑延伸出許多不同的領域。所以，多學科的交叉方法是我們瞭解馬雅文化帶來非常有力的工具。例如透過穩定同位素，我們可以知道墓葬主人的出生地，配合銘文我們可能就有更多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又例如考古出來的藝術品，也需要透過殖民文獻記載的創世神話，理解場景的意義。由以上兩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知道馬雅文化的研究，不使用多學科的交叉方法，就無法全面理解馬雅人的過去。

就此而言，大使認為出生在這個時代很幸運。不但文字破譯已經有成果，許多考古技術也一直往前推進。使得我們現在研究馬雅文化，可以獲致很多前人無法想像的結果。我們對於馬雅文化的認識，也如光速般地，在這 20 年內快速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