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墾與逃難：與明清時期漢人來臺的比較
「外省人」的意義，本來只是一個單純的相對於「本省人」的名詞概念，只要是來自外省的客旅，都會被當地人稱為外省人，如浙江人到廣東省工作，浙江人在廣東省當地就屬於外省人，民國以來由於局勢變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省都有許多外省人移居於異鄉，中國由於受到長期以來地域觀念，確實存在著認同與排擠的問題，這樣的情形若移到臺灣，本來也應該是同樣的概念，但是事實上另有一層問題。
日本投降之後在臺灣所謂外省人，不只是單純相對於臺灣省籍的人，而是有一口外省腔，愛講當年打日本、打「共匪」英雄事蹟的一群人，具有時代因素的特定族群，有些人認為區分外省人是外省人自己居於優越感而劃分的，如楊開雲便認為：「其實追根究柢，本省、外省之分，不是本省人分的，而是外省人自己先分的，外省人因為初來的時候有一種優越感，於是鴻溝就劃出來了。」
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戰後臺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是經過較長時間才逐漸形成。
戰後初期來臺的大陸人士已被稱為外省人，本來沒有排斥性，然因二二八事件發生被延伸為省籍的紛爭，特別是 1949 年湧入更多的大陸民眾，外省人變成為特定的指稱，一般而言，是指在 1945-1950 年前後，由大陸各省陸續來到臺灣的軍公教及民眾；即使經過幾十年後已融合在臺灣社會內，但他們仍然被稱為外省人，雖然有些人開始採用新住民來稱呼，但社會上普遍的認知，仍泛稱外省人。這批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分的軍民，移居到臺灣含有移民與逃難兩種性質。
「移民」一詞在中國《周禮》、《管子》書中都曾出現，另有用「徙民」， 意指人口的遷移；近代以來，西方用「移民」（emgiarte）或離散（diaspory），有被認為是遷往國外定居的人，或國內較大多數的人口遷移之意，亦有從地理或社會的角度界定移民者。
葛劍雄在《中國移民史》中對移民做如下的定義：「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移人口。」以 1949 年左右從中國大陸各地來臺的人口而言，數量百餘萬人，從大陸到臺灣居住的時間已近 60 年，具有移民的內涵，這一階段的移民，有學者認為是屬於政治性的移民，係指受到戰亂因素影響，或因內戰而徙居外地者，這是相對於日本投降之前由大陸移入臺灣的非政治性移民而言。
由於國共內戰失利，公務人員基於職務，一般民眾基於安全等因素的考量，自 1948 年年底之後已開始有計畫的遷居臺灣，因此確有移民的性質，但不是一般個別移民的性質，而是一種政治性的移民。
然而從另外一方面，這批人到臺灣也具有相當程度的逃難性質，由於國共內戰戰火波及人民的安全，許多人被迫在短期內攜家帶眷、變賣家產倉促離開，遷徙到安全的地方，天津《大公報》有一篇〈烽火中的逃難者〉談到：
逃難的洪流，由華北而華中，而華南，最後有些人高飛遠走，遁往異邦，其時，這股流向只能代表上層社會，人數不多。譬如說，兩週間國內到香港的人逾萬，到台灣或其他華南各地的人數雖無統計，擁擠雜沓則在想像中。我們對這種消息，並不否認其足以加甚人心的恐慌，但冷靜予以分析，無論如何，他們總是比較少數，比較有辦法的人物，這只能算是一種逃難。或是政治的，或是財產的，或是商業的，原因不一，處境互異。
這段敘述相當符合當時的情形，因此是一種逃難，1945-1950 年代初期來臺者大都有共同的歷史記憶。
逃難者在心態上大都是被迫，對於逃難地區一開始多少有過客的心態，加上來臺的領導者不斷的宣傳「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大部分民眾總希望能在戰事告一段落之後返回原鄉，有些較富裕者並沒有藉著較佳的經濟條件在臺灣大量置產。
除了逃難、移民的名詞之外，另外有部分的大陸學者甚至主張用逃離而非逃難，因為他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占據是苦難的開端，但其實這是一種認知的問題，逃難者確實感受時局對他們而言會帶來不安與苦難，因此才需千辛萬苦到臺灣。
至於國軍方面有用「轉進」來形容自大陸撤退至臺灣的部隊，中共渡江後南京、上海棄守，政府為避免國軍被完全殲滅，保存反共的希望，逐漸將軍隊撤退來臺，有些將之稱為轉進，成為臺灣人口的主要結構。
不論使用移民、遷徙、逃難、撤退或轉進都有其特定意義，交互使用應該都可以，雖然當時外省人來臺確實是一段逃難的過程，但多少有遷移的性質，本文認為並不需要刻意去統一，交錯使用遷移、遷徙、逃難、撤退、轉進等名詞更可凸顯大時代動盪的特質。
1949 年的逃難潮對臺灣注入新血，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新的外省精英，無疑對臺灣是一股動力，對原有的臺灣居民與這批外省人而言都帶來雙向的影響。
臺灣過去為許多南島語系原住民居住的地區，自明代中業後漢人遷臺的人數逐漸增加，其後經 400 餘年的歷史發展，呈現出許多特質，其中移民的特質特別明顯，甚至有學者認為：「整部的臺灣史，也就是臺灣的移民史。」
亦有學者認為：「移墾社會的探討，為研究臺灣史不可或缺的一環。」9 從 16 世紀末開始有漢人來臺墾殖，之後荷西時期、鄭氏時期、清領時期各有許多漢人來臺，特別是清領時期，來臺移墾者更多，但以福建、廣東省籍為主，特別是閩南一帶的民眾最多。
雖然學者都重視移民的問題，但對移民社會的問題則有不同的觀點，以清代移墾社會的轉型的探討就有三種不同的理論，其一，「內地化」理論，以李國祁為代表，李提到：「台灣自康熙時期歸入清帝國版圖後，雍正以降，清廷所推行的政策，則為使其內地化，其目的在使台灣變成中國本部各省的一部分。」
其二，「 土著化」理論，以陳其南為代表，陳強調：「從 1683 年到 1805 年的兩百多年中，台灣的漢人移民社會逐漸從一個邊疆的環境中掙脫出來，成為人口眾多，安全富庶的土著社會，整個清代可以說是來自漢人由移民社會走向土著化變成土著社會的過程。」
其三，「雙向化」理論，陳孔立對於上述兩種理論評論時提出：「它是雙向型的，而不是單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陸社會，一方面日益札根於台灣當地。」 不論這些爭議如何，明清時期來臺者可以歸為一個時期，稱移墾時期或移民時期都可以。日本投降後（1945-1952），再度有許多漢人從大陸來臺灣，在臺灣歷史上是時間最短，湧進最多漢人的時期，可以稱為逃難時期或撤退時期。
臺灣族群新結構與問題─芋仔與蕃薯的糾葛
大陸 120 餘萬人撤退至臺灣，直接立即的影響即是人口族群（ethnic group）結構，本來日治時期臺灣的人口結構以閩南（福佬）、客家、原住民及日本人為主，日本投降後，日本人除留用的技術人員外，大部分相繼回國，臺灣的人口結構即以閩南（福佬或河洛）、客家、原住民、外省人為主，形成四大族群。移民者當然也希望獲得認同，然由於歷史因素產生許多不合諧性，族群衝突與融合成為臺灣變動的因子。
以戰後臺灣的族群結構而言，1945 年本省籍（含閩南、客家、原住民），占百分之 99，1949 年，本省籍占百分之 94.3，外省人僅有百分之 5.6，到了 1961 年，本省籍為百分之 87.8，外省籍人口占百分之 12.2，雖然這項比例未將軍隊人數計算在內，即使加上軍隊占臺灣總人口的比例仍不算高（約百分之 15 至 20 左右）
但在政治地位上，不論是黨政的領導階層，或中央民意代表，外省人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而且由於這批人居住集中於某些地區，語言不同於原來臺灣居住的居民，形成一個特定的群體， 被稱為「外省人」、「阿山」、「芋仔」，這批人到臺灣之後，對臺灣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首先，從來臺外省人內部的融合而言，戰後初期，外省人來臺者雖然以福建、浙江、江蘇、廣東、山東省居多，但包括大陸各省，來臺灣之後，不僅是與臺灣省內的三大族群的融合，也是大陸各省間族群的大融合。
從民國以來，歷經軍閥統治、國民政府的統一，不僅有中央與地方的衝突，省籍的排擠問題一直存在；戰後初期歷經共同逃難的苦難，加上政府在安置上所形成的眷村感情，外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紛爭與競逐可能還存在，但相互的排擠減少，在共同記憶如對日本人的仇恨，恐共的心理及對大陸的情懷上較為一致，使原來在大陸時期的省籍問題來到臺灣之後的確變淡。
特別在國家的認同上，在臺灣的族群氛圍下，福佬、客家、原住民在政黨支持與國家認同的立場上比較異質而分歧，相對的，外省人則有較高的同質性。
其次就外省人與臺灣族群間的問題，共同的語言、文化與共同的記憶，較容易融合，相對的，不同的語言、文化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會，1947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原因之一即是來自文化與語言的差異，由於事件造成甚多人傷亡（約萬人），被宣傳成臺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政府遷臺之後，問題依然存在，這批渡海來臺的移民者不會使用島上通行的福佬語 （河洛語）或客家語，無法與當地居民流暢的溝通，過客的心態使他們一開始並沒有認真學習河洛語，長期以來的互不了解一開始並未改善。
「外省人」在黨政軍統治地位的優勢， 代表著政治的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強勢者，相當程度的擠壓部分臺籍人士的發展；大量眷村的興建，雖解決外省人居住的問題，但外省人自成為一個文化圈，無形中也是一種隔礙，本省人與外省人間好像總是存在著一些鴻溝，加上政治因素的影響，如中央民意代表及地方縣市長的選舉，有些候選人以省籍進行操作，使原本合諧的族群關係，被放大而出現一些衝突，族群間的矛盾未能消弭，成為往後臺灣相當棘手的問題。
其三相互影響，戰後渡海來臺的外省人，與臺灣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對這塊土地有不同的感情認同，但是，外省人與臺灣人的想法卻一直都在彼此互動下相互影響（interaction）。
來臺的外省人，雖然大部分集中於臺北縣市、桃園縣、高雄縣市與臺中縣市，但其他縣市皆有，與臺灣人經過長時期相處之後， 建立起精神與物資的相互交流與影響，移民者帶來新的文化思維，本身亦逐漸融入整個社會中，從生活習慣到文化思維確實有一些改變。
這批外省人來到臺灣，除了適應與融合臺灣的生活文化之外，也帶來大陸時期各省的生活習慣，各省的家鄉菜充斥街頭巷尾，北方的麵食、川菜、湘菜館林立，成為許多人生活消費的地方，臺灣民眾過去的衣著儉樸，由於移居臺灣者以大陸沿海城市居多，一些高級的服飾店增多，「海風」（上海）、「港風」（香港）的奢華與時尚，對臺灣衣著帶來一些負面的評價，但大陸人的部分衣著（長袍馬掛、中山裝、旗袍）成為當時臺灣生活的一部分。相對的，臺灣的飲食文化也成為外省人生活的一部分。
對臺灣而言，1949 年可以說是接續民國以來歷史發展與臺灣歷史發展的開端。給臺灣帶來了正負面的影響，在不斷的衝擊與融合中，有許多人已成為歷史，但他們到臺灣的確增加了許多歷史的材料，所建立的多元文化價值應該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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